苗海南是近代济南百年开埠史上实业救国的第一代开拓者，他开创了济南成丰面粉厂、成通纱厂，解放后曾出任第一届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山东省副省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本文作者系苗海南的女儿。
　　照相是我父亲苗海南生前的爱好之一。儿时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照相以及和他的同仁们看图纸这两件事。记得有一次父亲的一个姓戴的朋友来了，非要为我们小兄妹３人（四兄永柔、二姐淑芝和我，我那时只有五六岁）照相，那天不知怎么的，叫了这个，跑了那个，好不容易才照了合影。我显得很不高兴的样子。这张照片因照得好玩，所以一直挂在我家客厅墙上。
　　父亲的同仁们来了，他们老围着蓝图看，一看就是半天。那时我总也弄不明白那有啥好看的，现在当然明白了，他们那是在研究业务技术上的事。我父亲对他的纺织专业是相当的热爱，也非常用心钻研。他兼任所经营纱厂的总工程师，生产出了北方名牌“聘贤”牌棉纱。他注意对引进设备的消化吸收，其纱厂的铁工部（即机修）后来具有了改进和仿制进口纺织设备的能力。
　　那时家中蓝图多，照片也多。父亲年轻时的照片最多，有骑在驴上的，有在老家桓台县锦秋湖小船上的，更好看的是父亲在英国念书时和女同学的合影。有一张照片我至今记得清楚，照片上的父亲很拘谨，旁边的英国女同学倒笑得很大方，戴着的圆帽子一直压到眼眉，这大概是上世纪３０年代的时髦打扮吧。父亲自己单独照的也不少，年轻时他多着洋装，照得都不错。我想大概是父亲年轻时比较英俊，所以喜欢留影吧。可惜，我们兄妹７人的相貌都不如父亲他老人家。但是，至“文革”，父亲的照片和他酷爱收藏的字画一样，都被付之一炬。
　　父亲对收藏字画更痴迷，因此，与当时书画界不少名家结为挚友，如齐白石先生等。上世纪５０年代，山东省的领导同志仰慕齐老，曾让我父亲代求齐老治印。父亲收藏颇丰，历代名家大都涉及。当时在民间收藏界中父亲即有“华北第一收藏”之誉。这可能也是当时的一家之说吧。父亲热爱这些古董字画，只要买到手就怕再散失，生前连我们兄妹也一张不给（那时我们不喜欢，也不稀罕）。他自己收藏欣赏并准备将来留赠博物馆。可惜他的这一心愿没能实现。“文革”期间，这些字画大半在青岛的家中（父亲夏天多居于青岛）被“破四旧”的人们在院子里烧了，大批字画烧了差不多两天两夜，并殃及旁边的两棵树。家中照片亦遭此厄运。
　　“文革”结束后，我家（包括在外地的兄弟姐妹家中）竟没有父亲的任何照片。想来，家中的照片是抄家时毁的，而我们兄妹存的几张也大都为和“资本家父亲”划清界线而毁掉了，特别是解放前着洋装的更不敢留。
　　至１９７８年，山东省委为我父亲落实政策，恢复名誉，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时，遗像成了难题。最后，还是组织上从父亲最后担任的那届全国政协委员登记表（或证）中找到了一张标准像，这才算有了遗像。
　　１９８４年我被组织上安排担任山东省工商联副主委时，常与艾鲁川先生在一起开会。艾老提到他还保留着一张与我父亲的合影，后找来交给我，我当时真是大喜过望，遂重印若干张分送照片上所能联系到的人，如张东木和陈孟元的儿子陈锡早（当时是青岛市民建委副主委，后移居澳洲），我们当时常在一起开会。我们兄妹当然每人都有，得到这一珍贵照片，大家自然是如获至宝。
　　这张照片摄于１９５０年６月，是我父亲（华东军政委员）参加华东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时，在会议间隙于上海哈同花园（现上海展览中心）的合影。前排自左至右为：陈孟元、艾鲁川、郭子化、许世友、傅秋涛；后排自左至右第二人起为：张东木、苗海南、张国华、黄元吉。
　　陈孟元，曾任青岛市副市长，山东省民建副主委，青岛原阳本印染厂总经理。
　　艾鲁川，曾任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世纪９０年代任山东省工商联主委。
　　郭子化，当时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许世友，当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
　　傅秋涛，当时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
　　张东木，曾任济南市政协副主席，山东省工商联副主委。
　　苗海南，曾任山东省副省长，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山东省工商联主委，山东省民建主委。
　　张国华，曾任西藏军区司令员。
　　黄元吉，曾任青岛市工商联主委，山东省工商联副主委，原青岛上海银行经理。
　　照片中的人现皆已作古。我的父亲去世于“文革”之初的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３日。那正是“破四旧”最为激烈之时，当他看到他苦心搜集并万分珍惜视若生命的国宝被撕毁烧掉时，肝肠寸断，心如刀绞，一再请求红卫兵送博物馆，但狂热的红卫兵谁会听得进去！就连我们也怕沾上“四旧”，挂在济南家中的字画，也赶紧取下扔掉。为此，父亲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当时他年仅６２岁。他走得太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