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共有六个孩子，分别出生在醴陵、武汉、香港、上海、莫斯科、哈尔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为革命出生入死、劳碌奔波的一生。最先出生的四个孩子，都是从小就离开父亲，有的送回老家，有的寄养在别人家里，不但互不相识，而且互不相知。直到建国前后，才陆续回到他们身边。

　　李立三和李莎对孩子们的教育原则是：政治思想上关心，首先教育他们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生活上很照顾，但不许特殊，使他们同广大青少年一样，在平等的环境中成长，成为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才。两个最大的是儿子，一个是李人纪，一个是李人俊，他们一到革命阵营中，李立三就反复强调，你们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做人要光明磊落，在组织和同志们面前不讲假话，一定要把自己在旧社会的经历向组织详细交代清楚。这是参加革命队伍的第一步，这一步走不好，今后一辈子都将站不稳脚跟。并且举出很多事例，说明在革命队伍里讲假话是要垮台的道理。他还用自己一生的言行，为孩子做出了榜样。

　　比如，当人纪、人俊最初和他们夫妇见面的时候，他就问孩子：“我曾犯过错误，你们听说了吗？”他们则说，听到过一点，但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就把他所犯的“立三路线”的错误讲了一遍后，说：“共产党就是提倡自我批评，一个共产党员究竟有没有党性，就看他能不能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这在旧社会是不能理解的，人们只会自我吹嘘，错了还硬称英雄好汉，保全自己的面子。共产党人不讲个人的面子，只讲人民的面子。你们想，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面子和一个人的面子，究竟哪个大？共产党员犯了错误，首先就要想到人民的面子，不但要承认错误，还要把自己犯错误的教训告诉大家。比如说：这墙上有个钉子，你碰了一下，就应该记住，别再去碰它，不但自己不要再碰，还要不断提醒别人：‘这里有钉子，我就吃过亏，你们千万要注意。’大家都不碰钉子，就会保全了党的面子，人民的面子。”

　　为了让孩子们能在思想上健康成长，李立三除了经常讲解自己犯过的“立三路线”错误外，很少讲自己对革命的贡献。由于安源离李立三的老家不远，不少乡亲来京时，常给孩子们讲当年曾经目睹李立三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运动中出生入死的情况，把他说成是敢于打抱不平的英雄，甚至还带有一些神秘色彩。老同志来家里串门，也向孩子们介绍李立三在各个时期的活动情况。如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发动的几次大的斗争，五卅运动中筹划工商学界的联合大示威，北伐战争中带领工人纠察队收回武汉英租界等等。所以，孩子们和他在一起时，总想听他讲点这方面的事情，但不管是故意问也好，或闲谈时偶然涉及也好，他总是笑着把话岔开。谈起过去的斗争，也总是夸赞那些牺牲了的同志。

　　记得有一次人俊提到李立三年轻时跑到程潜的护国军去当兵时写的一首诗：“浩气横牛斗，如焚痛国仇。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孩子们很敬佩爸爸的这种行动，也很欣赏这首诗。但他听了以后，只是笑了笑说：“我都记不大清了，那时的确想救中国，但是应该怎样闹革命，是不知道的，后来到了法国，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待孩子们渐渐懂事以后，便问李莎，爸爸为什么对自己，从不讲“过五关、斩六将”，只讲“走麦城”呢？李莎说，这就是你们的父亲李立三！

　　在生活上，他们对孩子十分关心，尽量给他们创造学习的机会。送两个儿子到外国语学校读书；送两个女儿去大连学习；送两个小女儿到苏联大使馆学校读书。但是，生活上决不许他们搞特殊。1949年春，送人俊到外国语学校学习的时候，李立三就曾经对他说：“你从小就离开了我，这是革命年代里不得已的事。现在全国胜利了，我送你去上学，算是弥补父亲培养子女的责任。今后就要靠你自己好好学习和工作，为人民立功，不要有任何特殊的想法。共产党不比国民党，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世袭制。这并不是像反动派所污蔑的那样，‘共产党六亲不认’，我如果不认亲属，就不会叫你到我这里来。但是我如果让你显得比别人不同，那就会害了你。”

　李立三经常强调要孩子们以普通学生的面貌生活在群众中，不要有任何特殊。当时全国都是过供给制的生活，孩子们在学校，除了享受规定的一份津贴费用外，他们从不另寄钱和衣物，李立三经常说：“当年我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做工，学费、生活费都靠自己想办法解决。现在你们一切都有组织负责，就应该完全满足了。”

　　两个最小的女儿英男和雅兰，生活在他们身边，条件好一些。但从入小学开始就坐公交车上学。雅兰七岁时，大人也只将她送到公交车站，然后自己乘车去学校。当她们年纪稍大一点后，李莎就常对她们讲：“现在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比老百姓好得多，党对我们已经照顾得够周到了，除此以外，我们不应该再有什么要求了。”1965年，李立三、李莎夫妇鼓励英男去参加学校组织的农村“四清”工作队，并要她争取去艰苦的边远地区。当她从山区写信回来，谈到在那里睡土炕，吃窝窝头，和社员们一起劳动的时候，李立三非常高兴地说：“这就好了，没上这一课，就不能真正算大学毕业。”

　　孩子们有一个叔父，是李立三唯一的亲兄弟，在家乡教小学。解放初期，他因为收入少，子女多，生活有困难，跑到北京来找李立三，说养不活家，要另找工作。李立三说：“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不是这么个找法，要群众拥护，组织挑选，况且教书也是很好的工作。至于生活困难，这不光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我只能替你出这么个主意，你回去好好工作，把工农子弟教好，饭不够吃，你就吃粥，但是，千万不要装阔。如果你吃了三个月粥，而且照样努力工作，党和群众不来帮你解决困难，那就是怪事。我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现在过的是供给制，党只负责我的生活，要我再照顾你，我不能伸这个手，党里也没有这个制度。”就这样，李立三和李莎给了叔父一些平时积攒下的钱，就把他劝说回去了，以后叔父就一直安心留在家乡，老老实实地工作，没有再来找李立三。

　　平时有些乡亲，特别是长辈来了信，李立三就要孩子们写封回信，但只用他们的名义，李立三自己从不署名。他说：“我是个老党员，人家很容易通过我们来看共产党。如果根本不回信，他们会说共产党六亲不认，对党的影响不好；但如果我署了名，说不定他们又会借此做出一些料想不到的事情，对党的影响更不好。”他还多次向李莎和孩子们打招呼，凡是家乡亲友，如果想通过他们找他办什么事，一概不要答应。他说：“国民党就爱讲私人关系，共产党就不兴这一套。一个共产党员是为全国人民办事的，不是为哪个私人办事的。”但接着，他又笑一笑说：“说共产党不讲私人关系，也不完全对，以前我们搞白区工作，有时候也还是利用私人关系。不过，我们只是利用私人关系为党做事情，决不利用党的关系去为私人做事情。”

　　1950年春的一天，李立三的妹妹和妹夫从醴陵老家来了，说他们那里要开始土地改革了，妹夫的成分高，可能要定为地主，而现在当地的领导，都是在哥哥领导下工作过的人，想让哥哥帮他们说句话，要给他留条生路，别把土地财物都分光。李立三听说后，马上对他们说：“你（妹夫）是什么成分，有什么问题，当地的政府和群众最清楚了。该怎么处理都有政策，你们这样跑到北京来找我是错误的，那是要加重处罚的，你们赶快回去。”就这样，第二天给他们买上车票让他们回醴陵了。当时孩子们觉得这事父亲做得太不尽情理了，就跟他说：“人家大老远的跑来找你，你又都认识当地的人，就帮他们说说呗。”李立三听后板起面孔，很严肃地说：“那怎么行，我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土改是党的政策，我只能带头执行，不能搞特殊化，我要说了话，下面就可能不按政策去办了，那就糟了，搞不好，会影响党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