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战烽火

——司马文森和文艺界友人

文化铸造灵魂

中国在近现代史上，曾积弱百年，改变民族命运的是一代又一代前仆后继的仁人志士，他们是中华民族之魂。

思想指导行动，文化铸造灵魂。从中国的革命斗争历史看，革命的知识分子起到带头作用，出过不少力，他们是先知先觉者，父亲司马文森和文艺界友人正是这样的一群。他们拥有像高尔基笔下丹科的心，在民族危难中，在泥沼、黑暗、混沌中，在人们的恐惧、懦弱中，他们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丹科”，掏出自己炽热的心举得高高，照亮荆棘中前行的路，引领人们奔向光明。1931年司马文森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年仅18岁任中共泉州特区委员会委员，编辑地下党的机关刊物《赤色群众报》，终身从事党的统战、文化宣传工作，在人类社会最激烈动荡的20世纪风云中、在革命斗争中成长为著名作家、外交家。怀满坚定的革命理想，他的传奇生涯和开阔文学创作交相辉映。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及广州）、四十年代的桂林、（四十年代后期）五十年代初的香港是中国革命文学的中心，司马文森恰恰在那些年代、在进步的文化中心，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核心成员，和文艺界友人共同努力，前仆后继，掀起一波又一波抗战文艺、革命文学的浪潮，唤醒民众，组织、动员民众，为民族解放事业的最后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基石。他们开创了大众文艺的新纪元，人民文学的历史在辛勤耕耘中，一步一个坚实的脚印走来。

可贵的信念

1929年中国共产党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在其领导下，左翼总盟在上海成立，声势浩大，佼佼者是左翼作家联盟，“高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共媚外政策、拥护苏区和红军的革命斗争”，“在文学艺术疆场上以笔作枪，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中与敌搏击（国民党当局曾发出第15889号公函和第6039号密函指令上海党政军机关查封社联、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盟员中柔石等多人被杀害），左联文学创作战果累累。”（——《左联画史》）继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古老大地上，左联“领导和战斗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鲁迅）；茅盾先生称，左联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光荣的地位，它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先驱者和播种者。1934年冬司马文森参加左联，1936年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他与戴平万、何家槐、林淡秋等在一个党小组，任组织干事，负责江湾一带农民文艺小组和暨南大学文艺小组。父亲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在8项抗战主张上签名，参加了中国文艺家协会。1936年，实验小剧场、蚂蚁剧团在租界内上演国防戏剧，因台词有：东北是我们的，遭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阻挠、禁演。9月5日洪深起草的中国文艺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得到176位文学、戏剧、美术、教授学者等文化人联名签署，要求在中国的土地上，包括租借地内上演戏剧的自由。签名有张庚、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阿英、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冼星海、任光、章乃器、沙千里、沈西苓、蔡若虹、赵丹、白杨、金山、章泯、陈白尘、郑君里、钱俊瑞、陈荒煤、于伶、林娜（司马文森）、子崗、王人美、尤竞等，这是以中国“文化人”名义发出的第一个独立自由宣言，用中、俄、英、法、日和世界语六种文字向国内外同时发出，影响很大。左联1936年秋解散。司马文森结识的很多左联盟员：丽尼、周钢鸣、夏衍、陈荒煤、廖沫沙、梅益、田汉、安娥、葛琴、黄新波、王任叔、金丁、洪遒等，他们共同为民族解放事业，为建立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平等富强新社会奋斗的信念，为建设人类美好未来而奋斗的理想，战斗的友谊一直延续。（中国第六个五年计划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认定的、在我国有影响、有代表性的著名现代作家中约三分之一是当年的左联盟员，其中司马文森最年轻。）

抗战烽火下的集结

抗战期间，共产党是坚决抗战的力量，在前线、敌后两个战场，在武装斗争和抗战文艺两条战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斗争。1937年2月至9月，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多次谈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7月28日，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成立（简称“文救会”），司马文森和王任叔、胡愈之、钱俊瑞等在文救会宣传部工作。父亲主持上海职业青年、学生团体的救亡工作。钱俊瑞主编了一套“黑白文丛战时特刊”：《论抗战中文化运动》（宰木）、《救济难民》（张劲夫）、《战时的儿童工作》（张宗麟）、《战时文艺通俗化运动》（司马文森）、《战时青年的修养与任务》（满力涛）、《侦查汉奸的方法》（蔡力行）、《战时的农民运动》（孙冶方）、《战时的妇女工作》（罗琼、姜平、寄洪）等。《救亡日报》作为文救会的机关刊物、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报纸， 8月24日在上海创刊，经国共两党协商，由双方派出人员并共同提供经费。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后期，国民党方面的人员陆续退出，报纸的编辑工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救亡日报》成为立场鲜明、坚决抗战的一面旗帜，报道各党派、各种政治力量的抗日主张和活动；宣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坚持办报与组织救亡运动相结合，展开“文艺通俗化”问题的讨论，推动文艺通讯员运动，使文艺从少数作家圈中解放出来，使文艺大众化，同群众建立密切关系。《救亡日报》创建时，司马文森和林林、华嘉、陈紫秋等参加了工作（——夏衍：《廖沫沙的风雨岁月》代序）。从《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至停刊，转广州复刊、停刊；转桂林复刊、停刊，父亲平均每个月发表两三篇文章，并参加编辑《文艺通讯员运动》、《新干部》、《儿童文学》等栏目。《救亡日报》工作量大，经费十分短缺，同志们睡地铺、吃大锅饭，发表文章是没有稿费的。

唤起民众投身抗战是一件艰苦、细致、长期的工作，千千万万共产党统战工作、文宣工作者投身到这项艰巨的工作中，当年占人口90%以上的工农大众大部分都不识字，工作要从在农村、工厂办扫盲班、夜校开始，从解决民众切身利益开始。同时中国是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多数民众并不关心东北的沦陷，只要战火没有烧到自己身边。一些老百姓认为打仗是军队的事，与老百姓无关；一些落后群众贪图小利为敌人带路、通风报信。有的则相信汉奸的谣言：“看见日本飞机，只要摇动白毛巾就没有事”；不少老百姓听信汉奸的话，日寇打来时，家家挂起了白旗，结果全村男女老幼被屠杀，无一幸免（司马文森：《行旅》）。揭露敌人的残暴罪行，揭露汉奸的无耻出卖民族利益，宣传英雄事迹，增加抗战必胜的信念，批驳消极、悲观情绪，用事实教育民众，组织、动员民众投身民族解放的洪流的责任落到革命知识分子的头上。

壁报是大众化快捷的传播方式，在抗战烽火中兴起，延续至今。在广州，司马文森和友人创建了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壁报总站。大家分头负责总站的时事报导和新闻讲话稿件、短评、编排等，一周出两期，组织了学生抄写队和民众张贴队，第一期仅出版15份，3天后第二期增加到36份。一些团体，如妇女会的17个壁报组要求参加成为分站；个别人、三五人自动组织起来的小团体，纷纷请求加入为分站。每当新的壁报张贴出来，有人大声读出来，周围聚集的民众就听得到，针对广州民众都不会讲“官话”（普通话），为将抗战动员深入民众，抗战壁报采用方言书写。我收集到父亲司马文森的专著《怎样办壁报》（1938年2月出版），是最早的关于壁报工作的书之一，也是迄今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孤本。

司马文森手书抗战壁报版式                       司马文森著《怎样办壁报》

新形式的群众文艺运动——文艺通信员运动，在司马文森和文艺界友人共努力下迅速展开了，是把抗战文艺和人民结合起来的工作，培养了抗战文艺新军。1938年2月父亲看到陈斐琴在《新战线》上载文《发动乡村文艺通讯运动》，立刻感到很大的兴趣，于是大家决定把这工作推动起来。当时广东文学会成立不久，父亲担任理事，负责服务组，其中一部分是关于文艺通讯员的组织工作，为了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来推行这一群众性的文艺运动，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广州文艺通讯员总站”（地址：维新路南朝新街九号三楼）。参加总站工作的人很多，实际负责的有周钢鸣、陈斐琴、司马文森、周行、林林和华嘉，大家分别担任了组织，研究，指导等部分工作。在广州版和桂林版的《救亡日报》上出版《文艺通讯员运动专页》，介绍基本理论，征求文艺通讯员。许多通讯员分站、支站成立了，分布在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和香港，特别是在两广，深入到各偏僻城乡，到处都能见到文艺通讯员的活动，在农村、工厂、城镇、战壕……文艺通讯员总站先后在广州、桂林举办抗战征文竞赛、专题讲座，为通讯员的写作提供指导，推动通讯员展开集体创作，交流抗战文艺通讯写作心得；举行集会、座谈会讨论和研究文艺通讯员发展问题。广州沦陷，父亲随四战区政治部三组撤到翁源、韶关一带，1939年1月，父亲和何家槐、柳倩、郁风、黄新波等在韶关发起文艺界集会，由司马文森谈文艺通讯员运动，孙慎、左恭、钟敬文、石辟澜、刘火子、陈残云、陈源等参加。随《救亡日报》停刊，总站停止活动后，广西学生军还继续支持这一运动，出版自己的定期刊物；香港分会设立了文艺通讯部，在青年中加强文艺通讯的创作指导和组织；举办讲习会、研讨会、文艺通讯竞赛，培养了青年文艺队伍，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停顿。战后的香港迎来文艺通讯员运动的又一个高潮，并以新的形式——文艺生活社社员运动走向海外。司马文森为推动文艺通讯员运动写作：《文艺通讯员的组织与活动》、《论文艺通讯员运动》，《论文艺通讯员的修养》、《怎样做个文艺通讯员》、《华南的文艺通讯员运动》、《做学生通讯员》等。文艺通讯员运动的影响是深远的，像燎原火种，至今很多报刊仍培植、拥有自己的通讯员队伍。

附：1938年3月20日广州版《救亡日报》刊登举办文学讲座通告。 内容：战时文学的性格（夏衍）、抗战文学一般论（殷作桢）、文学大众化问题（欧阳山）、现阶段小说创作的诸问题（林娜【司马文森】）、报告文学的创作问题（周钢鸣）、怎样展开文艺工作者的救亡运动（罗海沙）、现阶段的中国文学（茅盾）等。

附：1939年5月27日桂林版《救亡日报》载《文艺通讯员运动专页》第9期。

1938年5月出版，司马文森著

《文艺通讯员的组织与活动》

附：《救亡日报》桂林版载文艺通讯员总站广西学生军第一团分站工作纲要。

培养文艺新军的讲习班、函授班从抗战开始延续到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建立。1946年在周恩來和董必武指示下，中共和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合作成立了香港达德学院（校址：蔡廷锴的泷江别墅），院长陈其瑗、杨东莼，聘请黄药眠、沈志远、杨伯恺、千家驹、章乃器、萨空了、丘克辉、刘思慕、司马文森、邓初民、翦伯赞、杜国庠、许涤新、陶大镛、钟敬文、胡绳、石兆棠、朱智贤等任教，教师队伍水平之高，是当时相同学科的国内大学无法相比的，培植了青年文艺工作者队伍，达德学院46年10月开课，49年3月被港英当局封闭。

生活艰难，斗争火热

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司马文森有四年的军旅生涯。1937年秋，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根据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的指示，1938年司马文森投笔从戎，到第四战区政治部三组工作，尚仲衣教授被聘为三组上校组长，三组有地下党小组：石辟澜（组长）、司马文森、黄新波；其他进步人士郁风、钟敬文等，编辑战区《小战报》，培训干部。根据张文彬的指示,先后800多青年到四战区政治部的政工总队(内有共产党员120人)。1939年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掀起反共高潮，父亲、石辟澜、黄新波被以“嫌疑重大”遣散。恰逢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为加强对桂系的统战工作，李克农决定将周钢鸣、司马文森和蔡北华等同志从《救亡日报》抽调到广西地方建设干校，协助教育长杨东莼。接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指示，1939年5月司马文森和黄新波从粤北战地到桂林广西地方建设干校任指导员。干校是党对桂系进行统战工作的成功典范。周钢鸣和父亲协助杨东莼教育长掌握全校工作，主编校刊《干部生活》、《建设干部》，培训从泰国回国参战的华侨机工。司马文森和周钢鸣为杨东莼每周作全校大报告的题目和内容资料提供意见，参与定稿，在校刊发表，很受学员欢迎。杨东莼通过他们和桂林文化界联系。“司马文森在校内外的统战工作都为杨所倚重”（——蔡冷枫回忆）。干校设备非常简陋，课堂是临时用木头、稻草、竹篱匆促建成，一切军事化，学员穿军装，军事管理，生活相当艰苦朴素，学员大都是革命青年知识分子，热情很高，有不少是地方党组织派来的。他们把干校称为“广西抗大”，尽可能把作风做得像“抗大”一样。在办学中坚持党的政治方针，参照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的教学内容，担负起培养抗战干部的使命,使干校成为国统区新型干部学校。（干校外来党支部书记：周钢鸣，委员：司马文森、叶方、宋之光、蔡冷枫）

桂林位于西南大后方的枢纽，是当时广西的省会，全省文化、政治和军事中心，《救亡日报》在桂林的复刊，对于桂林形成全国抗战文艺中心，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作为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在共产党领导下于1939年10月正式成立桂林分会，推动抗战文艺蓬勃发展，揭开桂学最光辉的一页。很多文艺界友人参加了桂林分会的领导工作，有王鲁彦、夏衍、邵荃麟、胡愈之、田汉、欧阳凡海、艾芜、宋云彬、焦菊隐、黄药眠、欧阳予倩、司马文森、孟超、钟敬文、舒群、聂钳弩、巴金、熊佛西、林林等。从桂林分会成立到1944年秋桂林被日寇轰炸为平地，连任5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的有艾芜、孟超和司马文森。父亲先后负责桂林分会的组织部、出版部、儿童文学部。桂林分会组建了诗歌、小说、戏剧、理论、通俗文艺、儿童文学和鲁迅研究等7个研究小组，开展学术讨论和群众性文学活动。讨论的题目有“民间文艺问题”、“文艺上的中国化和大众化问题”、“民族形式”、“儿童戏剧”等。诗歌组曾发起桂林街头诗运动，组织诗歌朗诵会，推动诗歌通俗化工作。桂林分会举办暑期文艺写作研究班、文艺讲习班和各种专题讲座传授知识，成立了文艺习作指导小组，由欧阳予倩、王鲁彦、焦菊隐、夏衍、胡愈之、黄药眠、艾芜、周钢鸣、司马文森等22人组成，专为文艺青年评阅稿件。为贯彻“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精神，桂林分会组织文艺工作者奔赴前线。

在桂林云集的文化人有1000多人，全国闻名的有：郭沫若、夏衍、巴金、邵荃麟、司马文森、周钢鸣、林焕平、端木蕻良、田汉、欧阳予倩、瞿白音、张曙、胡愈之、范长江、孟秋江、陶行知、杜宣等，文化机构、演出团体、报社、出版社、书店、印刷厂云集。文化机构有57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等。演出团体有223个：话剧队、戏曲队、乐队等。报社、出版社、书店180家，印刷厂110家。桂林文协抗战文化工作，无论质和量，均为全国第一。桂林分会召开关于戏剧、小说、诗歌、音乐、美术、民间文艺的民族形式和通俗化研讨会。当时欧阳予倩在搞桂剧剧改，很有成绩，团结了一批人，导演了不少话剧，成为桂林文化界的核心人物之一。抗战文艺的主战场在国统区，桂林文协的抗战文化工作，无论质和量，为全国第一，被文协总会誉为“成绩是全国最好”的分会。

1940年底出现国民党反动派第二次反共高潮，顶点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桂林陷于白色恐怖中，广西地方建设干校将改组，杨东莼辞职，父亲和很多同志撤离。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办事处撤退了，夏衍、周钢鸣和《救亡日报》很多同志，大批文化工作者、民主人士从1月28日起陆续撤退，走得秘密、匆忙，去了香港、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2月28日《救亡日报》被国民党封闭。党组织对父亲说：“桂林工作不能没有人做，许多同志不能没有人负责联系，你得设法留下，继续坚持。”民主人士张健甫介绍父母到桂林的汉民中学，父亲教授高中语文，母亲教授初中音乐，虽然聘期只一年，也是宝贵的。父亲教书，并继续从事党的联络、抗战文艺工作。艾芜《回忆作家司马文森》文中写到：“重庆、桂林文化人大批去香港的时候，有一年轻作家留在桂林”，“把文艺的大旗高高举了起来，这人就是司马文森。”留下的同志肩担的责任很重，工作相当艰难，司马文森承担了联系和领导桂林文化系统地下党员的工作，由中共南方局派李亚群同志来桂林检查、布置工作。战乱年代，家人的生活都难以维持；不断有同志从广东逃了来，他们是千山万水，绕了很大的圈子才到桂林的，找不到八路军办事处，找不到组织，就来找父亲，要到延安、苏北解放区去，父亲帮他们联系；走不了，就得替他们想办法找工作，解决生活，设法隐蔽下来。桂林的进步文化活动没有停止。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在这个有党坚强领导的桂林文化中心消灭进步的抗战文化活动，以为把几颗“钉”拔走了，党的文化活动就会瘫痪。可是，反动派的打算错了，一个文化中心的形成不容易，而要摧毁这个中心也不容易。国民党中的民主派，真正拥护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人士，不满蒋介石反动派的不抗日专搞内战，加强特务统治，在统一战线影响下，也集结起来，加强活动。尽管目的不尽相同，他们和共产党风雨同舟为抗战文艺出资、出力的事实不应遗忘；他们为抗战胜利作出的贡献，应该受到尊重。虽然“省党部”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极严，抗战文艺事业依然蓬勃发展，文化供应社出版了不少较好的书，办了文化杂志，出版抗战文学作品不胜枚举，仅《通俗故事》系列（64开的“口袋书”）百余种，两年内出版3版。其中有父亲著单行本《保家乡》、《砍不断的头》、《戚继光斩子》，林仰铮叔叔将父亲的文章《马》改为木刻连环画。文化供应社出版的文学创作丛刊：《荒地》（艾芜）、《忠王李秀成》（欧阳予倩）、《沈吟》（聂绀弩）、《蠢货》（司马文森）、《黎明的通知》（艾青）、《英雄》（荃麟）、《吴非有》（骆宾基）等。父亲为文化供应社编辑了《少年文库》，1942年5月初版， 43年再版、44年三版(1947年在香港再度出版)，涵括适合少年阅读的故事、童话、小说、剧本、诗歌、谣曲、游记、自然科学等书籍约20种，并配有插图。书目有：《鹦鹉和燕子》（骆宾基）、《喜酒》（荃麟）、《菲菲岛梦游记》（司马文森）、《北极新天地》（陆洛）、《魔鞋》（苏联儿童剧、梁琼译）、《偷火者的故事》（加因）、《水和它的亲族》（陈大年）、《地球和宇宙》（陈大年）、《幸运鱼》（苏联傀儡剧、梁琼译）、《敌后的故事》（桂生）、《内蒙古的草地上》（童常）、《速算故事》（孙士仪）、《火线上的孩子们》(聂志孔）、《渔夫和鱼》（司马文森）、《苏联儿童诗集》（陈原译）、《星的故事》（陈希真）、《生活的故事》（左林）、《小铁匠》（甦夫)等。这套文库，丰富了少年儿童的生活，并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根据李克农的指示，新安旅行团向苏北转移，变卖了一些设备仍无法凑足路费，司马文森利用编辑少年文库的机会，发动他们写作，其中《敌后的故事》、《在内蒙古的草地上》、《火线上的孩子们》等，是新安团同志们的作品，筹到的稿费用于新安团到解放区的路费（新安团成为新四军的文艺骨干队伍）。余所亚等多名画家为这套少年文库配上精彩木刻插图。父亲有许多画家朋友：黄新波、余所亚、郁风、梁永泰、张漾兮、黄永玉、王琦等，他的专著《粤北散记》、《尚仲衣教授》、《南洋淘金记》、《菲菲岛梦游记》、《渔夫和鱼》等，封面、插图是画家友人的佳作，他们相濡以沫共同奋斗，他和黄新波的友谊持续了30年。

抗战时期在国统区有影响的文艺刊物有很多，如《文艺阵地》、《抗战文艺》、《新华南》、《现代文艺》、《野草》、《文艺生活》、《文艺杂志》、《国民公论》、《中学生》、《自学》、《青年生活》、《文化杂志》等，秦似主编的《野草》杂志很受读者欢迎，销路达8000册，并出版了野草丛书：《此时此地集》（夏衍）、《冒烟集》（何家槐）、《感觉的音响》（秦似）、《过客》（司马文森）、《蛇与塔》（聂绀弩）、《长夜集》（孟超）等。黎丁主编了今日文艺丛书：《海沙》（周为）、《客窗漫画》（丰子恺）、《孤独》（司马文森）、《离散集》（蹇先艾）、《今之普罗蜜修士》（严杰人）、《西归》（田涛）、《黑夜的呼喊》（林绥）、《最后的圣诞夜》（许幸之）、《惆怅》（王西彦）等。桂林出版的报纸《广西日报》、《力报》、《大公报》、《大公晚报》也拥有广大读者。

《文艺生活》是1941年在桂林创刊，战后在广州、香港复刊，刊行东南亚，走向世界的一个很有影响的文艺刊物。当时桂林有家新成立的文献出版社，老板陈劭先是民主人士，和孟超是熟人，想办一个文艺杂志，为他的出版社“打打招牌”。孟超来找父亲：“请你办个文艺月刊，出版许可证我有办法弄！”经他这一提议，父亲便决定和那个出版社合作了。1941年9月，司马文森主编的大型文艺期刊《文艺生活》创刊，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版九年的一个很有影响的革命文艺刊物。它始终高举争取民主、民族解放的旗帜，团结国统区一切进步作家，用文学作为武器，向敌人冲锋陷阵，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为民族解放事业，为创造一个美好的新中国而奋斗；它吸引了广大的文艺青年，尤其是在抗战时期的南中国以及东南亚一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从内容之丰富充满，出版期数之多，都称得上是同时期文艺刊物的佼佼者。司马文森是这个刊物的创刊人和主编，母亲雷维音参与选稿、初校，成为父亲最得力的助手。封面上的刊名“文艺生活”是郭沫若同志写的。田汉的《秋声赋》、欧阳予倩的《一刻千金》、夏衍的《法西斯细菌》等剧作，以及司马文森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雨季》都是在《文艺生活》上初次和读者见面（雷蕾：司马文森和《文艺生活》）。母亲雷维音（雷蕾）1939年由周钢鸣发展为《救亡日报》通讯员，和司马文森结识，受到司马文森对革命理想、信仰的热忱感召，毅然投身革命事业。1941年7月1日党的生日，司马文森和雷维音结为革命伉俪，相濡以沫，成为共患难的朋友、同志、亲人。桂林文艺界友人邵荃麟、葛琴夫妇，田汉、安娥夫妇，穆木天、彭慧夫妇，欧阳予倩、艾芜、孟超、胡危舟、何家槐、周行、熊佛西、焦菊隐、宋云彬、余所亚、李文钊、端木蕻良、骆宾基、彭燕郊、陈芦荻等前来祝贺。《文艺生活》由于立场鲜明，受到读者的欢迎，从开办时的4000册，很快上升到近两万册，当时全国人口是现在的三分之一，取得这样的销量很难得。文化供应社消息，每次《文艺生活》运到恩施，很快销售一空。在桂林出版“文艺生活丛书”14种:《流星》(荆有麟)、《萧》(伍禾) 、《黄昏》(艾芜) 、《乔英》(梅林) 、《转形》(司马文森) 、《骷髅集》(孟超) 、《回忆鲁迅断片》（荆有麟）、《珍珠》（冼群）、 《寒伧之歌》（伍禾）、《海的遥望》（华嘉）、《愁城记》（夏衍）、《塞巴斯托波尔之国》（孙用译）、《建设斯大林工厂的人们》（何家槐）等。《文艺生活》联系了大部分国统区的进步文艺界人士：艾芜、夏衍、何家槐、彭燕郊、郑思、周钢鸣、伍禾、韦昌英、骆宾基、周行、邵荃麟、葛琴、焦菊隐、钟敬文、杨伊、陈闲、田汉、郭沫若、宋云彬、陈残云、孟超、邹荻帆、熊佛西、曾卓、聂绀弩、冯乃超、安娥、荆有麟、韩北屏、靳以、秦似、许之乔、张安治、黄药眠、郭弼昌、苏金伞、张客、穆木天、彭慧、庄寿慈、邹绿芷、靖华、绿原、何其芳、王西彦、卞之琳、魏荒弩、王亚平、罗荪、黄茅、陈荒煤、丽尼、黄绳、田仲济、许幸之、荷子、甦夫、胡仲持、严杰人、沙汀、孙用、陈芦荻、萧乾、曾敏之、姚雪垠、碧野、孙慎、柳亚子、田涛、余所亚、楼适夷、楼栖、洪遒、林觉夫、萧蔓若、金丁、萧蔓春、黄新波、张铁生、李育中、易巩、周而复、黄宁婴、王逸、于逢、欧阳萝、捷三、许穉人、陈翔鹤、王琦、艾青、征军、徐中玉、王坪、马宁、胡明树、林焕平、杜埃、蒋牧良、秦牧、张殊明、杜宣、黄谷柳、锡金、罗衍、上官豸、林林、林默涵、王任叔、吕剑、臧云远、章泯、林任生、瞿白音、李门、舒群、张天翼、林雨今、苏怡、于伶、顾仲彝、马国亮、谷斯范、于黑丁、黄永玉、草明、陈君葆、欧阳予倩、欧阳凡海、端木蕻良等。《文艺生活》也刊登国际反法西斯的文章，成为国统区抗战、进步文艺的一面旗帜，在桂林文化城最黑暗的日子里坚持了党的抗战文艺阵地。1943年9月被国民党当局以“节约纸张”为名，限令停刊。

文协桂林分会举办了鲁迅逝世三周年、四周年等纪念会；司马文森曾主持召开鲁迅诞辰60周年纪念会；1941年桂林分会举办了纪念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25周年纪念会；1942年文艺界集会庆祝田汉44寿辰及文艺座谈会；1943年５月，桂林文化界集会祝贺柳亚子先生５７岁生日，尹瘦石为亚子先生和友人们在一幅名曰《漓江祝嘏图》的长卷上画像，有何香凝老人、欧阳予倩、熊佛西、孟超、安娥、周钢鸣、司马文森等几十人，及本人签名。柳亚子先生在画卷上题诗，其中的两句是：“班生九等分人表，青史他年任品题”。

在司马文森负责桂林文协出版部儿童组工作时，于1940年底相继主持召开了“当前儿童读物之优缺点”、“儿童文学座谈会”、“儿童戏剧座谈会”、“儿童戏剧报告会”等各种形式的会议，负责编辑《救亡日报》副刊《儿童文学》。他撰文批评轻视儿童文学创作，指出出版工作中的错误倾向，积极带动儿童读物创作，对促进桂林儿童文学和儿童戏剧的创作、演出，繁荣儿童读物的出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父亲认为少年读物的编撰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是一件可喜的事，重要的是要注意它的质量，满足抗战时期儿童健康成长的需要。同年，文艺界友人聚会召开话剧《心防》（夏衍编，欧阳予倩导演）演出座谈会，夏衍、欧阳予倩、司马文森、周钢鸣、孟超等50人出席。同年，桂林分会召开儿童戏剧报告会，由欧阳予倩做了题为《世界各国儿童戏剧概况》的报告。1941年11月文艺生活社组织“关于1941年文艺运动座谈会”，司马文森主持，对本年文艺运动做全面回顾与检讨，作为对1942年文艺运动进一步开展的参考，与会者有田汉、邵荃麟、艾芜、许之乔、杜宣、宋云彬、孟超、伍禾、胡危舟、魏曼青、徐桑楚、吕复等。会议记录由雷蕾（雷维音）记录整理，发表在《文艺生活》上。1942年1月文艺界友人集会检讨《诗创作》六期以来种种问题，与会者有彭燕郊、洪遒、严杰人、司马文森、雷蕾、孟超、伍禾、郑思、胡危舟等。1943年10月，桂林《自学》杂志社和读书俱乐部《广西日报》副刊联合召开文艺座谈会，讨论茅盾在桂林新作《霜叶红似二月花》第一部，会后，司马文森和巴金、田汉、艾芜、周钢鸣、端木蕻良、安娥、林焕平、洪遒、黄药眠、胡明树、孟超、胡仲持等17人联名发电往重庆，对茅盾表示祝贺慰问。11月，由文学创作社熊佛西主持举办“战后中国文艺展望”座谈会，与会者有田汉、邵荃麟、欧阳予倩、黄药眠、司马文森等20多人，建议政府改善检察制度，扶植言论自由。抗战期间出版进步的刊物是不易的，国民党成立了图书、杂志审查处，加强审查、控制，《文艺生活》的稿件多次被检扣，包括父亲的长篇小说《夜寒》。国民党当局一向对出版有严格监管，禁止自费出书，叶紫的代表作《丰收》是自费出版的，受到发行商的敲诈、勒索，只能忍气吞声。

值得提到的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文协桂林分会为保障作家的权益曾两次与出版商、书商协商提高稿酬。1942年4月26日，召开“保障作家合法权益” 会议，茅盾、田汉、胡风、宋云彬、秦似、司马文森、艾芜、李文钊、胡危舟被推选为“保障作家合法权益”九人成员。1943年为保障作家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的合法权益，再次向出版商、书商提出合理的计酬标准和办法。解决了拖家带口、在轰炸下生活的文艺家部分困难。广大的共产党文艺工作者，不仅要为民族解放、革命事业工作，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先安内、后攘外”的白色恐怖，工作环境恶劣，还为党外的文艺界人士提供帮助，生活难上加难。

一些教条主义者狭隘地理解“抗战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认定只有解放区是“主流”，只有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不承认国民党军队抗战的事实（尽管国民党在抗战中有很多重大失误），进而忽略国统区军民抗战的英雄事迹；连抗战文艺主战场在国统区，共产党是国统区抗战文艺统一战线的领导核心的事实也视而不见，将千千万万共产党在国统区大量日常艰巨的统战、宣传工作视为“非主流”，边缘化，缩微为两党内斗的“谍报工作”，夸张地演绎出搞笑的、神话的电视剧，使老百姓误认地下工作者一天到晚“花天酒地”。错误的宣传，让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处于尴尬的境地。抗战期间（1939年至1943年），国民党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国统区工作的共产党员首当其冲，无论在前线或后方，既要抗击日寇的侵略，还要直面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摩擦。他们在恶劣的斗争环境中生活，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和生命没有任何保障，因为共产党根本没有钱给地下党的同志发工资，连生活费都没有，解放区的生活尽管艰难，还有供给制保障生活，在国统区工作的同志们出生入死凭的是坚定的革命理想、信仰，这也是共产党人和普通民众（奋斗为个人生存）的分水岭。廖沫沙同志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因为他从事革命无法周全照顾，生活困顿无助而自杀。这样的悲剧不应遗忘，那些将地下工作演绎为搞笑片、武侠片的编剧应该更深入了解历史，反映历史的真实。

时过境迁，现在朋友间请客吃饭无足轻重，很难想象战乱年代，被友人邀请吃饭，会让人温暖、记忆半个世纪，也说明文艺界友人生活的艰辛。当周钢鸣夫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返回桂林，父亲在濛濛细雨中给他们送去只够买一些大米的钱，周伟阿姨作为最难得的、困难中的挚友来记忆。妈妈记忆中，每遇桂林的社会名人请田汉先生吃饭，他总不忘要求摆上两、三桌，招呼上友人们一起去“加油”；母亲生育大姐时，年轻没有经验，安娥阿姨前来帮忙，她做了醪糟带来，适逢周伯伯带着他的儿子前来看望。小孩很可爱、漂亮，同志们亲昵地称呼他“小队员”。 小队员闻到酒酿的香气，吵吵要吃，喝醉了，小脸红通通的从白天睡到夜晚才回家，妈妈念叨了很多年。1937年撤离上海时，生活书店约周钢鸣写《怎样写报告文学》。当大家在广州相聚，因为周伯伯写那本书拿到100多元稿酬。拥有区区100元，被大家认定是“富翁”，要他请客。父亲的《风雨桐江》1964年出版时，他已经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任职，不在北京，1966年临时回国度假，友人们也没有忘记一定要他请客，这也许是战争年代传下来的“有福同享”惯例。父母的家是温馨的，虽然狭窄，无论在桂林、广州，还是香港，都是文艺界友人相聚的地方，临时需要住宿，打地铺是常有的事，大家都不介意。地下工作的同志没有红军制衣厂提供哪怕是最粗糙的军衣遮体，有天周伯伯来了，看见父亲的半新衬衣，比了比说：这件衣服我穿正适合，就将自己的旧衣服脱下，穿走了。父亲说过：友谊是可贵的，然而更可贵的却是战斗的友谊！无私的友谊、兄弟般的战斗友谊，才是最圣洁和最可贵的友谊！他于三十年代在家乡泉州黎明高中学习时，因从事革命被国民党县党部通缉，得到时任教师张庚的及时通报，迅速离开得以幸免；四十年代因领导广州文艺界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运动被通缉，得到左洪涛及时通知、李嘉人掩护，及临危不惧、机智应对而脱险。父亲也为文艺界友人提供无私的帮助，曾在战乱中帮助高士其安排住所，在《文艺生活》刊登马宁的文章《人民科学家的高士其》，特意加编者按，呼吁社会关心贫困中的人民科学家高士其。陌不相识的吴峤在《缅怀司马文森》的文章中提到，“在两次非常危急的生死关头，司马文森曾经毫不犹豫地帮助了我。”有一天，父亲收到化名孟田的求助信和文稿《春雨濛濛中的黎明》，孟田虽然和父亲不相识，也没有朋友的介绍信，只因看到《文艺生活》，对编者产生信任而求助。父亲得知他因病在庙中昏睡，被村民误认为是小偷被扣的困境，立即筹款去相助，赶到时他已经被朋友接走，后来不幸去世，父亲发表了他的文章，新中国成立后才得知他是八路军外派人员，被追认为烈士。令艾芜先生难忘的是1944年夏，衡阳即将失守，大家纷纷逃难，争搭火车，已经不卖票了，全凭力气大才能搭车，因带有四个孩子，一整天一家人无法上车，第二天火车来了，还是挤不上去。这时司马文森领着他在汉民中学任教时的一群学生来了，帮助一家人搭上火车，父亲还嘱咐他，到了柳州去龙城中学找黄谷农，便可以得到住所，体现党在危难中对知识分子的爱护。

桂林文协开展了许多文艺活动：举办了救亡诗歌朗诵会、“万人大合唱”、木刻十年展、鹿地亙领导的日本反战同盟演出的《三兄弟》等，有很大的社会影响。抗战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逼蒋介石出资成立了十个演剧队，他们的活动十分频繁，影响很大。声势最大的演剧活动，就是1944年2月-5月，党领导的西南剧展会演。历时3个月，欧阳予倩、田汉等同志积极筹备和成功主办了“西南剧展”，聚西南5省戏剧工作者，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以百折不挠的努力，为保卫文化、反法西斯战争，在桂林演出话剧、京剧、桂剧、木偶戏、电影等近百个剧目，这样大规模的戏剧会演，在我国有史以来尚属首次，在国际上也属罕见，堪称“中国戏剧史上的壮举”，轰动了国内外，为桂剧发展和抗战戏剧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父亲曾写了不少剧评：《祝西南第一届剧展》、《欢迎第四演剧队〈家〉的演出》、《评〈法西斯细菌〉》、《评艺大的〈蜕变〉》等。

1944年5月至12月的八个月时间内，日寇仅以十余万兵力扫荡国民党百万兵马，迅速占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铁路沿线。中国军队的大溃退造成中国人民的大灾难，惨不忍睹的“湘桂大溃退”。1944年6月18日长沙失陷；6月28日日寇进攻衡阳，8月失陷；9月向广西进犯。11月相继攻陷桂林、柳州、南宁。

桂林当局于1944年5月下旬仓促发布第一道疏散令，全城一片兵荒马乱景象，人心惶惶。桂林文化界在中共桂林文化工作组领导下行动起来，决定开展扩大宣传周活动。田汉出面请李济深将军领衔发起扩大宣传周活动，提出“保卫东南半壁江山”的口号，约请郭德洁、龙积之、欧阳予倩、柳亚子等一百多知名人士共同发起举行宣传周（6月14日至20日）活动，李济深谴责那些只顾发国难财，临阵脱逃的可耻行径。宣传周活动使惊慌中的人们群情激昂，热血沸腾。桂林文化界发表《告民众书》，号召全市民众“为了民族胜利，为了前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最后的三天，从18日至20日为“国旗献金大巡行”， 游行队伍从桂林艺术馆出发，军乐队为先导，紧跟其后的是“保卫东南半壁河山”的横幅和宣传画；演剧队的演员们分左右两行拉开一面10余米长的国旗作引导，田汉、欧阳予倩先生同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济深、爱国老人龙积之，柳亚子等长老团乘车在国旗后面。最后是主要由教育文化人士组成的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一路上救亡歌声此起彼伏，锣鼓声、口号声震撼全城，震奮和鼓舞了人心士气。路旁商铺、行人纷纷解囊，许多人把现金和金银首饰等向国旗献去，有的人力车夫把当天拉车所得收入全部捐出。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人热血沸腾，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抗日、妥协投降。所有“献金”四百多万元和一批实物大部分送到了湘桂战场,一部分送给八路军和新四军,都用于慰劳前线将士（参加“国旗献金大巡行”的外国人，很像被中国的抗日军民救助，辗转到达桂林的美国飞行员。1941年日寇袭击珍珠港。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空袭日本东京，作为对日军突袭珍珠港的报复。美国于1942年4月18日向日本东京进行了空袭。因燃油不足以返航，空袭后“美军16架飞机中一架轰炸机降落在苏联海参崴。15架飞机在浙江、安徽、江苏等地坠毁，大部分飞行员迫降或跳伞。全部75名飞行员中3人（一说5人）丧生、64人（一说62人）被中国的抗日军民救助，辗转到达重庆、桂林，然后回到美国。其中大多落在国民党军和日军交错的统治区，如浙江，后来日本派10万军队对浙江等地进行大规模屠杀，共杀害平民25万人。”——《轰炸东京》百科百度）

司马文森于1944年6月22日在《大公报》发表《扩大宣传周后之建议成立西南文抗》的文章，论述更广泛地动员团结文化人加入抗战宣传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为适应当前形势，成立西南（或桂林）文抗”的主张，得到桂林文化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当天由李济深主持召开宣传周工作委员会会议，出席的有田汉、欧阳予倩、邵荃麟、周钢鸣、司马文森、陈残云、华嘉、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推出欧阳予倩、张锡昌、宗维庚、周钢鸣、腾白五人处理国旗大游行所募得的款项；研究筹组桂林文化界抗敌工作协会。经过几天筹备，6月28日在桂林艺术馆成立桂林文化界抗敌工作协会（简称“桂林文抗协会”），欧阳予倩主持、田汉报告筹备经过，通过了由张锡昌起草的组织章程、工作纲领，推举李济深为会长，李任仁、何香凝、柳亚子、白鹏飞、梁漱溟、熊佛西、狄超白、林砺儒、千家驹、司马文森、陈此生等27人为委员，并推举李任仁、张文、陈劭先、田汉、黎民任、欧阳予倩、张锡昌、李文钊、邵荃麟9人为常委。 

桂林文抗协会成立后，重庆的文化界知名人士也纷纷来电支持。田汉立即组织抗战工作队，到前线慰劳抗战将士和宣传抗日。几天内，文化界人士和知识青年积极报名“文抗队”，由田汉、邵荃麟、欧阳予倩、张文、司马文森等文抗协会委员分头面试招考，原计划成立10个“文抗队”，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反对，多方面的限制，在1000多报考者中只录取约100人，7月成立“文抗队”，田汉以饱满的革命激情撰写了队歌词，姚牧谱曲。随即集训，在桂林举行多次劳军演出，8月1日“文抗队”高唱《“桂林文抗队”队歌》和《义勇军进行曲》，出发北上灵川、兴安、全州、黄沙河等地。总领队田汉、队长陈残云，秘书长华嘉，辅导员：于逢、甦夫、姚牧，每到一处，大家放下背包投入工作，美术组走上街头画宣传画，音乐组到街上教唱救亡歌曲，戏剧组则编街头剧，排练，搭戏台，准备晚上演出。每到一处激扬抗战热情，气氛热烈。8月24日，“文抗队”受到国民党的阻挠，大部分队员被召回桂林，强制解散。只有田汉率9名队员没有回桂林，继续北上，在炮火中宣传抗战。

1944年8月20日，贫病交迫的著名作家王鲁彦逝世于桂林医院。战火的逼近，出版社、杂志社撤离，文化人都没有生活来源，王鲁彦家人因生活清贫，连入殓的衣着都无钱购买。父亲和邵荃麟、曾敏之、端木蕻良等为筹备王鲁彦追悼会奔忙，刊登讣告、发起募捐买墓地、救助遗孤。30日，文艺界友人在社会服务处礼堂举行追悼会。敌机轰炸中，桂林文化界人士200多人为王鲁彦举办追悼会，由欧阳予倩主持，邵荃麟代表全国文协致悼词。会后，桂林文协在七星岩买下墓地一方为鲁彦营葬，墓碑上刻着“作家王鲁彦之墓”。

9月12日广西政府发出第三次强迫疏散令，在安排了所有进步文化人撤离桂林后，父亲和邵荃麟等最后离开桂林。桂林文化城随后被日寇炸为平地。

9月14日，田汉在柳州的住所举行文化界人士的聚会，来自桂林的文化人邵荃麟、葛琴、司马文森、陈残云等，和柳州的文化人、“文抗队”柳州队员都到了。这是分别的聚会，大家议论时局，心情沉重，互相勉励，互道珍重。

根据南方局指示，司马文森担任中共桂北特支书记，带领桂林地下党文化系统党员郑思、杨繁、何谷、吉联抗等，会合《柳州日报》党组织（负责人：罗培元、张琛）及地方党组织（负责人：陶宝恒），在桂中、桂北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司马文森、罗培元、张琛、陶宝恒等等组成临时工委，共同领导三支抗日武装《青年挺进队》、《〈柳州日报〉自卫队》、《抗日别纵队》抗击日寇，到抗战胜利。

经过艰苦的8年全面抗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9月中旬，父母亲去广州，在宜山小住，看到1945年8月1日《新华日报》刊登“司马文森捕获广西罗城大批汉奸，其中有胡危舟”的消息。本着共产党人对人、对历史负责的精神，父亲立即写文章，在11月19日《新华日报》刊文澄清事实：未有此事，并说明根据调查，胡危舟在宜山曾为游击队做过不少好事，认为胡危舟“一个比较有血气的人，在受过如此磨难之后，再与敌人合作，是很难有的”，可能因战乱期间，交通不便，引起误会。

战后，当父亲和文艺界友人在广州相聚，又酝酿展开新的革命文艺运动了。

桂林时期是司马文森创造的高峰期，创作了长篇小说《雨季》、《人的希望》；中篇小说《尚仲衣教授》、《转形》、《希望》、《菲菲岛梦游记》；短篇小说集：《一个英雄的经历》、《人间》、《奇遇》、《小城生活》、《孤独》、《大时代的小人物》、《蠢货》、《危城记》；散文集：《粤北散记》、《过客》等。他以在广州及四战区、广西的经历、见闻，写下大量抗战纪实文学作品，以独特视角，从不同侧面、角度反映抗战中发生的事件，为抗战文学做出重大贡献。例如：谢晋元800勇士坚守四行仓库、大场战役、京沪线上的空防、南京大屠杀、日寇对广州的大轰炸、对重庆的大轰炸，国统区军民、军队中的知识分子、少年儿童等的抗战英勇事迹等。父亲的专著《转形》揭示了鲜为人知的南方重镇广州沦陷的发生及内在原因，为南中国一段战争史提供了版本……。茅盾评价他的作品具有战斗力、有现实感。《抗战时期司马文森在桂文学创作成就》（文丰义）称：“司马文森的报告文学、散文、战地作品，以其厚重的历史内涵和独特的创作方式，在战时文学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至今仍成为文学史上有价值的战时报告文学中的名篇之一，对促进我国文学运动的不断向前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抗日战争不仅是国力、军力的动员，也是民心的总动员。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人们在隆重的阅兵式的队伍中，在庆祝活动中只见讴歌胜利的精彩表演，见不到为抗战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的“笔部队”；但是他们为抗战文艺作出的重要贡献，锤炼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魂魄，锻造了自尊、自信、自强不息的民族之魂，融化在世世代代追求真理的中华民族儿女的血液中，永远伴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

让我们重温田汉先生为桂林文艺界抗敌工作队作的队歌，发自中华知识儿女先辈们肺腑的悲壮心声：战旗在飘扬，号角声声悲壮，从中原到三湘，敌人还肆虐疯狂。胜利虽已经在望，当前的困难，待我们这一代担当。起来，中华的知识儿女，快动员一切力量，走上抗日战场。我们是大众的先驱，我们是军民的桥梁，我们是辛勤的播种者，要把文化的种子，带到每一条前线，每一个村庄！听吧，祖国在召唤，让我们再出发，再歌唱，直到祖国的原野，洋溢着自由的光芒！

                                    司马小莘2015年 7月于北京 

                                 ——载《泉州文学》2015年第10期

二  迎接新中国

      ——司马文森和文化统战部队

投身反内战、反迫害斗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经历8年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胜利虽然到了，时局在混乱中，人民期待一个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蒋介石一面邀共产党到重庆谈判，以为中共不敢入虎穴，一面调兵遣将部署进攻解放区。令他没有想到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以极大的诚意前往重庆谈判。9月2日谈判开始了，发现蒋介石根本没有准备和平建国方案，经过反复磋商，国共签订了避免内战，和平建国的“双十”协议。1946年1月政协会议召开。谈判还在进行中，国民党70万军队已进攻解放区。“双十”协议和政协决议墨迹未干，蒋介石一转身便把协议撕得粉碎，向解放区进攻的炮声压倒了新春的雷鸣，并加强对国统区民主力量的迫害。中共文化部队1946年1月在南方重镇广州打响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独裁，争民主第一枪，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剿共面目，针锋相对斗争。

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反省在大陆失败三大原因之一，归咎共产党为核心与爱国民主人士、进步青年在国统区开展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给国民党为进攻解放区的征粮、征兵动员以沉重打击，配合解放军打倒蒋家王朝，结束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

抗战胜利的鞭炮放过之后，国统区的一些城市一夜之间上千个花牌楼扎好，老百姓涌上街头，看见强壮而装备精良的国军，骑高头大马行列齐整地开进市区，眼中充满热泪欢呼着。全国人民期待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中国。牌楼上的花还没有枯干，旧的中国没有变，物价却涨了几十倍，国民党接收大员们从大后方来了，有暂新的美金，对什么东西都称赞：便宜得很！而穷老百姓却只好在涨潮的顶点上漂浮、叫苦、挣扎。

1945年10月10日《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在上海复刊15天被国民党停刊。11月1日《自由中国》（主编张铁生，中联部三局顾问）在穗创刊。不久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昆明惨案。因学校师生反内战、呼吁和平集会，国民党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和特务暴徒数百人围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毒打学生，投掷手榴弹，炸死师生于再、李鲁连、潘琰、张华昌4人，打伤60余名学生。1946年1月中共国际问题专家杨潮（笔名羊枣）被国民党长期拘禁迫害牺牲，生前任福建永安《民主报》主笔。1月10日至31日，有中共、民主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闭幕。蒋介石在会上宣布四项诺言：“保证人民自由，各政党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释放政治犯”；并通过《和平建国纲领》。2月10日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中统特务将李公朴、施复亮、郭沫若、陶行知、章乃器、马寅初等和新闻记者60余人打伤。3月为了向军调小组反映南通人民反内战、争和平的意愿，中共南通城工委组织了请愿大游行，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受到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策划惨无人道的屠杀，杀害了南通文协人员、师生、记者多人。和平协议墨迹未干，国民党已实施屠杀政策，特务在重庆、北平、南通、广州制造事端，激起全国人民一浪又一浪的公愤，掀起广泛的反内战运动。

根据中共中央提出宣传反内战，反对独裁，主张和平，主张民主四个口号（《周恩来年谱》），中共文化部队1946年1月在南方重镇广州打响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独裁，争民主运动第一枪，得到民主人士以及中山大学进步师生的积极响应。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委托黄药眠、周钢鸣、司马文森等筹组文协港粤分会，2月成立。中共文化部队及城工部依托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刊登陪都、昆明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书，要求和平，反对内战，揭穿国民党假和谈、真反共真相，联合民主党派、爱国人士、进步青年，团结民众展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争民主运动。

1946年1月1日父亲司马文森和陈残云合作在广州复刊《文艺生活》月刊，2月9日创刊《文艺新闻》周刊；《华商报》1946年1月4日在香港复刊，父亲即成为主要撰稿人之一；用事实揭露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的阴谋，宣传中共的和平民主主张。这些由共产党主持的报刊抗议国民党制造“一二·一”昆明惨案；谴责特务对中大学生的暴行；声援重庆郭沫若、李公仆、史良、施复亮等参加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集会而遭特务殴打等；发表《为‘ 一二·一’惨案作》（茅盾）、《新“一二·九” 》（陈残云）、《羊枣被捕始末记》、《论羊枣之死》（黄药眠）、《羊枣先生的“莫须有”》（斐然）、《写在寒夜中——忆羊枣》（司马文森）、《哭杨潮》（夏衍）、《忆杨潮——为福建冤狱抗议》及《该收回禁令了》（司马文森），以港粤分会名义发表《我们的抗议》、《为声援南通惨案向当局的抗议》，驳斥文化特务谬论“有言论出版自由，也有限制言论的自由”，抗议蒋介石承诺的四项诺言成一纸空文，背信弃义迫害人民。

1946年2月13日国民党广州社会局下令封禁《文艺新闻》（司马文森、陈残云主编）、《自由世界》、《新世纪》（野曼主编）、《学习知识》（邓邦俊主编）四杂志。

14日下午司马文森联合四杂志负责人去国民党社会局交涉，质问社会局代表冯某：“你们带着秘密手令，到各书店查禁《文艺新闻》等四杂志，有何根据？”

冯某振振有词：“查禁四杂志，系奉上峰命令。”

“究竟奉何方命令？请你说明。”司马紧紧追问。

冯某支支吾吾地说：“是奉何方命令，我不便说。这可以说是有，也可以说是无。”

“这说明，查禁四杂志完全是你们社会局所为。”司马声调铿锵地说。

冯某理屈词穷，无可奈何地说：“可以说是，也可说不是。”

“你们这是执法犯法！”司马横眉怒目地喝了一声。

冯某登时瞠目结舌，呆若木鸡。

司马严正声明：“社会局必须立即收回查禁四杂志成命，同时保证今后不再有类似情况发生！”说完，便从容告辞。（野曼《追忆作家司马文森》）

司马文森随即组织抗议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进步文化的斗争，组织四杂志针锋相对发出《我们的抗议》，2月15日在多家报刊登出，向全国发出紧急呼吁。2月16日下午在金汉酒家的吉祥厅召开记者招待会，60多个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学生界代表听主席司马文森控诉四杂志被反动当局封禁的真相，社会局违法剥夺人民出版自由的证据，他指出；“这件事情不是很简单禁止几个杂志发售的问题，而是中国政治能不能民主的试金石。”会上，发行这些进步刊物的兄弟图书公司经理曹健飞、记者、文化人士荷子、陈残云等表示要坚持到底。司马文森坚定地说：“《文艺新闻》周刊继续出版，下周可以和读者见面，没有人承印，我们用油印，没有人代卖，我们自己设门市部……”。当晚，司马文森主持“15家杂志联合增刊”编前会议，制定编辑方针、内容、选题，连夜编排、印刷、散发《联合增刊》。司马文森也在《周刊》（唐弢主编）、《华商报》发表《民主不是出口货》《反民主戏法种种》《置身在民主斗争中的广州文化界》《民主和反民主斗争在广州》《居心》等，揭露特务对《华商报》代理人殴打、拘留，撕毁、没收报纸；用威胁、殴打报贩等手段禁售民主报刊，镇压民主。一周内，《文艺新闻》带头冲破社会局的封锁出版，陆续被封禁的十余家杂志也先后复刊。15家杂志联谊会很快发展到23家杂志联谊会。1946年4月10日，广州杂志联谊会23会员杂志发出呼吁《呼吁维护言论出版自由》。1946年5月4日，国民党反动派组织了反苏、反共游行，唆使暴徒捣毁华商报广州分社、正报广州营业处和发售《文艺生活》、《文艺新闻》等杂志的兄弟图书公司，把书店里的民主书刊撕成碎片，在地下践踏；把到书店去买民主书刊的青年学生们当做囚犯逮捕。23家杂志联谊会进而发展到广州29家杂志联谊会，5月6日发表《抗议五四特务暴行宣言》，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独裁统治，查封民主刊物。6月5日联名发《告国际文艺作家书》抗议国民党禁售民主刊物。全国共有100种报刊被查禁，（中国国际书店总经理邵公文著《从学徒到总经理》）其中广州被查禁的民主刊物30种。

国民党镇压国统区民主的同时，加紧部署进攻解放区，发动内战。司马文森在报刊发表文章《饥饿的广州》《空前严重的广东粮荒》，揭露国民党为进攻东北解放区，在广州屯兵数十万，民粮变军粮，不顾百姓死活，原本4万元一担的米价，飞速上涨到7万元一担，仅仅过了两天涨到11万元一担。报刊载：1946年3月20日—29日十天内，广州市收殓尸骸972具。浮尸遍地，收尸人感叹：今日我们为他人敛尸，他日不知谁为我们收尸？文艺界友人和司马文森对国民党民粮变军粮的揭露，有力牵制国民党征兵动员，狙击国民党征粮进攻解放区。中共文化部队揭露国民党阻挠东江纵队北撤阴谋，暴露国民党向广东解放区的围剿，以及对国共谈判协定遣散的、不许北撤的队员迫害、暗杀；围追截杀东撤沙鱼涌集结北上队员的罪行，用事实揭露国民党言行不一的虚伪面目。

1946年5月南方局撤离重庆，周恩来一行飞抵南京，成立南京局，6月在沪设办事处“周恩来公馆”。获悉国民党即将大举进攻解放区，周恩来指示中共广东特别支部：相机撤退。左洪涛（书记，负责港工委党派工作）向司马文森等同志及演剧队传达，撤退时间、地点、经费、路径等各自想办法解决。

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党中央决定在解放区、蒋管区两个战场，文武两条战线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中共中央领导的隐蔽战线：文化、统战、情报部队和解放军配合，协同战斗迎接新中国。

一个夜深，司马文森去和左洪涛碰面，他见到司马文森吃惊地问：“你还没走！必须迅速设法离开，他们在找你。”6月27日夜幕中，司马文森匆促和家人告别，在李嘉人掩护下，从天台搭踏板从旁边楼道下来离开被特务监视的家。司马文森装束为商人模样，买了一包花生米，若无其事地咀嚼着，沉着冷静应对在码头布控的特务，拿着他的照片对他搜身，上了去香港的渡轮。照片来自抗战胜利，司马文森从广西抗战游击队解甲到广州站上文化岗位，文艺活动中遇国民党文特以进步青年面目接近，纠缠和他合影而留下。6月29日国民党反动派公开撕破假面具，镇压民主，查封了广州的华商报分馆、正报营业部、文艺生活社、兄弟图书公司（三联书店的前身）。武装警察抓司马文森扑了一空，查封文艺生活社。文艺生活社、文艺新闻社、文协港粤分会会址即为司马文森家的地址：广州西湖路102号二楼。楼上是李嘉人（中共广东区委驻广州文化统战特派员）的家，设有一部电台。6月29日国民党特务查封司马文森的家，《文艺生活》杂志、稿件和财产被没收，司马文森的妻子雷维音和安排在其家中的东江纵队女队员带着3岁的大女司马小兰和襁褓中的二女小萌流落街头。第二天党组织派黄桂荣在公园的长椅上找到她们，安排到香港。生活尚未安顿好，司马文森（时任中共南京局香港工委文委委员）和同志们又投入新的斗争中。

1946年7月李公仆、闻一多被国民党杀害。美国戴着中立的面具，借口调解，帮助国民党从陆路、海运兵员和武器进攻解放区。美国兵在中国横行，北平发生学生沈崇被美国兵强暴事件，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公愤。司马文森曾写下《美国灾》在《文艺生活》发表，揭露美国援蒋反共真面目。1947年随着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在军事上的失败，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教育经费不断削减，长期欠职工薪金，学生生活恶化。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指示和部署，组织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上海交大学生突破重重封锁向南京政府请愿事件鼓舞众志成城反迫害（司马文森写《通讯、速写和报告》），令国民党政府焦头烂额。事实教育民众看到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的。

以中共文化部队、统战部队为核心，领导了蒋管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持续扩展，揭露国民党执行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的方针，使中国维持半封建半殖民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团结主张，得到广大民众拥护，动摇蒋家王朝的统治，极大配合解放全中国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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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抗战时期有重大影响的《文艺生活》月刊”（——《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1941年9月在桂林创刊。此时，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文艺阵地》、《抗战文艺》被迫停刊，《文艺生活》成为抗战文艺的齐天大树、疾风劲草。司马文森是该刊的主编，为坚持抗战、进步、团结，反对投降、倒退、分裂、颓废，争取作家的权益，做了大量工作。田汉的《秋声赋》、夏衍的《法西斯细菌》、欧阳予倩的《一刻千金》，司马文森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雨季》等都在《文艺生活》上第一次和读者见面。由于立场坚定、内容丰富，深受读者拥护、作者支持，销量从创刊的4000册，不到两年增加到近20000册，在兵荒马乱时期极为罕见，成为同时期抗战文艺刊物的佼佼者。《文艺生活》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文艺阵线，声援苏联卫国战争，刊登日本反战同盟鹿地亘、苏联作家反法西斯文章。1943年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停刊。1946年1月在广州复刊，6月底被国民党查封，转香港复刊，后改出海外版，成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灯塔。1950年转广州出穗新版，7月停刊，先后延续九年。

司马文森和达德学院

一段被忘却的往事，广东是解放战争时期全国最早爆发内战的地区之一。国民党不承认抗战时期广东存在由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等抗日人民武装。1945年10月20日，国民党政府军委在广州行营召开粤桂两省绥靖会议，立即开始向广东解放区大举进攻。

中共广东区委按中央指示精神多次与港英当局谈判，迫使英方同意中共在香港的合法地位，以半公开的形式在港进行活动。1946年1月15日，中共在华南地区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中共广东区委兼港粤工委迁入香港，书记尹林平。根据中共中央南京局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具体部署，中共广东区委建立了秘密和半公开两套机构秘密系统，以香港为中心建立文化宣传、统战、侨运等半公开的工作和农村的隐蔽武装。1946年初夏，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邨接见廖承志和连贯时说：“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内战，反对和平，破坏国共双方协议，不断进攻解放区，在国民党统治区加紧镇压人民，全国内战迫在眉睫。东江纵队北撤后，有些同志要转移到香港，许多爱国民主人士，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也将要转移到香港。南方局要帮助他们转移并协助安排他们工作。”（《周恩来年谱》）6月26日国民党公开撕毁国共两党签署的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在广东实行清乡计划，联防联剿，联保连坐，并镇压广州和平民主运动，全国内战爆发。司马文森的《大南山散记》中，记述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下在广东大南山成立“潮汕人民抗征队”、民主政府对国民党清乡作斗争。6月30日，东江纵队部分人从沙鱼涌离开广东北撤，部分人员疏散到香港。

1946年5月4日国民党在广州组织反苏、反共游行， 6月29日查封香港华商报、正报广州办事处、文艺生活社、兄弟图书公司，民主进步杂志被停刊。国民党大肆迫害国统区进步民主人士及青年学生，制造白色恐怖，在美国的扶植下从海上、陆路加紧向解放区调兵遣将。面对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党中央决定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当时国共兵力对比悬殊，国民党兵力430万，共产党的军队127万，党中央对局势的估计着眼未来，做了应对长期黑暗的打算。1946年9月底，周恩来听取中共港粤工委连贯的汇报后说，蒋介石完全撕毁和平假面具。有些民主人士文化人以及我们的干部要疏散到香港，东南亚一带，香港工委要做好安排。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要重视培养干部，做好干部的准备工作。香港成为南京、上海的二线，中国革命最后关键时期的一个重要据点。（《周恩来年谱》）

香港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政治环境，历史上一向与内地的革命运动紧密相依。1925年为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港粤爆发了世界工运史上规模最大、历时长达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经济的统治。抗日战争中，1938年香港设有八路军办事处——“粤华公司”茶叶商行。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攻香港，港英总督杨慕琦投降。南方局周恩来致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廖承志：“被困留在香港的许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是我国知识界的精英，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抢救出来免遭毒手。” （《国家记忆·周恩来和中共隐秘战线》）中共南粤省委、东江纵队展开秘密大营救，将全部200多知名爱国人士、家属300多人及国际友人安全转移到大后方。日寇投降后，被关进东亚集中营的港督杨慕琦1946年5月返香港复职。在受降权和香港的归属问题上，港英当局与国民党政府斗争激烈。英国人既害怕国民党收复香港也不愿中共在香港扩大势力。但中共抗日斗争中功勋卓著，抢救文化精英及国际友人，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等，各方面的建树有口皆碑，治安一度依赖东江纵队维持。英国对国共两党采取两面政策，借此展示香港为“民主橱窗”的形象。在此背景下，一系列文化机构成为中共的外围组织，将文化、民主人士、青年学生、工人市民团结组织起来。香港《华商报》和达德学院成为解放战争中共华南两大统战单位（《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是老一辈革命领导人对文化统战工作和战后香港地位的卓有远见的建设。因国民党禁止《新华日报》在上海复刊，《华商报》成为解放区外唯一刊登中共主张的报纸。司马文森与中共华南两大统战单位有密切关联，自《华商报》1946年1月4日创刊，成为主要撰稿人之一，同时在香港达德学院文哲系任教。

1946年根据周恩來和董必武的指示，中共和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合作成立香港达德学院，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由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出面主办的新型的民主高等学府（可授予学士学位的大学）。达德学院由李济深、彭泽民、蔡廷锴、丘哲、陈汝棠、陈其瑗、李章达、李伯球等组成董事会，主席李济深。中共的领导体现在制定办学的方针政策，组织各方面力量，协调各方面关系，并解决一些实际困难，领导人方方，尹林平、连贯、章汉夫、夏衍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属首创。校址：蔡廷锴的泷江别墅芳园。

达德学院1946年9月经港英政府同意注册备案后，向海内外招生（当时香港人口约200万，是现在人口的三分之一），学生来自两广、云南、福建及东南亚华侨。10月10日达德学院开课，院长陈其瑗（杨东莼），聘请黄药眠、沈志远、杨伯恺、千家驹、章乃器、萨空了、丘克辉、刘思慕、司马文森、邓初民、翦伯赞、杜国庠、许涤新、陶大镛、钟敬文、胡绳、石兆棠、梅龚彬、朱智贤等任教授，教师队伍水平之高，是当时相同学科的国内大学无法相比，师资强大超过香港所有大学。达德学院开设商业经济系、法政系、文哲系。司马文森在文哲系讲授西洋文学史、小说选、小说概论、修辞学、写作方法等课目。达德学院集爱国教育、民主教育、科学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教育为一体，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团结合作的范例，爱国统一战线在教育方面的一个硕果，享有盛誉的革命摇篮。中共自成立起就很重视教育事业，旧中国劳动人民生活所迫，没有学习机会，80%是文盲，为使民众了解共产党的主张，推翻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翻身解放，就要有文化，大量的夜校、扫盲班在共产党活动的城市、农村建立。有规模的延安抗大、陕北公学、鲁艺等局限于解放区，面向海内外的高等学府达德学院是中共和民主党派合作办学首创。父亲司马文森时任中共香港工委文委委员，负责文艺工作，除了大量社会工作，是《文艺生活》月刊的主编，并开展文艺生活社（简称文生社）社员运动，在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美洲、泰国、菲律宾、印尼等地设分会，成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灯塔。母亲雷维音是父亲的好助手，负责稿件的初校、发行工作；其余编审、终校、排版付印、联络工作，回答文生社员的问题，帮他们改文章等基本是父亲一人承担，经常为赶时间通宵编辑稿件，眼睛熬得红红的，第二天又抖擞精神赶早班车到达德学院讲课。

据刘梦华回忆：达德的师生关系是极为融洽的。从老院长陈其瑗到各科教授和一般老师，对学生都是如父兄关心、爱护自己的子弟一样，不但关心学生的学业，生活上也嘘寒问暖。实在交不起学费的就减交或免交。还组织学生进行勤工俭学，以解决部分生活费用。司马老师则常常鼓励我们多练习写作。他曾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多写呢！写了拿给我看。你不必顾及到什么形式，只需要看怎样能充分表达出你的情感你就怎样写。初学写作的时候如果顾虑太多，便往往不能写了。”他替我看过好多篇稿子（教我们写作的并不是他，而是楼栖老师），还介绍我向《华商报》和《群众》杂志投稿。1947年下半年，《华商报》副刊刊登过我的《取鸟的故事》（署名文华）、通讯版上登过我一篇通讯，《群众》杂志上登过我一篇《读书随感》（读《被开垦的处女地》，由达维多夫批评一位怜悯被斗的富农的同志的谈话引申到驳斥当时港九一些人对解放区土改的责难）和一篇通讯。司马还把我的一篇题为《黄昏海滨》的散文刊登在《文艺生活》某期的底页上。这就不但使我练习了写作，在经济上也不无小补。司马老师在政治上也很关心我们。（载《达德学院建校40周年纪念专刊》·《忆达德 怀司马》）

杨济安回忆：作家司马文森也是我们系的主要教授之一，他讲授过几门课程，其中一门课是小说概论，介绍、评论中外小说名著，我至今还记得他告诉我们，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一句名言：“真正的英雄并不是没有卑下的情操，而是永不被它掩盖；真正的光明并不是没有黑暗，而是永不被黑暗遮盖。”（大意如此，回忆的文句可能不大准确）他主编的《文艺生活》月刊我跟随他到印刷厂去校对稿子，我就是在他的指教下学会做校对工作。《文艺生活》在港澳地区青年和南洋各地的华侨青年中拥有广大读者。（《达德学院建校40周年纪念专刊》·《文哲系杂忆》）

学院开课后，港府教育督察员经常到校视学，图书馆、课堂到处转，调查教职员。俞百巍回忆：有一次，司马正上西洋文学史课，突然一个英国警察闯进教室来视察，他背着双手聚精会神地听司马究竟在宣传鼓动些什么，司马带着幽默的笑容，大讲其拜伦、雪莱和惠特曼，他手执粉笔激情地挥动着，说：“英国美国文学遗产中也有民主性精华，这样的英国人美国人是象样的！”英警视察了十来分钟后默默地走了，我们哄堂大笑。达德学院不是在和平环境下从容兴建的学术研究机构，是“抗大”式的革命大学，又是设在香港那样一个特殊环境，数百名正当英年的男女学生云集在简陋的校舍里，蹲在校园树下吃着廉价的集体伙食。为了追求真理，为了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学校没有运动场所，青山湾海水游泳便成了唯一的体育项目。（载《星火》第5期《芳园旧踪怀司马》）

达德学院有教授党小组，组长张铁生，成员：周钢鸣、司马文森、狄超白、侯外庐、翦伯赞、胡绳、黄焕秋、林林、张明生、蒋牧良等。学生中有党、团组织，自治会。在学生会领导下，开展学术性及文艺体育活动，成立歌咏团、剧团、舞蹈团，艺术研究组、壁报组、新闻学会、文艺作品研究会、新闻学学会、英语研究会等。来自各地的学生分别组织成立广西、福建、广东等同乡会。学生十分关心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组织声援、支持内地学生抗议美军暴行，抗议国民党制造“五·二〇”血案，慰问广州中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被打伤的同学等。达德的学生是优秀的，有的兼文艺生活社社员（香港工委文委领导）或文艺通讯联谊会员（香港工委青委领导）。沈志远称，达德学院的学生是我所遇到的最好的学生，大多是不远千里而来，海外的爱国侨生，内地的满腔热血的革命青年，他们有觉悟，有抱负，有理想，有强烈寻求马列主义真理的愿望。随着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发展，迫切需要送一大批干部回内地参加解放战争，达德学院的党团员和进步学生百余人从1947年春到1948年底分批奔赴华南各地解放区参加实际工作。

1949年2月23日晚十时许，达德学院宿舍的灯光还未熄灭，港英当局的装甲车和武装人员已开进校园。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搜查校本部、封校门。港英当局突然下令撤销达德学院的注册，命令学校停办。五六百名学子告别母校。地下党安排教师、学生转入其他单位工作、学习。商经系学生转入香港工委财经委创办的建中专科学院学习银行、财经业务；部分学员回内地参加革命。

达德学院存在时间虽不长，短短的两年半时间，培养了700多优秀人才，为发展香港进步文教事业、支持内地爱国民主运动、输送了一大批干部支援解放战争，也为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一大批干部。学院的许多负责人和教授参加了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计。新中国的党政机关、文教新闻、经济等部门业务骨干都有达德学生的身影，他们异口同声说：达德学院是自己教育路程的起点，成长的摇篮，在这里受到革命的启蒙，成为生命史上难忘的一页。达德学院名师荟萃，群贤毕集，桃李芬芳，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很有意义的一页。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10月14日广州解放。依据华南分局的指示，香港出版的《华商报》于10月15日终刊，同志们完成使命回广州，于10月23日创刊《南方日报》。司马文森曾写作长篇通俗小说，在《文汇报》连载《南洋淘金记》、《大公报》连载《香港淘金记》、《华商报》连载《海外寻夫记》。

人民的选择

司马文森1949年9月5日离开香港去北平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成立大会参加共商建国大计，广州还没有解放。他是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参与制定开国文献《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的国体、政体、政党制度和国家结构形式。他参与政协大会讨论、表决通过建国三大民主宪章；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开国大典。待到他10月25日返回时，广州已解放。

海珠桥

海珠桥是首座跨珠江大桥，长182米，是可开启的钢铁桥。1949年，国民党当局在败退大陆前夕，提出了“总撤退、总罢工、总破坏”的行动口号。广州卫戍司令李及兰派遣军队和便衣特务，运载炸药置于海珠桥的桥墩、桥梁接合部。“1949年10月14日下午6：30，海珠桥爆炸了，那是反动派匪首李及兰在他屠杀、敲诈了广州市民后的另一劣迹，他想毁灭这城市，毁灭这城市急待解放的二百万市民! 在广州的二百万人中，没有人会忘记这一件似海深的仇恨。爆炸大桥前，这反动头子要市民用金条来赎取这桥的毁灭命运，可是他把钱拿到手了，又把桥炸了！爆炸前谁也没有想到，谁也不知道。桥上还有公共汽车在行走，桥下艇家还在那儿照常生活，他却狠心的把它炸了。在桥上行走的人毁灭了，两岸的民居毁灭了，桥下的艇家也毁灭了，珠江水被血水染红了，不幸者的浮尸拥塞住江面。在爱群大厦下面，每到黄昏的时候，人们可以看见一个疯婆子在堤岸号哭叫骂。她的艇在李及兰那次罪行下被毁了，她的丈夫、孩子也在爆炸声中毁了。她被震昏跌在水中，当她被人抢救起来以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住在骑楼下一个衰老的老人，他的房子在那次爆炸中倒了，一家人都埋在塌屋下，只留下他一个。他哭着说：‘为什么不压死我! ’这血海冤仇，广州二百万市民永远记着，全中国人民记着。当第四野战军子弟兵看见这惨象，虽已多日没有安稳睡眠、饮食，大家忘记了疲劳和饥饿，没有停留地追赶着去。首长们号召着：‘活捉李及兰为广州三千多死难同胞复仇。’战土们宣誓着说：‘不让那作恶的反动匪帮走掉一个。’而这些作恶的匪帮，就在阳江地区，得到它应得到的惩罚了。海珠桥被毁灭在反动匪帮的罪恶行为中。”（摘自司马文森的《会师记》）

在中共广州地下组织领导下，工人、学生开展护厂、护校斗争中，除海珠桥、白云机场、天河机场、石牌、黄埔等几个仓库被国民党军队炸坏外，在广州解放的夜晚，公共设施得到工人、市民、青年学生保护。

在司马文森参加的一个工人晚会上，工人弟兄讲述广州解放时的护厂斗争的故事：“当那群惶恐的匪帮正要逃走时，匪首李及兰还一心忘不了对广州公用事业的破坏，他们早就预谋着要把西村发电厂炸毁了。然而，我们的工人弟兄在共产党人的号召下，坚决的表示要为护厂斗争付出任何代价。他们把预先准备好的铁丝网铺设起来，又把电流通到上面去，他们面临了毁灭的危机，然而，没有一个表示会在困难中退却。‘让他们来吧，这是人民的财产，我们不给它毁灭在匪兵手中，我们一定要做到不停止电力的供给。’蒋帮的爆炸队出发了，然而，他们面对着工人阶级的坚决抵抗，他们无法进行破坏工作，他们胆怯地在防御阵地前徘徊，而终于在莫可奈何之中仓皇逃窜了。

海珠桥的爆炸，把电线炸断了，部分地区停止了输电，陷在黑暗恐怖的气氛里面。但发电厂的机器，并未因之停顿，他们依然坚持在自己岗位上，等待着，等待着子弟兵队伍进来!

当英勇无敌的人民解放军，在肃清了反动派残余后进入市区，当有人把这振奋消息传给大家的时候，大家欢呼起来了，他们唱着‘你是灯塔’，唱着‘没有毛泽东没有新中国’，他们唱着《八路军进行曲》，外勤的工作人员冒了危险出去修理那些被破坏了的电线，继续为全市二百万市民供应电流。老张说：‘我们对毛主席的画像保证过，我们要把人民财产完整的交到人民手里，我们保证过，我们绝不停止工作，用工作来对共产党对子弟兵队伍表示我们的真诚! ’那一个晚上，是南方有历史以来最欢动的夜，人民解放军和全广州市三十万阶级弟兄会师了，市民们惊异地呼喊着：‘今晚上的灯光，为什么会那样明亮! ’小王说：‘为什么不，从那一刻钟起，我们不再为那些反动派工作，我们是真正的为了人民自己了! ’”（摘自司马文森著《会师新中国的十月》）新中国的建立离不开“枪杆子”、隐秘战线的文宣、统战工作以及人民的拥护；文武战线紧密配合，保障了新政权的平稳过渡。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故事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子弟兵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150多万主力军队，彻底扭转军事力量对比。解放南京提到日程上。

自中共建党以来，南京的党组织连续八次被大破坏，市委领导人几乎全部牺牲。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假民主、真内战的面目已昭然若揭。1946年4月，中共华中分局派陈修良任南京市委书记进城工作，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南京的情报、策反和接收工作极其繁重。经上海局（书记刘晓）批准及指示，南京党组织大胆而谨慎地发展党员，采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渠道收集敌军事情报，获得了蒋军封锁长江时的通讯口令；南京军统特务名单及活动情况，同时得到了军统布置潜伏在南京的电台和密码、一些重要军事会议的内容及文件。渡江作战前，解放军总前委司令部先后收到由南京党组织冒险过江送来的《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和《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南京城防工事地图》等重要情报。由陈修良等两三人亲自领导的南京市委策反部，在1948年～1949年间，成功策反了国民党自称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海陆空军大起义，如以俞渤为首的国民党空军八大队起义，“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师长王宴清为首的警卫97师起义等。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拒绝接受共产党条件，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原准备“攻占浦口，炮击南京”方案，为避免古都和人民在战火中受到不必要的损害而撤销，以占领江阴要塞和安徽荻港地方党策划起义的情况下，解放军突破长江，迅速从南京后方包抄过来。此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下令南京守军撤退。22日南京成为没有国民党军的空城。在江北的解放军尚不知情。陈修良和南京市委一方面积极与解放军联系，迎接解放军进城，另一方面组织党团员、工人纠察队、店职、群众、师生、义务警察等约8000人，站岗、放哨、巡逻，保护机关、仓库、公用事业等，保护南京城不受散兵、特务、流氓等不法之徒抢劫破坏。南京地方党组织小火轮、巡逻艇、私人轮渡、小木船等载着解放军35军和辎重渡长江。 4月23日晚，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南京。24日凌晨由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占领的广播电台，首先宣布了解放军渡江，南京解放的消息。南京地下党同志们和解放军大会师，占领国民政府的总统府。总统府内蒋介石的藏品：曾国藩的印章等还整齐地摆放着；他还幻想不久回南京。解放军大部队在人民敲锣打鼓欢迎声中进入南京。在中共南京市委同志们精心工作和率领的纠察队、民众努力护卫下，保障了解放后南京的自来水、电灯照明一如平日，报纸也没有停刊。中共隐秘战线的同志们为解放并接管南京作出重要贡献。司马文森为南京解放留下印记，写下文章：当“南京解放的时候”《末日记》、《往哪儿躲？》。

毛泽东极度关注部队进城表现，南下干部与地方党会师情况，指示①必须整顿军队纪律，使军队进城后秋毫无犯。②明确新解放城市的领导班子，必须“以南下干部为主”。紧接着南京解放，5月25日上海解放。陈毅将军曾很风趣地讲到上海的解放。父亲司马文森著《会师新中国的十月》中这样记述：

人民政协完满结束以后，全国文联会在六国饭店举行了一次餐会，招待出席政协大会的文工代表，并欢迎各野战军首长，那天参加的军事首长不少，被邀谈话的有贺龙、陈毅、粟裕等几个人。贺老总在报告了他们进军大西北情形后，就诉苦道：“对反动派残余的扫荡，在我们看来并不怎样费力，最感困难的是军中文化艺术人员太少了，广大地区解放了，而且都是文化落后和荒凉地区，需要大量的人去工作。”可是，他到这儿找人，这儿告诉他，我们也正缺人哩；到那儿去找，那儿也说，我们还希望你那儿能派些人过来。他说：“解放一个地区容易，我们有力量做到，可是要巩固那个地区，从文化教育上去提高他们，就不是我们这些拿枪杆的人做得到了。如果人民不在文化教育上翻身，还是不能真正把政权巩固起来的。”最后，他很自然的提出要求了：“请文联诸公做做好事，设法给我们弄点人去，开发大西北！”轮到请陈老总讲话时，他说：“贺老总来拉伕，我也当仁不让，来向文联诸公请求文化支援华东前线。”他的话，说得非常生动而有风趣，使大家发笑，接着，他就说到中国的知识份子在革命中的作用。中国的几次大革命运动，哪个时候没有知识份子参加的？而且都是起了带头作用，特别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革命知识份子很有功劳。他说：“人民解放军成为所向无敌，不是我们的武器比国民党反动派好，也不是我们都是神兵神将，个个有三头六臂。上海解放后，我们在某次阅兵大会上，有人看见我们也有大炮，坦克，和全副美式装备，他们就慨叹着说：人民解放军有了这样好的武器，自然可以打胜仗了。当时，我就告诉他说：这些武器并不是我们用来进攻上海的，而是在解放了上海后，才从反动派部队里面缴来的。”这个小小插曲叫大家发出了兴奋笑声。接着他又说：“人民解放军打胜仗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有了党的领导，有了毛主席的思想，同时又是一个有文化教育的队伍。在我们部队里面，有不少文化艺术工作者，这些革命知识份子，在我们的部队中起了很大作用，没有文化的队伍是愚笨的，不能作战的，有了文化，有了思想，部队是打不垮的，坚强的。这种传统，从我们八一建军以来，一直是成为我们队伍的特点，因此部队要重视革命知识份子，重视文化。我在上海解放后，就大量的动员知识份子下部队，巩固部队。”同时，他又说：“知识份子要改造自己，发挥它的革命坚决性，就必须去和那工农兵结合，由过去的许多事实已证明了革命知识份子在队伍中是可以改造的，在我的部队中，有不少知识份子，现在已经成为很好的军事干部了，他们和普通战士，没有两样！一样有坚决性和斗争性。”他强调了要巩固部队，就必须发扬优良传统，使知识份子和工农结合。部队要重视文化，要重视知识份子，要使人民解放军成为一支有思想、有文化、有技术的人民队伍。毛主席的队伍，不但能够打仗，还要能够生产建设。四百万人民解放军不但能打仗，还要能建设，文化是好东西，技术是好东西，我们不但要有，而且为了战胜资产阶级的队伍，我们要超过他们！粟裕将军举的是些实例，来说明知识份子和工农不可分的关系。” 

在解放的上海，人民解放军进城后秋毫无犯，给民众及国际人士留下文明、威武之师的形象传播海内外。同样的军爱民、民拥军的故事也发生在广州的解放。

“一个药材铺的老板，在反动派的谣言欺骗下，觉得这城市的解放，就要给他们带来了灾难。在他眼中，充满了解放后黑暗、阴惨的悲剧，充满了逮捕、屠杀、强奸和破产等种种可怖景象。

当一群疲乏了的人民解放军，去敲他的店门，并客气的表示要在他们那儿借宿时，他恐怖的对自己说道：‘这一次，我完了! ’他想拒绝，然而因了恐骇过度说不出话来，而人民解放军就在那儿住下。他绝望的躲开，喃喃的说着：‘我这一辈子算是完了!完了! ’那人民军队安静地把铺盖铺在地上睡着。当他们休息完毕之后，注意到那周围环境是太污浊了，于是，开始起来作清洁工作。他们没有动过药材铺一丝一毫，他们尽力来保护这商铺的所有财产。老板颤栗地躲在一边，悄悄的注视着这劫运的到来。当一个年轻的人民解放军去访问他时，他心想：‘这一次是轮到他们来清算我了。’但那个人和蔼的笑容，那个人用他所不懂的话，对他耐性的指手画足的说了些什么后，他的恐怖是减少了，然而，他疑惑着：‘也许，还没到时候，他们故意用这方法来试探我。’这样，一天过去了。第二天又过去了。药材铺老板等待着人民解放军来对他清算。可是，人家对他却越发亲密客气了。那年轻小伙子又来了，他打开自己的钢笔对他写道：‘我们来打扰你，真不该。’老板吃惊的睁大眼睛望着他。那年轻小伙子笑了笑，接着又写道：‘弟兄们有什么地方不对，请你不客气地告诉我。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我们不损折老百姓一针一线。’老板觉得他的眼睛发花了，他不相信对方会对他说这样的话。那年轻人又写道：‘再打扰两天我们就走了。’写完了这句话，那个人又是那么和蔼真诚地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走开了。他呆了，他不敢相信自己了，却决心出去走走，他想知道这条街道到底给这群新的征服者抢劫成什么样子了。当他三天来第一次走在街上，他觉得什么都没有改变，有些店铺开门做生意了，有些人围住人民解放军，在听他解释人民政府的城市政策。他看见一群士兵站着学唱歌，看见另一群土兵在清除马路上的垃圾。他惊异这些军队竟不曾清算了这儿的商家，抢劫了人家的财物。他匆匆地回转来，对他那躲在小楼上一直不敢下来的老妻说：‘这些军队竟是那样不同! ’老妻说：‘我早说过嘛，要是不好，为什么会打了这么多胜仗。’这五十多岁多疑的老头子决心改变自己对这些士兵的态度了，他变得那么的勇敢，他开始也用笔和他们交谈起来，有说有笑，有一回竟然大胆的伸手去拍起那年轻小伙子的肩膀来。有一个解放军发了疟疾，躺在地下门板上呻吟，他一眼就看出他害的是什么病来了，他就大胆的对他说：‘你害的是疟疾病，我有药，我替你医。’于是，他拿出药来，但是那解放军拒绝接受，老板说：‘我一定给你医，这贴药吃了就会好。’解放军弟兄说：‘我们不能随便要老百姓一丝一毫的东西。’老板固执道：‘是我自己送给你，又不是你来向我要的。’解放军道：‘你要给我，一定要收下药费。’老板没办法，只好把药费收下了。但他一直在那儿难过，他看见他们吃的是那么苦，身上又没有钱用，他偷偷对他女人说：‘我们一定要把钱送还给他，把这个好人的病医好。’

几天后，药材铺老板把铺门打开了，那群士兵也来告辞要走了，老板对他女人说：‘偷偷地放到他的背包里去，给人家知道了又会不肯收的。’他放的是一包专治疟疾的草药，和上次勉强收下来的药费。那群士兵在匆促中离开了这间药材铺，当他们走了几十里路，歇了营，才发觉到这一包礼物。指导员说：‘我们绝不能收下这包东西。’于是一个通信兵走了五十多里路，把这包药连带一封道歉的信送到老板手里了。这只是无数个关于人民解放军进入广州的故事之一，它在民间流传着，多少人在说着它，也多少人在那儿神飞色舞。”（司马文森著《会师新中国的十月》）

文化铸造灵魂，军队文化铸造军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人民群众感受、认知了共产党，以及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对积弱百年、军阀混战的旧中国，广大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朝代更迭中，历来以都城的沦陷、帝王的下台、流亡为标志。1959年1月1日，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队伍占领首都哈瓦那，旧政权巴蒂斯塔流亡国外，古巴共和国建立。古巴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席位直接由古巴共和国替代。埃及朝代更迭也如此。南京的解放是推翻蒋家王朝的一个标志，总统府被占领，时任总统的李宗仁（蒋介石已宣布下野）①流亡海外。1949年9月30日代表各党派、各阶级、各民族、各社会团体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胜利结束，10月1日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宣告中华民国在广袤中国大地的统治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不承认新中国，模糊台湾地位，企图把台湾作为独立的政治单位。事实上，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肯定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地位，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民国政府到台湾去接受日本投降，正式接收、宣布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是二战胜利果实。中国人民改变了原来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政府是内阁不是国家，蒋家王朝作为国家代表已失去合法性及代表性，残余国民党若背弃孙中山光复中华民族的宗旨，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政党将被淘汰，永远退出历史的舞台。

如今中国已屹立在世界东方，世界上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180个，任何阻挡中华民族前进的图谋，不过是“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的不自量力。只要我们坚守革命理想、信仰，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初心，坚定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前行，祖国统一大业定会实现。

①国民党曾计划由白崇禧动员李宗仁交权给蒋介石，未果。1965年李宗仁从美国回归祖国。

新中国诞生的珍贵记忆

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反攻下，奠定全国解放基础的辽沈、淮海、平津战役即将胜利收官。蒋介石撕毁旧政协决议及《和平建国纲领》，发动内战，兵败如山倒；1949年发表新年文告，表示愿商讨停战、恢复“和平”，提出保持伪宪法、法统、国体及军队为前提条件。毛泽东1949年1月14日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批驳蒋的元旦文告，提出进行和平谈判的8项条件：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改编反动军队；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月21日，蒋介石隐退，李宗仁代理总统，试图假和谈，拖延时间。共产党明知国民党政府提出“和平建议”，图谋“划江而治”，获得喘息机会。从大局着想，中共代表团4月15日将《国内和平协定》送交国民党代表团。20日南京民国政府回复，拒绝接受《和平协定》。毛泽东、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令，把革命进行到底。人民解放军从4月20日子夜起强渡长江。4月23日南京解放，民国政府国都陷落，李宗仁流亡。5月上海解放。打倒蒋家王朝，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民主人士的联合政府，建立新中国已成定势。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在进行中，得知冯玉祥乘船由美返国途中9月1日遇难，中共中央指示香港分局要保障民主人士和党内干部安全到北平，方方、潘汉年、钱之光等拟定分6批秘密接送民主人士到北平。

父亲司马文森和胡子昂、李铁民等1949年9月5日乘船离开香港，11日到青岛转火车，经济南、天津，16日到北平，下榻北京饭店，办理签到手续。

司马文森出席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的徽章座位席号 239号                 政协代表签到簿

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毛泽东在主席台上对来自五湖四海的全体代表，发布了划时代的开幕词，宣布：“五千年来，属于中华全体人民自己的新共和国要诞生了! ””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来自全国的各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634名，出席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对新中国的各项大政方针千斟万酌进行审议。大会设6个分组委员会：政协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政府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宣言起草委员会、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代表提案委员会。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的召集人：周恩来，秘书：宦乡、杨刚。司马文森是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参与制定新中国《共同纲领》（临时宪法，规定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外交等各项政策的基本原则，开国文献中最重要的一件）。经过十天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们逐字逐句认真、热烈讨论，投票表决通过新中国建国的三大人民宪章《共同纲领》、《人民政协组织法》、《政府组织法》，国旗、国歌、国都、纪年。1949年9月29日晚10时，毛泽东在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9月30日全会闭幕式选出63人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80人组成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大会的高潮是投票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全体政府委员，出席的人非常齐整，除候补代表无选举权外，两个缺席华侨代表没有补足，都到齐了，实际投票为576人。没有人统计过，为了建立新中国，有多少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牺牲，全体代表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礼。当大家返回会场时，票数已统计出来，毛泽东被选为国家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国家副主席，周恩来当选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10月1日下午14：00，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决议《共同纲领》为新中国的施政纲领。15:00新中国的首长们和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全体代表们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开国大典包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隆重的仪式开始了，“终于我们听到一个声音了，那是毛主席在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站在广场上的30万人如同一个人，严肃地立正着静听”。新中国向世界，向全国人民宣告诞生！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响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在电动旗杆上徐徐上升，连续十分钟没有间断的庆祝礼炮轰鸣。司马文森记述了这个庄严伟大的日子的盛况，为新中国的诞生留下永远的记忆：“五千年来的第一次，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手来表决自己的宪章！以国家主人的身份，来处理自己的命运！我们兴奋，多少说不出的情绪，像海涛，像巨浪，在我们心中翻腾起伏，多少热血，在我们身上奔腾着。热泪涌在我们眼中，它想流下来，为了快活，兴奋，激动”，“中国人民能够站在自己的阅兵台上，检阅自己的部队，这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在临时搭建的观礼台上，来自苏联的代表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苏联文化艺术团，远道来参加新中国成立庆典。团长是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带着红军歌舞团、摄影队。当他们看到解放军军旗引导着海军、步兵、坦克兵团、骑兵兵团、炮兵兵团走过检阅台，鼓掌欢呼“乌拉！”……随后全场欢声雷动，游行队伍欢呼着通过天安门。直到暮色笼罩了北京城，天安门广场上红色的旗帜、红色的灯、红色的烟花交织成一片红色的海洋。游行队伍仍有组织有顺序地走过检阅台，人们唱着热爱自己领袖的颂歌，呼叫着“毛主席万岁!”。（司马文森著《新中国的十月》）

司马文森作为新中国诞生的亲历者，怀着不可遏制的激动心情，从9月11日到10月10日，利用休息时间，一天一篇连夜完成记述参加政协、开国大典的见闻，即刻发稿到香港《文汇报》，率先向世界报道新中国的诞生，发表《北行书简”10篇：《到了第一个人民城市》《一群真实、智慧、而有光辉的人们》《欢呼啊！中华人民共和国》《胜利的红旗在人民广场上招展》《携手在为人类幸福共同的斗争里面》等。1950年1月结集出版《新中国的十月》，内有开国大典12幅珍贵照片。司马文森将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经历、见闻，在香港《大公报》发表题为《我自北京归》30多篇报告文学：《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奇迹》《人民公仆》《多才多艺的人民解放军》《新中国电影事业的远景》《新社会、新人物、新作风》《一个阶级的两弟兄》《不开无准备之会》《北京饭店招待所琐记》《三大人民宪章是怎样产生的？》《新国旗怎样被选出来的？》《参政人员名单是怎样决定下来的？》《难以忘却的印象》《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做些什么？》《在新中国建设中大家怎样分工？》《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谦恭诚挚的朱总司令》《我们的国务总理周恩来先生》等，1950年集成《新社会、新人物》出版，在后记中他写到：我只想把我亲身的见闻写出来，供海外的读者参考一下，使大家明白我们这个从苦难中解放出来的祖国，是光明灿烂，有前途有远景的！这是司马文森为新中国的建立留下的永远的记忆，留给祖国人民的文化财富。政协会议期间，司马文森提出：在新中国，知识分子和工农是一个阶级的两弟兄的观点；我们每个人都该有这样的信心，在新的基础上努力，奋斗下去，大家一致，不分阶级、党派、民族，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携手为人类幸福共同斗争等。虽然没有引起社会关注，热议。如今知识是生产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庆祝新中国华诞60周年，司马文森著《会师新中国的十月》出版。

1950年1月版              2009年12月版              1949年10月司马文森在中南海，黄长水摄

司马文森见证新中国外交从无到有建立的振奋人心时刻。10月2日晚上，父亲参加了出席政协会议的文艺界代表在勤政殿为苏联文化艺术代表团举行的欢迎会。“在欢迎会上，有人拿着电报走近朱德总司令。朱总司令用激动的声调对大家宣布：‘我们的伟大友邦苏联，第一个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了！’这声音像一声巨雷，响在每一个人的心上。人们起立，疯狂地、持续地鼓掌。”这是司马文森见证的新中国外交事业的诞生——苏联第一个和新中国建交，并用质朴的笔触留下永远的记述。（司马文森著《会师新中国的十月》）新中国外交部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通知世界各国政府。10月另有7个社会主义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和新中国建交。

    1949年参加开国大典后，司马文森和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福建籍侨界的代表李铁民、陈嘉庚、庄明理、庄秀端、司马文森、张殊明、黄长水到卢沟桥参观时合影，多人身着的制服是政协大会特别为每个代表出席开国大典量身定制的蓝色中山装。这张拍摄于70多年前新中国建立时的照片，来自庄明理的女儿庄秀端及后代的多年珍藏，弥足珍贵。

左起：李铁民、陈嘉庚、庄明理、庄秀端、司马文森、张殊明、黄长水

开国大典后，司马文森等友人和陈嘉庚去颐和园观光，管理所主任请大家便饭。吃饭时，很自然地谈到：这次民主革命战争，要不是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破坏了旧政协，我们也就可以避免了这几年的战争，人民的流血牺牲了。共产党员在战斗中所表现的，是吃苦牺牲走在前头，安乐享受留给人民。上海有不少人说：现在中共的生活和作风都使我们五体投地大声叫好，就怕他们得了政权后会腐化堕落。司马文森说：中共有了二十多年来的革命传统，有了一个正确的党在领导，有了毛主席的思想，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了服务人民的观点等这些武器，就保证了他们所过虑不可能！

1953年，全国各地普选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作为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机关的作用消失。随着我国第一部《宪法》诞生，替代《共同纲领》的功能；第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有了新的宣言和章程，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作用至今仍不可或缺。70年过去了，在当今依法治国的国策下，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文化建设的发展及人民安居乐业，提供了制度的保障。

在政协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工作期间，司马文森向周恩来提出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自1931年、年仅15岁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共产党，长期在隐秘战线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和同志们拼搏，经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终于迎来新中国建立。香港工作的同志们纷纷回到内地工作，内地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涌向香港。总理对司马文森说：香港的工作对党和国家很重要，能在香港站住脚不容易。青山何处不埋忠骨？父亲毅然返回香港，面对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造谣中伤，在左、中、右势力激烈撞击的对敌斗争前线肩负起更多的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为新中国第一支国债创作新歌剧

为支持解放战争，新中国发行了第一支国债——《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为1950年1月新中国第一支国债第一期的发行，司马文森创作了新歌剧《胜利公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12月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陈云作《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的报告，通过发行“人民胜利公债折实公债”，以折实公债保证信用，支持解放全国，建设新中国。

国民党逃离大陆时席卷了全部国库的黄金、钱财，能搬走的工厂设备搬走，不能搬走的就炸毁，留给新中国千疮百孔的废墟。中国在近现代史上积弱百年，遭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建立租界——“国中国”达100个（1927年北伐军攻克武汉，民国政府外长陈友仁主持下收回英国在汉口和九江的租界）；军阀长期混战，民不聊生。此时，中国大部分国土，除海南岛、西藏、台湾外已解放或即将解放。解放军由初期的100多万与国民党军队400多万兵力倒置，有的战役消灭国民党军17万，起义投诚及俘虏达16万都成了共军。国军变共军，有时只需一天，讲明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为人民翻身求解放，一次忆苦思甜会，枪口就掉转打国民党了。蒋介石也想把俘虏的共军变国军，但是学不来，做不到，两军一对垒，马上跑回去。因为共产党的军队是革命理想武装的，官兵平等，团结一致,有军队文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武装：对待俘虏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是一支打不垮的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共产党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从红军时代起，对不愿参加红军的俘虏发回乡路费，国军士兵大部分是被拉夫来的，他们不愿为蒋介石卖命。全中国解放，有大量费用要支出；恢复战争创伤，建设新中国，要清理被炸毁的桥梁、交通、工厂，恢复生产需要资金。财政收入来源公粮和税收，老解放区的负担已经很重，不可能再增加；新解放区的生产、建设需要恢复，一时难以征税。通过增加钞票的投入，会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将成为巩固新政权面临的社会动乱。另一途经是发行公债，将社会上暂时闲散的资金动员出来。

1949年12月30日，《文汇报》刊登政务院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公告，公布1950年1月5日起为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迅速统一全国，以利安定民生，走上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轨道，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总额为2亿分，年息5厘，分5年偿还。第一期在1950年1月至3月定期发行，是否发行第二期，何时发行？由政务院决定。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中，广州1949年10月14日解放，重庆11月底解放，广西12月底解放；蒋介石在组织反攻大陆，很多地区解放仅半年，社会秩序还没完全走上正轨，发行国债谈何容易。中共香港工委组织了香港工青妇、文艺、工商各界回国观光团，1949年11月6日到达广州，在东较场参加庆祝广州解放大会，这是港九同胞与祖国人民的胜利大会师。文化艺术队由电影、作家、音乐、绘画、戏剧工作者组成：顾而巳，冯喆，刘琼，吕恩，谭友六，戴耘，程步高，李露玲，黄宛苏，舒适，严俊，孙景路，冯刚伯，卢区川，陈海鹰，卢珏，于逢，刘火子，孙师毅，费彝民，陈歌辛，洪遒，马国亮，廖冰兄，莫康时，陶金，李清，容小意，卢敦，王为一，李铁，谭新风，王辛，袁耀鸿，李化，邝山笑，罗承勋，李小红。领队：司马文森，副领队：陈残云。在这一行程里，将广州解放后的具体事实带回香港，粉碎反动派的造谣中伤、挑拨离间的阴谋；将港九同胞热爱祖国的情感带回广州，将广州人民对港九同胞的热爱带回香港，加强人民的团结。

1950年1月下旬，香港同胞在港英殖民地政府的限制下，在国民党特务破坏的恶劣环境中，冲破一切阻挠和困难，发起大规模的劳军运动。从广州解放直至劳军团成行的短短三个月内，香港各界捐献慰劳金共计港币404200元，还有其他外币、汽车等物资。中共港澳工委组织“香港同胞劳军团”，团长张振南兼劳工界领队，青年界领队陈伟雄，妇女界领队高炎，教育界领队石兆棠，文化艺术界领队司马文森，工商界领队陈祖沛。香港同胞冲破层层阻挠，发起劳军运动是很难得的事。

香港各界同胞回穗劳军团1950年1月23日在广州合影

劳军团除了携带现金、物资等支援解放战争外，组织港粤百余影剧演员人士在广州义演活报剧《红军回来了》《起义前后》《胜利公债》《旗》《香港屋檐下》《垃圾的闹剧》等，演出受到广东省党、政、军、民热烈欢迎。

1950年1月22——24日，劳军团在广州海珠戏院公演，演出由香港各界回穗劳军大会主办。百余电影演员为响应劝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大公演，每场演出六个节目。司马文森为新中国发行第一种国债“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创作新歌剧《胜利公债》，戈忻谱曲（刊1950年1月22日《南方日报》）；导演王为一，龚秋霞、王人美、孙芷君、陈风、马孟平、巴鸿、蒋锐等演唱。《胜利公债》由28个新歌组成，收入不除开销，由华南文联筹备会和香港各界回穗劳军大会共同购买胜利公债，表达对新中国建设寄予无限厚望。节目中《起义前后》记述了两航起义重大历史事件。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贰佰分

由于中央事先作了周密的测算，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了研究和布置，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第一期发行顺利，对弥补财政赤字，回笼货币，起了很好的作用。原定第一期公债一万万分超额完成，达到了原拟定发行两期总额的70.4%。1950年3月国家财政收支已接近平衡，全国的物价也逐步稳定，第二期公债未再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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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种国债。发布、执行日期：1949-12-2，生效日期：1950-1-1。1954-1958年间发行了第二种国债“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发行总额为35.44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家预算经济建设支出总额862.24亿元的4.11%。 1958年后国债的发行被终止，1981年恢复了国债发行至今。

左翼电影的理想年代

司马文森和同志们是新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先锋。1949年底至1951年4月父亲任中共香港工委文委委员，电影工作组组长（组员有洪遒和齐闻韶），兼中央电影局香港委员。他们背靠祖国，面向海外，大力推动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和推广，成为苛酷环境中对敌战斗的尖兵。香港的左翼文化中，进步电影声势最大， 《野火春风》《火凤凰》《珠江泪》《春寒》《水上人家》《南海风云》《三毛流浪记》……层出不穷，打破西片一统香港影坛，给香港及南洋带来清新。鉴于港英当局的严苛统治，禁止7人以上结社，电影工作组组织了九个读书会，分散活动，将进步的演艺人员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读书会组织大家学习社会发展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树立文艺源于生活，为人民群众服务，怎样结合文艺普及与提高等观念，王丹凤曾回忆这段历史（《国家记忆·中国电影艺术家王丹凤》2018年4月24日）。电影工作组建立了强大的评论队伍，有高朗、羊璧、黄雨、吴其敏等十人影评组、四人影评组等，在《文汇报》《大公报》专栏刊登影评，为电影事业健康发展导向。司马文森和同志们联名发表评论：《小论<花街>》（司马文森、淘金、刘琼）、《斥毒片<生死同心>》（曼春、秦淮碧、司马文森等15人集体评论）等。司马文森发表评论：《看<野火春风>》《我看<恋爱之道>》《粤语片中的<万家灯火>——从<满江红>演出想起》《<珠江泪>是方言电影的新起点》《可贵的信念》《两种电影看两种制度》《推荐<南来雁>》《抵制美片》《论美国电影的侵略性、反动性和堕落性》《粤语电影片论》《要有人民观点》《论粤语片的取材》《粤语电影的民族风格问题》《论香港观众》《论“虽非意识正确，但亦无害” 》《论“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们什么” 》《谈思想性的薄弱》《论电影的客观主义》《论本位主义》《开展群众性影评工作》《谈加强电影的时间性战斗性和地方性》《动机与效果》《如何兼顾国内外市场》等。司马文森发表总结文章：《一年来的香港电影》《我们的成就，困难，希望》《香港电影一年间》。

司马文森主持、出席粤语片从业人员的烦恼等多个座谈会，讨论如何克服香港电影业的困难，怎样提高港制电影水准；如何突破美帝电影的垄断，抵制美帝倾销色情、谋杀、变态、恐怖的毒片；如何克服检查制度的不合理，成本过高等问题，明确长期打算、站稳人民立场拍摄好片，兼顾国内外市场，展开合作运动，合理降低成本，协调好片商、院商和电影工作者的合作。           司马文森在电影工作者叙餐会上发言

港澳工委电影工作组为建立、扩大进步电影工作者队伍，开展了从业人员读书会，电影清洁运动，推行影剧界抵制毒片、黄片的劳动公约。父亲在报刊发表文章论粤语电影清洁运动。1949年4月，香港粤语片从业人员164人联名，发表粤语电影清洁运动宣言。1950年3月18日《文汇报》刊登香港影剧界推行劳动公约，不拍黄片、毒片，很多著名影剧界人士积极响应：王人美、刘琼、王丹凤、顾而已、马国良、舒适、雷维音、司马文森、洪遒等81人签名。

面对香港成为国产粤语片唯一基地，年出品约200部，香港电影业存在美国电影的垄断、片商院商的限制、检查制度不合理等问题，1950年5月9日在半岛酒店，举行克服电影业困难的座谈会，提出：扩大合作基础，搞好剧本及影片制作，合理降低成本，建立批评与自我批评，扩大团结加强学习等。参加者费穆、苏怡、程步高、司马文森、袁仰安、洪遒、淘金、刘琼、李萍倩、唐瑜、陶秦、马国亮、费彝
民、高朗、李化、孙景璐、王丹凤、龚秋霞、陈娟娟、韩非、卢敦、姜明、黄永玉、卢珏、秦怀璧、羊璧。

为扩大合作、团结，香港进步电影从业人员共同创建了华南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简称华南影联)。粤语影人空前大合作，由十个编剧、十个导演联合编导，六大制片公司摄制《人海万花筒》，演员占全部粤语演员约80%，1950年6月开拍，同年8月23日港九十家戏院同时上映，盛况空前。义拍上映的十个短剧收入购买华南影联的会址。

《人海万花筒》的十个短剧：

《怨天尤人》朱克编剧、赵树燊导演；  《黑市婚姻》秦剑编剧、吴回导演；

《皇亲国戚》冯凤歌编剧、黄金印导演；《海角亡魂》司马文森编剧、卢敦导演；《吐气扬眉》莫康时编剧、会亮导演；  《孽债》黄若海编剧、李化导演；

《寸金尺土》吴其敏编剧、李铁导演；  《螺丝钉》马国亮编剧,李应源导演；

《谣传》李晨风编剧、左几导演；      《陈圆圆之歌》任护花编剧、陈皮导演。

为解决拍摄左翼电影的资金来源，加强电影的时间性、战斗性，坐等内地资助不现实。当年国民党逃台留给新中国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百废待兴，解放大西南——西藏需要资金；西方大国对新中国全方位封锁，产品无法出口，资金匮乏，加之右翼邵氏影业公司带着雄厚资金400万美金争夺香港影业市场。司马文森和同志们团结进步电影从业人员发起电影合作社——五十年代影业公司。司马文森写作《论粤语片的合作道路》、《怎样搞好电影合作社》，这是一种合作制度，编剧、导演和演员先不支取薪酬，以薪酬作股本，等影片公映的收入平均分配。五十年代影业公司开拍的第一部电影《火凤凰》，司马文森将其长篇小说《人的希望》改编为电影剧本，导演：王为一，演员：李丽华、刘琼、李浣青、姜明、狄梵、舒适等。五十年代影业公司后改名为凤凰影业公司，是香港三大左翼影业公司长城、凤凰、新联之一，《火凤凰》成为凤凰影业公司的“开山作”。为使《火凤凰》融入大家的智慧，举办了编剧、导演、演员座谈会，反复讨论，司马文森发表“向火凤凰工作者欢呼——编剧者自白”。《火凤凰》1951年1月在香港上映，反响热烈，经久不衰。

电影《火凤凰》开镜之喜，全体演员、编剧、导演合影                 

第二排左2雷维音，第三排左7刘琼，左9司马文森                 《火凤凰》上映海报

通过电影合作社形式，成功摄制的进步影片还有左几编导，张瑛、冯峰、梅绮等合作的《碧海恩仇》；陈卓猷、黄若海合编，李化导演，张瑛、梅绮等合作拍摄的有《冤无路诉》。司马文森负责香港电影工作期间，常常夜以继日工作到凌晨，创作华侨题材剧本6部，《海角亡魂》（《人海万花筒》之四）、《南海渔歌》（导演秦剑，演员吴楚帆、白燕、黄楚山、红冰、马孟平、容小意、张瑛等，香港万年影业公司摄制，1950年12月在香港上映）、《海外寻夫》（二战后第一部华侨题材电影，司马文森结合他创作的剧本海国相思，改编舞台剧海外寻夫，导演谭有六，演员王丹凤、兰青、罗维、冯琳、裘萍等，南国影业公司摄制，1951年1月在汕头新华影院上映，盛况空前，破以往一切纪录，头轮上映11天爆满）、《火凤凰》（导演王为一，演员李丽华、刘琼、李浣青、姜明、狄梵、舒适等，五十年代影业公司出品，1951年1月香港上映，经久不衰）、《血海仇》（顾而已导演，主演陶金、李丽华、韩非等，被誉为本年度国产片中优异佳构。长城电影公司出品，1951年5月上映， 19日，香港大雨如注，观众冒雨排队，卖座纪录压倒西片，雄居八大戏院之上）、《娘惹》（导演岳枫，演员夏梦、罗兰、苏秦、严俊、平凡、吴景平等。长城电影公司出品，1952年6月在香港和东南亚上映）。当时内地电影制片厂的编剧，每年工作量是编写一部至两部剧本，司马文森负责港澳工委电影工作一年半，勤奋创作六部现实主义剧本，摄制成片在香港及南洋上映，得到好评，源于其丰富的人生阅历，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和坚定的革命理想、信仰。

电影工作组同志们组织影剧界人士参与社会活动，执行党中央的部署，与解放战争、新中国诞生相呼应。1949年3月组织影剧界作家、导演、演员170余人联合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中央电影检查处”解禁汪精卫治下的中华联合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在日寇对我国沦陷区人民统治压迫下制作的伪华影影片《步步高升》《莫忘今宵》等150部影片发准演执照，倾销放映，丧失民族尊严，违反民族利益，博取厚利的无耻罪行。1948年3月15日，香港文化界慰问海外民主文化界人士（荷印当局驱逐民主人士泗水张德休、加影陈望虹先生），邓初民、茅盾、叶以群、周钢鸣、郭沫若、章泯、司马文森、周而复、葛琴、蒋牧良等32人签名，刊印尼雅加达《生活报》。1948年文艺节茅盾、郭沫若、沈志远、廖沫沙、夏衍、司马文森等64位文化界人士联名作《纪念五四致国内文化界同仁书》。1948年7月2日茅盾、欧阳予倩、郭沫若、柳亚子、司马文森等195位留港文艺工作者联名在《华商报》发表《反美扶日宣言》。1949年2月25日，香港文化界在《大公报》发表宣言《反对释放日本侵华首要战犯冈村宁次》，共有陈残云、司马文森、秦牧等350人签名。1949年3月30日，在港文化人士发表声明《抗议古物外运》，司马文森、林焕平、柯灵、黄谷柳、杜埃等67人签名。1949年4月2日，香港民主文化界和新聞界同人向全国人民控告国民党特务1949年1月27日在南京狱中，秘密残杀《文萃周刊》编辑陈子涛和国新社记者骆何民的罪行。在新加坡《南侨日报》上发表香港文艺界与新闻界为文萃事件控告蒋帮特务凶徒，有司马文森等百余人签名。根据中央部署，解放战争期间一批受国民党迫害的民主人士、文艺工作者、党内干部转移到香港。1948年12月12日香港文委为受国民党迫害到港的文学作家许景宋、张天翼、蒋天佐、萧乾、马凡陀、何家槐、史东山等在文协会址举行欢迎会。

影界人士，左起：海涛、司马文森、冯琳、童毅

前左起：华嘉、林林、黄药眠、阳翰笙、王为一、史东山、钟敬文             后排左起：马国亮、江汉、严俊、方圆

后左起：马思聪、司马文森、萧乾、曹禺、蒋天佐、张瑞芳、郑振铎及妻女、袁水拍、楼适夷、叶圣陶 

1949年戏剧节为1946年来三年中香港影剧界盛大集会，戏剧、电影、文化工作者400多人，在石塘咀金陵大酒家举行庆祝大会，主席欧阳予倩及蔡楚生、曹禺、阳翰笙、史东山、苏怡、吴楚凡等讲话。1949年7月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因工作及交通等原因未能出席的司马文森、叶以群、葛琴、王琦、黄甯婴等留港的文代会代表举行了茶会，通过贺电祝贺大会召开，拥护大会团结进步、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而努力，讨论新形势下文协的工作重点。1949年7月16日，华南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现更名为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在九龙培正中学礼堂举行第二届全体会员大会，明星、编剧、技术工作者汇聚一堂，讨论电影工作问题，选出理事长：莫康时，副理事长：吴楚帆、黄曼梨，理事：李化、任护花、卢墩、司马文森、李铁、罗品超、张瑛、李清、朱克等21人。

1949年11月19日，影剧界人士洪遒、陶金、冯喆、马国亮、巴鸿、蒋锐、卢珏、韩北屏、齐聞韶、司马文森集体创作大型活报剧《人民万岁》，讨论轮廓后，大家分头连夜工作，第二天即交稿。全剧分三幕，第一幕由司马文森执笔，第二幕齐聞韶执笔，第三幕马国亮执笔，统一工作由韩北屏执笔。11月29、30日为庆祝华南解放举行游艺大会，由港九影剧界国语、粤语演员联合大演出大型活报《人民万岁》：粤剧、谐剧、独唱、合唱、秧歌舞、腰鼓舞等，影剧界人士约二百人在太平剧场演出。编剧：司马文森、韩北屏、马国亮、洪遒、卢珏、陶金、冯喆、齐闻韶、巴鸿、蒋锐集体创作。导演：苏怡，副导演：齐闻韶、卢珏等。

1950年1月下旬，司马文森参加组织“香港同胞劳军团”，领队文化艺术团到广州。香港同胞在港英殖民地政府的限制下，蒋帮特务破坏的环境中，冲破一切阻挠和困难，发起大规模劳军运动是不易的事。百名港粤影剧工作者为广州党、政、军、民义演，并响应政务院为解放战争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公演，节目：《红军回来了》《起义前后》《旗》《胜利公债》（新歌剧，司马文森词、戈忻配曲）《香港屋檐下》《垃圾的闹剧》《精神不死》。公演收入购买折实公债。

1950年2月16日，香港各界同胞拥护中苏新条约。文艺界司马文森、程步高、陶金、林煥平、石兆棠讲话。司马文森讲话指出：“当美帝国主义正在叫嚣新战争，并在远东扶植日本帝国主义，以重新布置对远东，特别是对中苏两大民主国家进行侵略战争的时候，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定了。这条约的签定，在今天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4月24日，为庆祝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和琼崖纵队胜利会师，解放海南岛，电影人士陶金、费穆、刘琼、顾而已、岳枫、罗兰、马国亮、舒适、白岑范、李丽华、程步高、狄梵、孙景路、韩非、王丹凤、王人美、龚秋霞、李清、王为一、齐闻韶、陶秦、卢珏、姜明、罗维、沈萍倩、苏怡、司马文森、余省三、顾也鲁、陈琦、徐立、慕容婉儿，联名发表文章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及一切献出力量支持解放海南岛的同胞们致敬。4月3日司马文森、王丹凤、顾也鲁、顾而已、吴家骧、罗维、陶金、刘琼、方圆、舒适、任意之、陈琦、文燕、姜明、郑敏、麦志云、朱祝荣、严德明等慰问原国民党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属下五艘机动渔船起义的全体员工。船上挂满了前交通部材料购运处、前资委会起义员工赠送的锦旗及电影工作者献的锦旗，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正气磅礡”“功在人民”“起义护产”“护产斗争”等。司马文森致慰问：“大家都一致站起来，反动派的阴谋必定会失败的，任何的困难都可以克服的。你们的起义，港九二百多万同胞都非常兴奋和同情，望你们大家团结起来！把人民祖国的财产安全带回祖国去。” 1951年4月港九劳工教育促进会属下旺角劳工子弟学校建成，厂商会、华商会、文艺界司马文森等社会知名人士前往庆贺并题词。通过社会活动，扩大了左翼电影队伍的话语权及社会影响。

1948年11月底，平津战役即将发动之际，党中央致电上海局、香港分局：望从港、沪调集电影人蔡楚生、司徒慧敏、郑君里、史东山、陈白尘、孙坚白、耿震、王为一、徐韬、章泯、翟白音、王逸、辛汉文、舒横、盛家伦、特伟、丁聪、伍华。未提名者及摄影、布景、录音、拷贝、洗片、剪接与机器制造人员，能来者亦望约来。（《周恩来年谱》）遵照上级指示，司马文森出面动员王为一回内地工作，当时王为一在香港工作得心应手，为此心存芥蒂。父亲从不解释，地下工作是党的秘密。王为一后担任了珠江电影制片厂厂长。

新中国诞生，在港工作的同志纷纷北上，走上新的岗位，国内的反动势力大量逃亡香港，留港的同志担子更重了。司马文森兼中央电影局香港委员，常往返港粤之间，参与筹建华南文联、中南文联，参与策划筹建珠江电影制片厂，任副主任。1951年2月著名导演费穆先生逝世，21日港九文化界、电影界举行追悼会，三百多人参加痛悼费穆先生。主祭团主席司马文森代表大会向费穆先生的灵位献上鲜花，报告追悼费穆先生的意义，发表文章《一个辛勤的工作者倒下，千万人站起来》。香港国泰戏院放映费穆先生导演的《小城之春》，是他十多年的导演工作中最后一部作品，代表他某一阶段的重要遗作之一。1951年4月司马文森奉命结束港澳工委电影工作，转从事中共港澳工委新闻报刊工作，接手《文汇报》任总主笔，他为革命事业、为党工作勇于担当，哪个岗位需要，就冲向前。

新中国成立，港英当局一度紧张，发现中共尚没有解放香港的计划，英美勾结扶植香港永华影业公司李永祖十万美金，并对司马文森等一批电影工作者驱逐，打击中共在香港的左翼电影力量。我的外甥女通过朋友找到港英总督葛量洪发往英国国务卿的电文：“共产党对香港电影业的渗透”：1952年1月8日，总督会同行政局批准了驱逐令，涉及13名与当地电影业有关联的中国人，理由是他们积极代表中国共产党工作，并为此目的，采用胁迫的方法来诱导在香港制作亲共宣传电影。1月10日凌晨，港英当局出动冲锋车，在港九同时出动，逮捕8个电影工作者：司马文森、齐聞韶、马国亮、刘琼、狄梵、舒适、杨华、沈寂，10：00由罗湖递解出境。我国外交部1952年1月25日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抗议港英当局对中国居民司马文森等的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外交卷》）。1月21日，葛量洪发往英国的电文：“对中国电影工作者的驱逐出境”其中五人参加了1月18日广东官方电台持续一小时的广播。主要发言人是Szema Wien Sen（司马文森），他比其他人都多几分恶意。不过，这五个人全都发表了相似的言论，谴责香港的中国人居民因“爱国活动”而遭受的迫害。所有的发言都包含香港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声明，以及“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会回来”的威胁。

该事件发生后，右翼势力逐渐占领香港电影市场，左翼人士的话语权渐渐衰微，左翼电影如日中天的理想时代，仿佛沉入黑洞。

内地一些影评人士很长时间以来，将中共在香港的电影工作排斥在新中国电影之外，以“港台电影”打包；近年，逐渐承认香港左翼电影属新中国体制内，却枉顾同志们在港英力图控制香港电影事业的恶劣环境中进行艰难的斗争以及工作的特殊性，用内地的尺子丈量党的香港电影工作。港英当局十分清楚，司马文森和同志们为打破英美控制香港电影事业而拼搏；内地一些影评人士枪口不指向英美大规模在香港进行毒化思想的电影宣传，而指向左翼电影，将鼓舞知识分子走与劳动人民结合道路、为人民服务为主旨的《火凤凰》扣上小资产阶级的帽子吹毛求疵。电视台、影评人对右翼影人大加吹捧，对其在大陆挣钱、盖楼、做广告当作“贡献”，枉顾其对左翼人士的打压，尘封左翼电影的理想年代，令人心寒。现在重提往事，只因即使在黑洞中，信息被粉碎、扭曲，但真相依然存在。

司马文森和《文汇报》《大公报》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香港的同志们纷纷回内地工作，内地国民党残余势力涌向香港。对英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领域层层封锁，香港成为美反华反共、颠覆新中国的基地，也是新中国对外的唯一窗口、对敌斗争的前线，左中各路人马短兵相接博弈的战场。

香港《文汇报》的诞生，源于上海《文汇报》1947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停刊，

负责人徐铸成到香港拟复刊，恰逢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创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筹办机关报，商议，合作创刊《文汇报》，属民革中央与中共联合办报纸。郭沫若、茅盾、千家驹、伯赞、柯灵、胡绳等同志曾参与采编工作。柯灵编辑副刊·社会大学，邀父亲写长篇俗小说在该栏目连载，司马文森由此与香港《文汇报》结缘。他

以“何汉章”笔名创作《南洋淘金记》，是《文汇报》创刊连载的第一部小说，从1948年9月9日创刊的第二日至1949年5月16日连载，边写边发表，30万字一气呵成。

《华商报》1949年10月迁广州后，香港的进步报纸只有《文汇报》《大公报》《周末报》等几种，内地的《人民日报》《南方报》禁止在香港发行，而英美有计划的扶植下，香港有三四十种反动报刊出版。据1952年初港英总督葛量洪给英国国务卿的电文，对中共在香港力量的评估：工会21%，学生10%，报纸2%。《文汇报》曾走过艰辛酸的日子，在各种困难环境底下苦撑着，遇了几次几乎要“关门”的危机，反动派特务恐吓广告户，禁刊《文汇报》广告，威胁报贩贩卖《文汇报》，封锁它的广告及销路，把炸弹挂到文汇报社院墙铁丝网上。                    司马文森等文化人茶会庆贺《文汇报》创刊 

港英当局纵容大批国民党残余部队、特务进驻香港，在调景岭为他们安营扎寨，安排工作，对爱国同胞则设立漆咸道集中营拘禁。中共新闻部队进行艰巨的文化斗争，以一当十，打击反动派文特的造谣中伤，揭发美帝破坏阴谋，把祖国建设的真实情况介绍给海外侨胞，《文汇报》成为一支有力的笔部队，联结祖国和海外侨胞的精神桥梁。

司马文森的长篇通俗小说《南洋淘金记》，曾轰动东南亚侨界，大家拿到报纸首看《南洋淘金记》，成为谈论、聚焦的热点，读者打听作者是谁？何时出版单行本？可以说，司马文森为《文汇报》的艰难创业作出贡献。他参考读者的意见，将《南洋淘金记》由第一人称改写为第三人称，并得黄永玉伯伯60幅插图鼎力支持，1949年12月由香港大众图书公司初版，很快在一些东南亚国家翻印。

《文汇报》创刊两周年，司马文森撰文《向一支笔部队的胜利进军欢呼！》，指出：海外的文化斗争，由于敌人采“以数胜质”的战略，直接干预许多地区的华侨民主报纸，不许抨击美帝对朝鲜、台湾的侵略行为，不许介绍新中国的真实情况。在海外坚持文化斗争的工作者任务更沉重。司马文森指出，《文汇报》把广大侨胞和祖国的斗争联结起来，是一条精神桥梁，要紧紧守住它，巩固它！

《文汇报》《大公报》等响应全国政协号召，在香港掀起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司马文森全家人的签名也刊登在报纸上。1951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第六周年，《文汇报》等文化部队组织对劳工、工商、文艺、电影戏剧、教育界采访，各界同胞纷纷发表谈话，感想：坚决联合起一切力量来阻遏美国武装日本，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日本帝国主义者过去在我们心上所栽种的诸般仇恨，尤其要警惕他们可能因美国的武装而重又给我们带来了过去那样悲惨而黑暗的岁月，掀起坚决反对美国扶日的声浪。

1951年4月，父亲由负责港澳工委电影工作，转为负责新闻工作，任《文汇报》总主笔兼社务会议召集人，每天要工作到半夜，遇到临时需要撤下稿件，立即补白，待报纸付印才回家，有时到家已将近凌晨。期间见证、经历新中国三大事件。

1950年美国在侵略台湾、朝鲜后，入侵我国领空，射杀东北人民，10月25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志愿军入朝参战，五战五捷改变了朝鲜战争的形势，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美国政府由于军事失败和国内国际压力，从1951年7月开始同朝中方面在开城进行停战谈判。美军事行动并未停止，诡计多端，轰炸谈判代表团驻地，号称“地面停战，海空不停战”。1952年1月美军发动生物战，在志愿军及朝鲜人民军一侧及我国东北，以飞机撒放毒虫细菌，检验弹片证明其中含有鼠疫、霍乱、伤寒等细菌。2月起我国派飞机多次赶送几百万人份的防疫苗、数千磅杀虫粉剂及喷射器材到前线，派防疫队前往。3月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主任周恩来、副主任郭沫若、聂荣臻；向联合国、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抗议美军发动细菌战。朝鲜战争谈谈打打，进行了两年，1953年7月27日美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司马文森写作大量评论文章，揭露反动派造谣中伤，美帝破坏停战和谈阴谋：《扭转世界局势的一年间——为朝鲜抗战一周年作》《为了幸福富强的祖国》《从东方到西方》《小论开城和谈》《用谈判压倒战争》《杜鲁门往哪儿去》《从开城看旧金山》《十万万人站在一条战线》《保卫和平日——为朝鲜战争两周年作》等，为朝鲜战争留下印记。

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是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至此中国大陆全面解放。藏族同胞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旧中国时，由于满清的专制，国民党政权的错误民族政策，以及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侵略，分化，造成西藏民族长期处于落后，贫困以及依赖帝国主义的状态中。1950年1月，中央政府多次与西藏地方噶厦政府提出派代表到北京和谈。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摄政大扎·阿旺松饶等人在西藏东部昌都布兵设防，企图以武力对抗。中央政府1950年10月命令解放军渡过金沙江，解放昌都。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的爱国上层人士力主和谈，十四世达赖喇嘛接受和平谈判。1951年4月，噶厦地方政府派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到北京谈判。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就西藏和平解放达成协议，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告了西藏和平解放。10月26日，解放军进驻拉萨，受到藏族人民的拥护，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分裂中国西藏的梦想，维护了祖国统一，广大农奴推翻了封建农奴制，获得了政治平等权利和民族平等权利。司马文森写作《歌颂毛主席，歌颂新中国——毛主席的光辉照在西藏高原》，庆祝西藏和平解放，并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作《向伟大的人民祖国欢呼！》

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次中、英外交博弈。1952年1月10日，司马文森担任《文汇报》总主笔期间，与齐聞韶、马国亮、刘琼、狄梵、舒适、沈寂、杨华等8个电影工作者被港英当局逮捕，由罗湖附近小路递解出境。同时被递解出境的有九龙灾民总代表李文兴等6人，下午到广州。15日白沉、蒋伟被驱离。

司马小莘回忆：当天，我因生病发烧和父母同宿。凌晨，被剧烈的打门声惊醒，母亲将一包资料藏在我枕头下面，叮嘱我不论发生什么事都要躺好，一动不动。我目睹了港英军警手持冲锋枪破门而入，翻箱倒柜，抄走父亲的信件、照片、稿件等；当特务走近床边，母亲说孩子正在生病发烧，不能动她。父亲质问带队的英籍帮办，凭什么理由逮捕人？英籍帮办蛮横地说：“要逮捕你就逮捕你，没有任何理由！”强行带走父亲。

1月11日，司马文森和被迫害的电影工作者在广州开新闻发布会，报告被驱离经过，抗议港英政府的暴行；1月14日发表致香港爱国电影工作者公开信；18日在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控诉港英政府迫害中国居民的罪行，“离开是暂时的，我们还是要回去的”。司马文森投身反对港英暴行的中英外交博弈，在《南方日报》发表文章《控诉英美帝国主义的无理迫害》、在《世界知识》发表文章《香港英国政府对我国同胞的迫害》，将帝国主义妄图把香港变为反华、反共大本營和前哨基地，掀起攻击、颠覆新中国为题材，写作中篇纪实文学《基地》。

香港《文汇报》《大公报》迅速报道港英当局对司马文森等的暴行。1月24日，母亲雷维音和马思荪、张萍、朱明哲等在《文汇报》《大公报》联名控诉港英警察三更半夜闯入民居抓人，翻箱倒箧的搜查，说不出任何理由，提不出任何证据，强迫出境。为居住香港居民的人身自由，向港英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呼吁社会人士给与正义的支持。《文汇报》全体人员及社务委员会成员给司马文森写了慰问信；全国文联、中央电影局给司马文森发来慰问信。

我国外交部1952 年1月25日提出严重抗议：抗议港英当局逮捕和驱逐中国居民的暴行，各全国性社会团体也发表联合声明。（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外交卷》）1952年3月4日《人民日报》短评抗议英帝国主义捕杀香港的我国居民。3月5日香港《大公报》转载《人民日报》的社论，被港英当局律政司控为“刊载煽动性文字”，5月5日港英政府高级副按察司威廉士法官初审，宣判《大公报》即日起停刊六个月。

19520510外交部声明，再向英国政府提严重抗议迫害司马文森                          19520125 外交部严重抗议港      等，及《大公报》被勒令停刊。   19520304《大公报》转载《人民                                                              英当局迫害中国居民。                                            日报》评论：向香港英政府抗议。

    大公报被控案4月16日第四次开庭时，主控方是港英当局律政司律师胡顿，辩护方是陈丕士、贝纳祺大律师，被告方是费彝民先生等大公报人。陈丕士大律师首先指出本案控罪主题，是一篇中文的文字，七个陪审员中有四个英国人、一个瑞士人、一个葡萄牙人，六个人沒有一人能读中文。陈丕士说：这真是太奇怪了。他声明除了一个英籍华人张彼得之外，请求拒绝陪审员名单。他的请求被法官驳回，他声明：“我反对在本案纪录中未列拘捕状，我反对在本案纪录中未列有召被告答辩控词的传票，我反对控词的纪录。”历次庭审中，陈丕士据理力争，词锋犀利。在第四次开庭，陈丕士盘问控方证人警察副帮办劳维，数度被法官威廉士制止发言。在激辩中，法官先后两次说“我可能是错的”，但他仍不许陈丕士继续提出某些问题。劳维答话几次前后矛盾。在询问迫害中国公民的漆咸道集中营时，陈丕士问劳维曾否去过“漆咸道集中营”，并问：“你读过集中营那里的名单吗？”劳：“没有。”陈：“你知道他们被控什么罪名，为什么拘留在那里吗？”劳：“不知道。”陈：“这是秘密的吗？”劳：“我不知道。”陈：“你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那是不是一个秘密呢？”法官高声制止陈丕士抗辩。陈丕士大律师指出：从新中国成立至1952年，共有60多位香港居民被递解出境。陈丕士说，司马文森、李文兴等是在凌晨被警察进入人家，非法押送出境的。陈问：“你不知道谁能颁布这种非法的命令吗？”劳答不知；陈丕士追问：“这种非法行动应否被促起注意呢？”陈丕士又再问：即是“非法”，当然就是暴行，劳说：“当然啰。”陈问：是非法暴行可以说是迫害吗？劳说可以。陈再问，有了迫害，应促请香港英政府加以注意吗？劳答是的。5月10日我国外交部再次向英國政府严正声明，严重抗议港英当局连续逮捕、驱逐和迫害中国居民并无理勒令香港《大公报》停刊暴行。17日香港高法合议庭决定终止大公报停刊令。

1952年1月10日，司马文森回到广州后，担任三联办事处主任（大公报、文汇报、中国新闻社联合办事处）。他继续在《文汇报》发表大量报告文学，如反映革命老根据地的《大南山散记》、反映电影友人刘琼、舒适、顾而已等生活工作的《上海杂记》、参加全国第二届文工会途中见证天津、南京、上海的新气象：《金陵古城更新 秦淮淤水重流》《柳绿枫红玄武湖》《在妇女管的火车中》《进入中国最大的城市》等文章。父亲创作的中篇报告《汪汉国的故事》，从1955年4月15日至6月13日在《文汇报》连载，反映揭阳农业合作化领头人汪汉国，从旧社会要饭到成为全国第一代农业劳模、参加共产党的心路历程，及合作化两条路线的斗争。

全家团聚在广州渡过了3年最开心的生活，于1955年5月结束。父母奉调外交部，告别安定的生活，告别祖国和亲人，奔赴驻印尼大使馆工作。在新闻工作者的努力拼搏和香港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下，香港《文汇报》成长、发展、壮大。文革中《文汇报》关闭，再度复刊至今成为覆盖全球、极具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华文报纸。1963年1月20日，父亲为上海《文汇报》写作散文《诗岛记——峇厘抒情》，同年9月9日他为香港《文汇报》创刊15周年写作《衷心祝贺》，为其取得的成绩喜悦、骄傲；同年12月25日父亲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到《到阿尔及利亚旅途中》。1964年中法建交轰动世界外交界，司马文森夫妇再度远离祖国亲人，到中国驻法使馆任职；1966年临时回国探亲、参加留学生工作会议，遭遇文革。1968年5月22日父亲被对外文委夺权造反派借口“不老实”交代外调问题，刑讯折磨吐血、心肌纤维断裂死亡在国务院部委办公室内，身着血衣，年仅52岁。来向父亲外调的是辽宁省委宣传部造反派，外调问题是司马文森和辽宁省委宣传部长叶方在李克农领导下从事对桂系的统战工作。为共产主义理想、为中华民族在一线奋斗37年的父亲司马文森，生命的最后一刻竟是这样落幕的！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到阿尔及利亚旅途中》成为司马文森给《文汇报》写的最后的文章。

与司马文森的文学创作渊源最长的报纸是《大公报》，延续30年。上海左联时期他开始在《大公报》发表小说，如1935年8月的《赶途》、9月的《夜航》，1936年《古色盎然的泉州城》等。抗战时期《大公报》到香港出版时，有他的抗战纪实文学《不寂寞的行旅》《父子》《磨》等；《大公报》和《大公晚报》转桂林出版时，有他的文章《孤独》《湖上的忧郁》《闲话一九四二年的文艺》《评<法西斯细菌>——门外人语》《文协六年——一点感想，一点期望》《评艺大的<蜕变>》《扩大宣传周之后，建议成立西南文抗》等。1948年《大公报》到香港出版，父亲曾担任《大公报》编辑，有他的影评及新中国诞生的报告文学《我自北京归》连载，长篇通俗小说《香港淘金记》连载。《大公报》在北京出版时，1963年有他的散文《冬夜抒情》《“圣·乔治”的烦恼——阿尔及利亚通讯》，1964年3月7日司马文森的《颂春》是他在《大公报》发表的最后一篇散文。

《大公报》编辑部刘雁廉先生帮我复印了司马文森在香港《大公报》连载的长篇通俗小说《香港淘金记》（第二部）。父亲司马文森在香港《文汇报》发表的长篇通俗小说《南洋淘金记》（第一人称）、中篇报告《汪汉国的故事》，以及所有小说、散文、评论、活动信息是彭主编帮忙复制的，在此一并深表感谢。

附：              人民公仆

                司马文森

在解放区中，除了公共汽车和电车外，简直就看不见公务人员和军人乘坐人力车或三轮车。为什么呢？因为各机关首长都曾对大家好好关照过，而大家也都有了这种认识：做了公务人员，就是做了人民的公仆，刻苦耐劳是应该的。如果我们安闲地坐在人力车上，或三轮车上，看被我们服务的人，那样辛苦的为我们奔忙，就显得自己对不住他们了。不但做了军人公务人员，自己不敢乘坐人力车或三轮车，就是警察在值勤时，遇有穿制服的军人公务人员乘坐，也会劝导你，请你自动下来。这件事，在东北据说执行的最彻底。我到了北京时，一下火车就遇到殊明兄和陈嘉庚先生，他们正从东北参观回来不久。当天下午，我向大会报过到，就和殊明兄去散步了，我问他到东北去参观的观感如何，他说：“那种满意情形，真不知该从什么地方说起。”同时，在谈到旅途花絮时，他告诉了我一个很有趣味的故事。他说他们一行人到了山海关时候，有人早就闻名这个天下第一关，却一直没有机会去观光过，这次有了这一个机会，还能轻易放过吗？虽然在车站上停的只有很短时间，大家都决心争取这一次见识的机会。从车站到那天下第一关，还有一段路程，他们走路去怕耽搁时间，当时又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只好乘坐人力车了。在北京时，他们每个人，除了陈嘉庚先生还是那套薄绒西装外，都换上了制服。公务员乘坐人力车照例是不许的，当他们一群经过了岗警，自然就给警察挡驾了。他对他们说：做了人民公仆，是不该乘坐人力车的，这太对不起人民了。但是经过了大家解释一番，说他们是华侨回国来观光的，只因为要赶时间才这样做。那警察才算通融，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只许通过这一次，下一次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只要穿的是制服，就对不住了。他们就这样通过了，可是，在天下第一关凭吊了一番之后，因恐车开，又匆匆赶回，还是乘坐那批车，又因为通过的是那些旧警察，刚刚已通融过了，这次自然也可以再通融一次，便又大摇大摆的开回头了。岂知一到了那个警岗又被挡驾了，怎样解释都对不起，只有陈嘉庚先生因为穿的是西装有了乘坐资格，其余的人，只好跑步跟在陈老先生车后面，向火车站进发了。这次在回港途中，听见同船来的一个上海商人说了一个故事，他说：为了离开上海到香港来做一笔生意，他到警察分局去登记领出口证，但分局的人告诉他，照规定他该到总局去办。那商人到了总局去了，而总局的人却告诉他：为了便利人民行动自由，刚刚公布了一个新办法，可以到分局去领取，请他还是到分局去。那个人一到了分局，可就大生其气了，他说明明分局可以办为什么一定要我多跑一趟。分局的职员一边对他表示歉意，另一边就向他解释这个新办法是刚刚公布，他们也还刚收到通知。

在旧社会，是公务人员骑在人民身上，成为一种特殊阶级，而经过了多少年来的坏传统之后，已成了一个自然习惯了。人民害怕官，官民之间有了很大距离。一个“官”自比为一个统治者，是来管理人民的，而在新社会，“官”是吃了人民的俸禄，是来替人民做事的，是人民的公仆。两种社会的性质改变了，官民之间的关系，自然也改变了。这个新关系的建立，并不是降低了公仆的地位，相反的，一个好的公务人员，不是因为他能对上司吹拍得了信任，而是得到广大人民的信任和爱护，真正成为人民的代表人物，他的荣誉是全体人民给他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要养成大家服务人民的群众观点。真正有了这种服务人民观点的新公务员，不但自己不会降低了地位，反而到处受了尊敬。在抗日战争时代，在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解放区时代，都曾有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来说明广大人民大众甘心牺牲自己性命、自己子女们的性命，来保护我们的士兵和行政工作干部。这是很不容易的，也就充分说明了这些人民的公仆，这些优秀的人民代表，是用着代价去获得荣誉和尊敬的！（摘自司马文森著《会师新中国的十月》）

  永远的记忆

——司马文森与新中国的文化外交

      古西域丝绸之路上有中华民族的使者张骞，当代有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走向世界的新中国大文化使者司马文森，著名作家、外交家，共产党杰出的统战工作者。

司马文森1933年加入共产党，在党的培养下成长为具有著名作家身份的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司马文森为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在隐秘战线及外交战线的一线拼搏37年，其革命生涯与文学创作交融，他用生动、质朴的笔触记述时代前进的脉搏，他投身时代进步的前线，付出心血以文字、视频留存于世的永久记忆，具有文学和史料价值，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司马文森是首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首任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西亚非洲司司长，首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他联系、推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政府的第一个文化合作协定的签订及实施；联系、推动中国与阿尔及利亚政府的第一个文化合作协定的签订及实施；联系、推动中国与法国第一个文化交流计划的签订及实施，同时也是中国同西欧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的文化交流计划。这些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是指导两国文化外交工作的总则、大纲。纲举目张，司马文森联系、推动中国和印尼、中国和阿尔及利亚广播影视、科技、新闻出版等专项协定的签订；参与制定中国和印尼、阿尔及利亚、法国文化合作年度实施计划，为开拓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为新中国及外交事业的诞生留下永远的记忆

1949年9月5日，司马文森从香港到北平出席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参与共商建国大计。他是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参与讨论制定开国文献中最重要的施政宪章《共同纲领》；和全体代表投票表决通过建国的三大人民宪章《共同纲领》、《人民政协组织法》、《政府组织法》，国旗、国歌、国都、纪年，选举国家领导人。父亲记下这振奋人心的一刻：“五千年来的第一次，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手来表决自己的宪章!以国家主人的身份，来处理自己的命运!我们兴奋，多少说不出的情绪，像海涛，像巨浪，在我们心中翻腾起伏，多少热血，在我们身上奔腾着。热泪涌在我们眼中，它想流下来，为了快活，兴奋，激动”，“那是我们全国人民大团结的标志，我们拥护，我们鼓掌，我们欢呼，我们一致的举手通过!” 

父亲记述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庄严伟大的日子!10月1日下午，父亲和代表们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暨开国大典。15:00隆重的仪式开始了，新中国向世界，向全国人民宣告诞生!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响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在电动旗杆上徐徐上升，连续十分钟没有间断的庆祝礼炮轰鸣。“共和国的首长们和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民代表们在一起，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在检阅这英勇无双的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能够站在自己的阅兵台上，检阅自己的部队，这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在临时搭建的观礼台上，来自苏联的代表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苏联文化艺术团，远道来参加新中国成立庆典。团长是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带着红军歌舞团、摄影队。当他们看到人民解放军军旗引导着海军、步兵、坦克兵团、骑兵兵团、炮兵兵团走过检阅台，鼓掌欢呼“乌拉！”……“终于我们听到一个声音了，那是毛主席在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站在广场上的30万人如同一个人，严肃地立正着静听”。随后全场欢声雷动，游行队伍欢呼着通过天安门。……直到暮色笼罩了北京城，天安门广场上红色的旗帜、红色的灯、红色的烟花交织成一片红色的海洋。游行队伍仍有组织有顺序地走过检阅台，人们唱着热爱自己领袖的颂歌，呼叫着“毛主席万岁!”。                                                           

司马文森见证了新中国外交从无到有创建的振奋人心的时刻，并留下永远的记忆。10月2日晚上，他出席了中国文艺界代表在怀仁堂为苏联文化艺术代表团举行的欢迎会。在欢迎会上，有人拿着电报走近朱德总司令。朱总司令用激动的声调对大家宣布：“我们的伟大友邦苏联，第一个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了！”这声音像一声巨雷，响在每一个人的心上。人们起立，疯狂地、持续地鼓掌。如今这段历史已淡出人们的记忆，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巨老师不知道纪录片上从飞机上走下来的两个外国人是谁？我得意地告诉巨老师，父亲留下了记述，他们是苏联文化艺术代表团团长西蒙诺夫和法捷耶夫。                       1950年出版

每天繁忙的会议之余，司马文森怀着不可遏制的激动心情，记述了人民政协大会见闻，开国大典的盛况：《欢呼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饭店招待所琐记》、《新国旗怎样被选出来的？》、《三大人民宪章是怎样产生的？》、《参政人员名单是怎样决定下来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做些什么？》、《在新中国建设中大家怎样分工？》、《胜利的红旗在人民广场上飘扬》等，许多章节系一天一篇连夜完成，即刻发稿到香港《文汇报》率先向海外报道。回到香港后集成《新中国的十月》出版。父亲在香港《大公报》发表题为《我自北京归》一组报告文学，集成《新人物、新作风》出版。使海外的读者了解，“使大家明白我们这个从苦难中解放出来的祖国，是光明灿烂，有前途有远景的！我们每个人都该有这样的信心，在新的基础上努力，奋斗下去。”当时司马文森并不负责对外宣传，出于敏锐洞察力、高度责任心为新中国的诞生留下永远的记忆，这是他留给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  2009年出版

10月3日，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复电苏联葛罗米柯总理，中苏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当时新中国的外交部还没挂牌成立。组建外交干部队伍时，周总理谈到任用标准：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都要挑选最忠诚、最可靠、最有才干的分子来从事外交工作。我们的外交干部首先是从军队中选调，军队干部经过战争的考验，是最靠得住的；二是从地方干部中选调，他们有领导工作经验，也是靠得住的；三是从地下党中选调，他们的文化水平高，是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锻炼过来的，也是可靠的。有人提出不懂外语，怕搞不好外交。毛主席指出：汉代的班超、张骞不是也不懂外语吗?但他们出使西域，非但能够不辱使命，而且功绩卓著；他又幽默地说：将军当大使好，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于是一批将军、地下党统战干部站到外交岗位1。1949年11月在民国外交部旧址外交部街31号挂起新中国外交部的牌子。继苏联和新中国建交，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纷纷和我国建交；随后是印度、巴基斯坦、瑞典、瑞士、丹麦等国。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从无到有建立。

外交事业除了友好往来还有激烈的国际博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不承认新中国及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对中国人民的选择充满敌意，在外交、经济等各方面进行封锁、围堵。英国虽承认新中国，只设领事馆，没有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香港成为新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同时也被英美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作为反华、反共的基地。现在的青年人难以想象，当年橡胶及种苗被定为重要军用物资禁运到新中国；棉花也是禁运的物资。新中国陆续成立东北、新疆、云南建设兵团，大批子弟兵奔赴祖国的边陲，既是戍边战斗队，生产队，又是工作队，建立了北大荒粮仓、新疆棉花主产地、云南橡胶种植园，为抗击帝国主义的颠覆和经济封锁，巩固新政权做出重要贡献。港英当局在香港安置了几万国民党残余部队，纵容各派系敌对势力的间谍、特务在香港活动，设立了迫害中国公民的漆咸道集中营。从新中国成立至1952年，共有60多位香港居民被非法递解出境。

1952年1月10日凌晨，港英当局将进步电影工作者8人：司马文森（时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马国亮、齐闻韶、刘琼、狄梵、舒适、杨华、沈寂等非法逮捕，递解出境。那些军警手持冲锋枪，破门而入，翻箱倒柜，抄走父亲的信件、照片、稿件等，父亲质问带队的英籍帮办，凭什么理由逮捕人？英帮办蛮横地说：“要逮捕你就逮捕你，没有任何理由！”并强行带走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港英当局迫害中国居民规模最大的暴行。我国外交部1月25日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抗议港英当局逮捕和驱逐中国居民的暴行，各全国性社会团体也发表声明抗议。

1952年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抗议英帝国主义捕杀香港的我国居民》，3月5日香港《大公报》转载《人民日报》的社论，被港英当局律政司控为“刊载煽动性文字”，5月5日威廉士法官初审宣判《大公报》从即日起停刊6个月。新中国予以强烈反击，5月10日外交部再次向英国政府提出严正声明，严重抗议港英当局连续逮捕、驱逐司马文森等中国居民并无理勒令香港大公报停刊的暴行。辩方陈丕士大律师在大公報被控案第四次開庭中，盘问控方证人警察副帮办劳维，指出对《大公报》采用双重标准,列举1952年4月2日伦敦《工人日报》刊登：“由于香港当局压迫中国居民和香港已日渐成为攻击中国的基地的事实，中国对此表示了极度的愤怒。香港最近的一连串的逮捕，九个中国编辑承印人被捕事件——与美国允许将棉花重运香港的决定，应该是配合的，而不是巧合的事情。（自然棉花是不准许运往中国的）英国政府能早日设法把香港归还中国，将能促进中英友谊的关系。”港英当局并未认定伦敦《工人日报》有“煽动性”，陈丕士指出这一系列对中国居民的逮捕驱逐是非法的。新中国政府的强有力反击，迫使香港高法合议庭于5月17日终止大公报停刊令。

司马文森参与新中国首次对港英的外交斗争，在广州召开记者招待会及人民广播电台控诉港英政府迫害中国居民的罪行，声明：香港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会回来。父亲在《南方日报》撰文《控诉英美帝国主义的无理迫害》、《致香港爱国电影工作者公开信》等，在《世界知识》发表文章《香港英国政府对我国同胞的迫害》。该事件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外交卷》。司马文森将帝国主义妄图把香港变为反华、反共的大本營和前哨基地，掀起攻击、颠覆新中国的事实为题材，写作了中篇小说《基地》。

1955年4月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惨案发生，赴印尼出席亚非会议的我国代表和中外记者罹难，司马文森在广州人民集会上抗议美蒋暴行余音未了，5月奉调外交部，出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成为捍卫五星红旗的外交战士。7月16日，父母亲赴任途径香港，受到港英当局刁难，拒绝过境签证，我国政府予以反击，迫使港英让步。国务院任命书尚未下达，父母亲已奔赴火线，面对西方国家的外交封锁，在国际斗争的风口浪尖开拓外交工作新局面。

推动新中国文化外交的进程

周总理曾生动地把对外文化、经济工作比喻为中国外交的两翼，文化外交为打破西方大国对新中国的外交封锁建立丰碑。文化参赞是中国政府处理对外上层建筑领域交往的代表，分管文艺、教育、科技、体育、卫生、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社团等，统称大文化事务。新中国成立至1965年，对外签订35个文化合作协定，其中司马文森参与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中国与阿尔及利亚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与法国文化交流计划的签订及实施，作出重要贡献。

一、司马文森联系、推动了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总统访问新中国。

印尼是和新中国建交的第10个资本主义国家。1955年至1962年，司马文森、雷维音夫妇在中国驻印尼使馆工作7年。到任后，司马文森建立与印尼文艺界人士的友谊，迅速打开文化外交工作局面，是驻印尼大使馆黄镇大使倚重的左膀右臂。司马文森联系推动了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总统访问新中国，之前只有印度、澳大利亚总理访华，没有总统访华。文化外交工作为突破西方大国对新中国的外交封锁，开拓、发展外交事业作出贡献。

自中国和印尼建交，苏加诺总统曾多次表达访华的意愿，因毛主席无法回访印尼，根据外交对等原则，均搁置。司马文森到任后，结识了总统府画家杜拉，建立和苏加诺总统联系的直接渠道，中国政府的立场、主张可以通过该渠道迅速转达。苏加诺是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一生中3次访华，前两次访华是通过司马文森联系、推动成行。1956年1月18日杜拉专访司马文森，转达苏加诺盼望访问我国。父亲敏锐看到其政治意义，报告黄镇大使，再次向国内请示，得到认可。（外交部开放档案号：204-00030-01）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信于4月21日签署，外交部派信使专程送到雅加达。1956年9月30日-10月苏加诺访华成行，受到最高的礼遇，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欢迎仪式中陆军仪仗队首次改为海陆空三军仪仗队，延续至今。苏加诺受到中国人民热烈隆重的欢迎，令他记忆深刻。1961年2月25日，司马文森往访杜拉谈及陈毅外长将访问印尼，签订友好条约及文化合作协定事，杜拉转达苏加诺的意见，可不考虑毛主席未回访的礼节问题，能否邀请苏加诺第二次访华？并表达苏加诺对中国的民主协商政治制度感兴趣。苏加诺总统第二次访华，是应刘少奇主席的邀请于1961年6月13日-15日成行，刘少奇1963年4月回访印尼。1964年苏加诺第三次访华时，司马文森已赴巴黎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1965年春，苏加诺拟赴阿尔及尔出席第二届亚非会议，途经巴黎，因阿尔及利亚政局变动，未果。在巴黎，驻法使馆黄镇大使宴请苏加诺，在宴会上苏加诺和父母亲谈笑风生，问他们何时再到印尼？和苏加诺走同一路线的还有印尼共产党第二书记约多，父亲和约多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约多返印尼，在《火炬报》发表诗《巴黎的会见》，记述与司马文森会面同游埃菲尔铁塔。在美国中情局策动苏哈托政变中，约多和艾地牺牲。

二、司马文森开拓新中国与印尼电影界友好往来，突破西方对新中国的文化封锁。

从建交到1955年，印尼电影界和我国全无接触，进步力量极为薄弱。司马文森上任半年，和印尼电影界建立友好往来。印尼电影《跛足者》的导演曾向司马文森提出访华请求，父亲建议国内邀请印尼电影代表团访华，考察电影事业，并推荐了印尼电影制片业工会主席、电影明星协会主席、知名导演、明星等具体人选。21957年7月20日，司马文森举办酒会为印尼电影代表团访华饯行，并讲话（见右图）。建立了两国电影界常规往来，互访，互办电影周等。中国新拍摄的电影源源不断在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放映，其中有司马文森编剧的文献纪录片《故乡》。司马文森联系引进了印尼电影《查雅布拉纳》、《跛足者》、《杜兰曲》到中国；与之对等，将新中国电影推介到印尼。           

1956年8月14日-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应苏加诺总统邀请访问印尼，全程由黄镇和司马文森陪同，掀起两国友好交往的高潮。宋庆龄副委员凌晨到达雅加达即受到苏加诺的欢迎，随后到雅加达、万隆、日惹、峇厘等地访问，参加8月17日印尼独立11周年纪念庆祝大会。宋庆龄每天都要参加多场活动，例如15日，上午拜会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出席印尼中国友协的欢迎  司马文森等陪同宋庆龄到万隆访问，受民众欢迎。会，下午出席印尼华侨的欢迎会，作报告介绍国内建设成就，晚上参加苏加诺举行的国宴。她出席西爪哇省长萨努西的欢迎会，观看西爪哇民族舞蹈及华侨学生的歌舞。19日宋庆龄在日惹苏丹陪同下参观宫廷手工艺品和制作表演，下午凭吊印尼民族英雄苏第曼将军及为印尼独立牺牲的烈士，晚上出席日惹苏丹在格巴帝安宫举行的宴会，观看中爪哇古典宫廷舞。20日游览婆罗浮屠佛塔，途经文池兰镇，在日惹苏丹提议下参观了“巴刹”（农贸市场）。22日宋庆龄在印尼电台作《万隆精神和亚非人民之间的团结》讲演；出席雅加达市民大会，作《中国，印度尼西亚之间日益增长的友谊》演说。23日宋庆龄向苏加诺辞行，圆满结束访问离开印尼。这次访问得到印尼华侨摄影家大力协助，素材片由3部摄像机拍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制作了纪录片《宋庆龄副委员长访问印度尼西亚》，留下中国和印尼友好往来的永远记忆。

宋庆龄副委员长在雅加达的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和工作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第3司马文森，左5黄镇，左6宋庆龄

司马文森联系新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首次合作拍摄电影，为打破西方对新中国的文化封锁作出贡献。1956年，苏加诺9月访华前，司马文森于7月建议由我国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简称新影厂）与印尼国家电影制片厂合作摄制大型纪录片3，经联系印尼电影界以及国内，达成联合摄制《苏加诺总统访华》影片协议。合作模式：拍摄制作由我国新影厂负担，印尼出摄影师，分担部分摄影工作，片头署中、印尼合拍，并列印尼摄影师名字，经费我国负担，版权归我，赠印尼拷贝供其在国内外发行。1956年12月1日《苏加诺总统访华》彩色影片发往印尼，15日大使馆举行大型招待会，邀总统和高官、外交使节观看。1957年1月8日，由黄镇与印尼情报部部长名义联名在雅加达首都戏院举行招待会，放映《苏加诺总统访华》，招待总统、总理、各部长、外交使节、国会议员、党派代表、文化艺术界人士，扩大了两国友好的国际影响。印尼情报部向司马文森提出追加赠送情报部20个电影拷贝。

中国和印尼电影界的友好往来得到持续发展。1959年，原定7月在印尼各地放映的极尽丑化和侮辱中国人民的影片《六福客栈》由美国福克斯影片公司斥巨资摄制。父亲执行我外交部指示向印尼政府交涉，阻止该影片在印尼发行，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

印尼国家电影制片厂为陈毅外长到印尼签订两国友好条约、文化合作协定，随访的中国艺术团巡演，及印尼艺术团访华演出拍摄纪录片，5月7日在中国艺术团举行的告别招待会上放映。驻印尼的各国使节、印尼文艺界人士出席观看，扩大印尼、中国友好合作的影响。

司马文森发表《在前进道路上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电影》载1962年12月11日《光明日报》 ，写作《<杜兰曲>及印度尼西亚电影》载《破鐐拷、争自由》1964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向中国人民介绍印尼的电影事业在抗击西方文化侵略斗争中的发展。

三、震撼世界体坛的新兴力量运动会背景，是外交战线捍卫中国主权的拼搏。

国际奥委会将1962年第四届亚运会举办权交印尼。印尼亚运会筹委会于1961年同时邀请中国和台湾蒋帮参加。得知消息，作为在一线奋战的司马文森通过官方和非官方渠道阻止在第四届亚运会出现“两个中国”局面，1961年2月司马文森往访文教部普里约诺部长、及情报部对外与社会关系司长拉都美登，表达我国反对印尼邀请蒋帮参加1962年亚运会事，反对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于2月23日、26日两次往访总统府会见总统府画家杜拉，请其向总统转达中方的立场和主张，了解苏加诺对印尼邀请蒋帮参加亚运会的态度，及对我国反对“两个中国”的态度。我国周总理、陈毅外长先后致信苏加诺，阐明中方立场。1962年 1月司马文森再次往访文教部长普里约诺，就印尼亚运会筹委会邀请蒋帮参加问题向印尼政府提出我国的意见。普里约诺表示：印尼亚运会筹委会作为亚运会国际联合委员会委员之一，可以邀请蒋帮参加，但印尼政府有权决定是否给蒋帮发入境签证，希望中国政府相信印尼政府，表示苏加诺决不会为了亚运会而牺牲同中国的友谊。

1962年8月，第四届亚洲运动会在雅加达举行，印尼政府选择了“一个中国”的立场，拒绝台湾体育组织以“中华民国”入境参赛。为万无一失避免出现“两个中国”局面，我国体育队未参加，再一次向世界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和决心。

国际奥委会宣布不承认第四届亚运会成绩，并无限期中止印尼参加奥运会。

苏加诺总统对西方大国垄断国际体坛不满，倡议举办新兴力量运动会（简称：新运会），得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响应，报名参赛的国家和地区达51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70%以上，规模超过前十届奥运会参赛国总和。1963年11月10日—22日第一届新运会在雅加达举行，是新中国第一次正式全面参加国际体育赛，代表团228名运动员组成田径、游泳、举重、体操、兰球、羽毛球等14个代表队，以66枚金牌、56枚银牌、46枚铜牌的成绩名列第一，打破举重和射箭两项世界纪录，中国体育代表团从此踏上国际体育运动的历程。④ 新运会打破5项世界纪录，多项洲记录，震撼世界体坛，宣告帝国主义垄断国际体育事业的命运告终。

“新运会”期间同时进行多国体育图片、塑像展及文艺汇演，司马文森作为艺术团团长，率中国艺术团（上海杂技团）与体育代表团荣高棠团长同机抵达雅加达。

新运会期间，中国艺术团在雅加达参加8

国文艺汇演，随后到印尼各地巡回演出，并为   印尼共总书记艾地、司马文森与运动员、演员合影

印尼水灾义演。依照司马文森1956年提出的合作摄制《苏加诺总统访华》模式，中国-印尼再度合作，联合摄制大型纪录电影《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1963年12月21日在北京电视台首映。我国邮政为新运会成功举行发行5枚一套纪念邮票（纪100）。1964年3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司马文森写作的《告别国际村——“新兴力量运动会”回忆片断》，为中国首次全面参加国际体育比赛留下永远的记忆。

四、司马文森联系、推动文化外交总纲——对外文化合作协定的签订与实施。

中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签订的文化合作协定，是缔约双方在上层建筑领域交往的基石，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建立两国在文化艺术、教育、社会科学、体育、卫生、新闻出版、广播、电影和电视领域内的交流和合作。纲举目张，缔结各专项文艺、新闻交换、影视、科技等协定。新中国成立至1965年，与我国建交约50个国家，对外签订了35个文化合作协定，司马文森参与3个文化合作协定签订及实施，开拓两国间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历史新阶段。

1、1961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文化合作协定》在雅加达签订。1961年4月22日经我国国务院核准，照会印尼政府，1961年6月14日生效。

自司马文森1955年到中国驻印尼使馆赴任，即关注两国文化协定的缔约。1956年3月

印（尼）中友协理事会决议邀请中印（尼）友协参加印尼8月17日的国庆，邀请中国艺术团到印尼巡回演出。中印友协代表团的访问很成功，艺术团的演出也很成功。印中友协代表团回访我国，参加国庆观礼及峇厘舞蹈团来华演出提到日程上。司马文森向印尼文教部提出签订两国文化合作协定的意向，虽然未果，但印尼官方参与了接待中印友协代表团的民间交流活动，苏加诺总统亲自挑选访华的峇厘舞蹈团成员和节目，是印尼多年来出国演出的峇厘舞蹈团阵容最整齐、节目最精彩的一个。民间文化交流的发展，促进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缔约。

1961年3月初，司马文森夫妇家访印尼外交部新闻司长加尼斯·哈索诺，被告知印尼将于3月21日正式邀请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及艺术团来访，签订两国友好条约、文化协定，及联合公报，公报中将提及第二次亚非会议及中方支持印尼方对西伊里安的立场。随后，印尼外交部新闻司长就陈总访问发布消息事再次与司马文森会商，定于3月20日由双方分别公布。3月25日，印尼外交部交给中方他们拟定的文化合作协定草案，父亲即刻发回国内，并根据国内的意见，逐条逐句与印尼外交部官员充分磋商、修改，达成共识。

    1961年3月28日—4月2日，陈毅元帅兼外长访问印度尼西亚，随行的有耿飚副部长

等。中国、印尼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3月31日在雅加达独立西街15 号印尼外交部长

官邸举行。印尼方由苏班德里约外长主谈。中方陈毅外长、耿飚、黄镇大使等出席，拟定两

国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友好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

和国文化合作协定》、《联合公报》三个文件。会谈中，黄镇提议首先讨论文化合作协定，因

该文件已经司马文森参赞和印尼官方充分协商过。文化合作协定首先顺利通过。

    4月1日上述三个文件在雅加达印尼外交部正式签订，中方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代表团

全体成员、黄镇大使司马文森参赞和刘今生参赞出席。

以文化合作协定为纲，两国根据实际情况，轮流在雅加达、北京缔约文化合作年度计划。司马文森参与制定两国文艺、教育、科技、体育、广播影视、图书出版等1961至1963年的年度交流计划；推动缔结政府间专项合作协定：广播电视、新闻交换、科技交流等。根据两国文化合作协定第四条，1963年度计划中有缔约两国广播电台协定安排，但计划不知何时能执行。司马文森在得知印尼广播电台副台长（代台长）苏基尔曼夫妇1963年将应邀访问苏联，建议为促成两国广播和电视合作协定尽早签订，不论年度计划何时签订，以我国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名义对苏基尔曼夫妇发出邀请，在其访苏行程中增加访华行程。1962年6月26日司马文森和唐专员应邀出席印尼和越南广播电台合作协定签字仪式，司马文森将我国提出的两国广播电台合作协定草案（印尼文稿）交苏基尔曼。印尼方很快回复，原则同意。

1962年10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事业局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局广播电视合

作协定》在北京签订。中国代表是广电局长：梅益（司马文森在左联时的友人），印尼方代表：苏基尔曼。此时，司马文森夫妇已从印尼离任回国。1962年10月，苏基尔曼和夫人、女儿在北京见到司马文森，苏基尔曼十分高兴地说：上火车不久，听到火车上播送印尼歌曲《宝贝》，非常兴奋。（刘淑芳演唱，一度风靡全国，她随中国艺术团出访印尼时向艺术家戈敦·多平学会。）

司马文森、雷维音夫妇在中国驻印尼使馆工作期间，两国文化交流是有史以来的鼎盛期。

2、1963年9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文化合作协定》在阿尔及尔签订；12月30日经我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40次会议核准，1964年1月13日生效。

1962年7月3日阿尔及利亚宣告独立，成为第31个和中国建交的国家。司马文森时任对外文委西亚非洲司负责人，对外友协理事，直接参与制定两国间文化合作协定及年度实施计划。1963年8月30日司马文森和丁西林（团长）、王匡等中国文化代表团一行赴北非访问，路程：昆明→仰光→卡拉奇→开罗→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返京。

9月6日，缔约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两国文化合作协定的会谈。9月11日上午在阿尔及尔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文化合作协定》。中方签字代表是文化代表团团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丁西林，阿方签字代表是全权代表、外交部文化司司长本·科比。协定规定了促进两国文化关系的原则，及科学和文化代表团将互相访问，组织展览会、音乐会、艺术表演和体育比赛、互派留学生并在广播、电视和电影等方面进行合作。出席签字仪式的有中国驻阿大使曾涛和司马文森、王匡等全体代表团成员，阿方体育和游览部、外交部新闻出版、电台和电视台、教育部代表。1963年9月14日以本·贝拉总统名义发布《阿中文化合作协定》第63-369号法令，9月17日在阿尔及利亚政府公报上公布了协定全文。12月30日我国务院第140次全体会议核准，1964年1月13日生效。

访问阿尔及利亚期间，本·贝拉总统接见了中国文化代表团，态度很友好。代表团在阿尔及尔参观了博物馆、广播电台、电视台、国立工程学院、阿尔及尔大学等文化机构，到君士坦丁堡、塞蒂夫、布利达访问，并和阿文化界人士交换意见。随后到摩洛哥、突尼斯访问。

回国后，司马文森参与制定中阿文化合作协定1964年度计划，推动缔约两国广播电视、交换新闻协定。1964年3月底，阿文化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签订文化合作协定1964年度执行计划，阿方团长是文化司长本·戈比，广播电视台对外联络部马富德也参加文化代表团。阿文化代表团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他们对中方的热情接待十分感谢。4月14日在北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事业局和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广播和电视合作协定》，7月在阿尔及尔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华通讯社和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新闻社关于交换新闻的协定》，年底中阿两国科学合作协定在阿尔及尔签订。6月，中国派出东方歌舞团到北非、西非访问演出，参加阿尔及利亚国庆、国家大剧院落成典礼，及到突尼斯、阿联等国访问演出。阿方邀请中国教育代表团、舞蹈考察团、篮球队、中国音乐家、摄影家访问。双方互派留学生，互相举办电影周，阿尔及利亚的英雄贾米拉的事迹曾深深感动中国的观众。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这方面题材少有人介绍，司马文森在工作之余写作文章反映帝国主义对非洲石油、土地等资源的掠夺、瓜分，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反映北非人民反殖斗争的文章有《到阿尔及利亚旅途中》、《小兵阿里》、《阿尔及尔的故事》、《中国大夫》、《丹吉尔之旅》、《非斯漫游》、《回忆断片》等，其中有记述阿尔及利亚人民解放军历经七年武装斗争取得民族独立的故事。司马文森和马思聪合作创作了《中国非洲友好歌》。 

《“圣·乔治”的烦恼》是司马文森写的通讯，为新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实施国有化运动留下永远的记忆。在独立了的阿尔及利亚，殖民主义者还像吸血虫一样紧紧地吸住它的经济命脉，法郎可以在市面上通用，价值与阿尔及利亚法郎一样；垄断资本家对小杂货铺出售的面包、糖、茶叶、牛油、食品罐头和一切日常家庭用品也毫不放松，像蜘蛛结网一样，撒下这些连锁商业网，货源统一分配，价格由他统一定，一有风吹草动，可使物价上涨一倍，也可以全部断供。一边是殖民者利用经济优势加压，一边却想粉碎它，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经济，用“代管”、“国有化”作为武器，将过去殖民者控制的50% 最肥沃的土地，全部工业、商业、报业、服务业陆续收归国有。“圣·乔治”和“阿勒迪”都是法国人在阿尔及尔开的旅馆，最大的“阿勒迪”旅馆最早被收归国有，多家法国人报业被取缔。突破殖民者在经济上的压榨、束缚，是民族独立的新国家必须解决的问题，打赢另一场没有炮火硝烟的“无形”战争。

3、1965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1965年和1966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书》在巴黎签订，是中国与西欧国家签订的首个文化协定。

1964年1月27日，中国和法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在国际社会引发“核爆炸”似的轰动。西方大国长期对新中国外交封锁，不承认新中国，在联合国模糊台湾地位，企图把台湾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尽管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明确台湾属于中国，抗战胜利时民国政府到台湾接受日本投降，宣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随着解放军占领南京，民国政府代总统流亡海外，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是唯一合法政府的西方大国，撤出其在台湾的领事馆，在联合国多个国际机构中承认新中国，对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是一次沉重打击，对国际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提高了戴高乐政府在国内外的声誉。法国政府认识到与中国建交的重要性，有务实的一面，也有打开一道进入中国的大门，建立西方文化堡垒渗透，所谓“恢复法兰西光荣”的扩张性一面。

法国是世界文化交流中心。国务院在首任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的人选中，没有任命精通法语的干部而任命司马文森，有对他文学上的造诣及长期斗争经验的考虑。司马文森6月到任后迅速打开工作局面。我国京剧团在国际戏剧节的演出，轰动了巴黎；参加凡尔赛国际摄影艺术展览的中国图片色彩和形象清新悦目，反映了人民的生活和劳动，以及中国的美丽景色，受到观众的称赞，马竞秋的《探索冰川奥秘》、刘志伟的《施肥》获奖；体育交流有兵乓球、体操代表团到法访问；中国的针灸电视节目的播出受到欢迎，几千年前中国人的祖先就知晓人体的穴位、经络，并运用，令法国民众感到很神奇；建立了两国学联的交流、互访；法国农学家曾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来我国访问，曾生（原东江纵队司令）为团长的农业代表团应邀访问了法国。纪念抗战胜利20周年，举办图片展，放映电影《停战以后》，《小兵张嘎》，各界人士约700人观看，反映热烈。科技交流虽规模不大，涉及声学、有机化学、天体物理学、固体物理学、医学、植物生理学、高分子研究、空间研究等广泛领域。

为我国经济发展亟需外语人才，大批青年到法国留学成为文化交流一个亮点。高教部派第一批103名留法学生（研究生、进修生、大学生，学科有科技、社会学等，82名为语言留学生）于1964年11月7日-14日先后分5批抵巴黎，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向资本主义国家统一派出大批留学生，其中很多是学法语的学生。安排这些留学生，要考虑他们不同的文化程度，不同的学科，有的学科只有一两人；要考虑教学质量，兼顾生活安排、管理，还要考虑国家财力能够承担的支出，为找适合的学校，父母亲付出大量心血，几乎跑遍了整个法国，分别安排到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大学、汉纳大学等校及巴黎视听中心学习。到1965年又有百余名留学生赴法。为使他们安心学习，没有生活的后顾之忧，由使馆负责租房，派厨师为他们做饭。尽管增加了一些自费法语留学生，国家外汇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发给每人零用费50法郎/月，对二三百留学生而言，是每年十几万元外汇支出，体现国家的关怀和期待；尚未包括对等交换到我国学习的法国留学生，法方提出要承担其每人每月600法郎的生活费。使馆工作人员很节约来之不易的外汇，除生活必需品及在使馆食堂的伙食费；回国探亲能乘船、坐火车的，不乘飞机，途中必须的零用费也需向使馆财务借支。当时驻法使馆没有教育参赞，留学生的管理工作由文化新闻处的主管司马文森承担，每批留学生到法国，父亲要给他们讲话，介绍法国的情况，及留学生活、学习注意事项。1964年9月父亲来信说：“到巴黎来学习的学生名单我们已收到了，一来就是一百多，热闹得很啦。他们都归使馆文化处管理，说来也很有趣，我们自己的孩子在国内请人作监护人，而我们在这儿又成为出国学生的监护人了！这也是新事物，有许多想不到的事也出现了。我们现在忙的也有不少是关于这些孩子们的事，他们要生活，要学习，事情够多。”          黄镇（前3排左5）、司马文森（前3排左3）等和留学生合影

司马文森到任后广泛接触法官方、民间，文化知识界、友协，走访古巴、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驻法使馆文化参赞，了解法国对外文化策略。他在1964年9月，短短三个月时间敏锐观察，向国内提交对法文化往来的前瞻性意见。明确指出：①法国与我国的文化关系代表和体现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与中国的文化关系。②法对外文化侵略富有经验，有一支对外文化侵略队伍和雄厚的物质基础。③法国在世界各地採取积极文化渗透措施，传播“法国文明”，包括扩大法语的传播；法语影响，从广义上亦即法国文化的影响。④法对我文化政策基本上是执行美帝对苏修那套“和平演变”作法，称与中国建交，西方打开一道进入中国的大门，建立西方文化堡垒，企图恢复西方文化在中国的阵地，通过文化渗透扩大所谓“自由化”的影响，和我们争夺下一代，中国青年和知识界将成为其主要的文化渗透、影响对象。⑤法外文化政策具有极大的扩张性和侵略性，我在与其打交道时，必须提高警惕，慎重对待。提出今后对法工作方针建议：官方与民间并重，组织一支强大的对我友好力量，宣传工作应面主要面对群众，特别是中、下层知识份子。注意接待工作的方式方法，热情、友好，避免谈大道理，多用具体事例和新旧对比来启发。司马文森以对党的忠诚，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敏锐的政治洞察，五十多年前作出的关于对法文化往来，应对敌对势力文化渗透、颜色革命的前瞻性意见和建议，至今仍有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外交部对外开放档案）

法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文化交流采取先制定计划书，后缔约文化合作协定模式。司马文森为签订两国政府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做准备，多次和法国外交部文化司有关负责人交换意见，探讨教育、科技、技术，一般性文化交流（代表团互访、电影、电视、书刊交换等）艺术、体育、社团等，也包括确定代表团互访的费用由谁负担等细节。1965年9月28日我国政府文化代表团到达巴黎，对1965—1966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书签约谈判，10月1日签字，并发表新闻公报。代表中方签字的是对外文委副主任宋一平，代表法国签字的是法外交部文化和技术事务司长让·巴斯德望。中国武汉杂技团随同到法国访问演出，在巴黎夏乐宫首演引起轰动，夏菊花和夏金船姐妹俩密切配合演出的《顶碗》，达到天衣无缝境界，令满座的法国人看得如痴如醉。法国芭蕾舞团、艺术团陆续到中国访问演出。该《计划书》在文化艺术，教育，科学、技术，体育等交流做了具体规划，很多已签约的项目因文革浩劫中断，未全面执行。

关于中法两国交流，曾有一段趣话。1965年11月法国工业展览会在中国举行，法国外交部长代表肖维尔、文化部长马尔罗访华，驻华大使佩耶陪同，见到毛主席。马尔罗曾问毛主席，中国需要什么？以为中国需要很多科学技术，有求于法国，没有想到，毛主席回答他说：中国有两个需要，一个是朋友，一个是时间。毛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意义。

友好往来的印记

“文化和海水一样是交流的，海洋之大，茫茫无际，海水随着风波流转，而东而西，彼此交流，撞击，影响，这是整个世界的趋向。”（司马文森语1943年）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凝结着司马文森大量的心血。

一、文化艺术交流硕果累累。

1、司马文森在从事外交工作十几年间，联系的规模比较大的中国和印尼艺术交流有1956年华嘉领队的北京杂技艺术团、1961年萨空了领队的中国艺术团、1963年司马文森领队的中国艺术团对印尼访问演出。对应的有1956年峇厘艺术团、1957年马鲁古艺术团、1961年印尼艺术团、1963年印尼文协歌舞团访华演出。司马文森代表中国将《马鲁古艺术团访华》纪录片赠送印尼—中国友协。司马文森担任对外文委首任西亚非洲司司长期间，联系了1964年东方歌舞团对北非、西非的访问演出，对等的有阿尔及利亚、几内亚的民族歌舞团来华演出。

在司马文森担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期间，规模较大的有京剧艺术团、武汉杂技团的访问演出，在巴黎引起轰动。值得一提的还有应法国学联邀请我国学生代表团15人，参加了1965年9月在马赛举行的第13届大学生国际文化联欢节（近20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乌兰牧骑式的文艺演出取得很大成功，法国群众反映热烈，十几种地方性和全国性报纸作了报道，登了照片，称我国学生代表团是文化联欢节上的明星和主角，演出质量高超，反映了中国人的“朝气勃勃的精神面貌，征服了马赛。”司马文森联系了中国电影代表团钱筱璋团长带队访问法国，参加图尔国际电影节。司马文森和国际电影节筹委会副秘书长夏马尔到机场欢迎中国电影代表团。我国的参展电影有《半夜鸡叫》等，《差不多》获青年奖。1964年戛纳国际电影节《小蝌蚪找妈妈》美术片获得荣誉奖。1965年司马文森作为观察员代表我国参加戛纳电影节，国内推荐参展电影《红色娘子军》《女跳水队员》，推动新中国电影走向世界。

2、绘画艺术交流也十分活跃。司马文森联系的美术展览有1955年10月中国绘画和儿童玩具展览会，开幕式上司马文森讲话指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不断增长的友谊标志着觉醒了的亚洲的新世纪已经到来，标志着亚洲和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1956年9月7日—10月，中国文化艺术品在日惹建市200周年博览会的中国馆展出，司马文森参加日惹博览会开幕式，并讲话。9月12日，司马文森陪同印尼阿里总理参观了中国馆。1959年10月庆祝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国现代国画、版画、图片展在雅加达举行，司马文森陪同印尼苏加诺总统及萨多诺议长参观了画展。他联系在北京举办的印尼画展有1956年印尼华侨美工团李曼峰、叶泰华、张乙鸥等的作品展，1961年印尼总统府画家杜拉绘画展，1963年印尼画家画展等。             9月12日司马文森陪同印尼阿里总理参观日惹中国馆。

他在《文艺报》、《世界知识》等报刊上发表《美丽的江山，美丽的图画》、《印尼作家、艺术家在战斗中》、《让我们欢呼，让我们前进》、《印度尼西亚进步艺术的新成就——记人民文化协会成立九周年纪念画展》、《<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在印度尼西亚》、《战士·画家》等，把印尼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介绍给中国人民。

绘画交流最具影响的是司马文森联系出版的《苏加诺总统藏画集》第一至四集。苏加诺是著名的收藏家也是一位画家，收藏世界各国领导人赠送的画。这些藏画挂在总统的独立宫、行宫和别墅，人民无法欣赏。1955年12月，总统府画家杜拉邀请父母亲到家中作客，（住总统府内）。谈话间，苏加诺身着浅蓝色便装来访，称自己是平民总统，邀请司马文森夫妇观看他的藏画。随后杜拉表达了希望中国出版《苏加诺总统藏画集》的意愿。父亲随即起草报告向国内请示，很快得到肯定的答复。1956年3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社长邵宇带队，和姜信之、安靖、杨荣敏到达印尼，父母和杜拉陪同他们去苏加诺在国家宫、茂物行宫和新棠拉耶别墅参观、选拍藏画。《藏画集》第一、二集于1956年9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大四开本，每幅画配有中文、印尼文、英文、俄文说明，每集100幅彩色画，组织动员了全国优秀的编辑设计人员和最好的印刷力量，苏加诺收藏的精华画作主要集中在第一、二集，在印尼发行时引起轰动，被誉为中国与印尼文化交流的典范。在1959年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上，《藏画集》获得了金质奖章，为国家争得了荣誉；并出口苏联，为国家净盈利14万元。《藏画集》第三、四集于1961年出版。1964年中法建交，父母亲到驻法使馆工作。《藏画集》第五、六集由林风参赞和新任总统府画家李曼峰联系于1965年6月出版。

3、体育交流也十分活跃，仅1957年我国到印尼的体育代表团就有网球队、羽毛球队、篮球队、举重队、足球队。对应的也有多支印尼的体育运动队举重队、羽毛球队等到中国访问。6月5日，司马文森举行茶会欢迎中国举重队到印尼，并讲话；6月19日，司马参赞即为印尼举重队访华送行。1964年中国体操队访问法国，1965年中国兵乓球队访问法国。

二、根据周总理的指示，1962年“中国医疗队”首次走出国门，到印尼。1963年第一

支中国医疗队作为中国卫生部国际合作组织成立，4月派遣到阿尔及利亚。

1962年1月，中国第一次对外派出医疗组。1961年11月9日杜拉夫妇访问司马文森提出苏加诺希望到中国治病的愿望。父亲多次了解病情，经请示国内，周总理提出治疗的意见和建议：中国派出医疗小组到印尼；11月13日姚仲明大使正式向苏加诺转达。1962年1月12日专家医疗小组抵雅加达，组长吴阶平（泌尿科专家）、方圻（心脏病专家）、胡懋华（放射科专家）、岳美中、邓学稼、张增林等组成，是中国第一次派出医疗小组到印尼为苏加诺治疗，也医治了朱安达、阿里总理的痼疾，高超的医术影响很大。医疗小组治疗好一些华侨的疾病，并为使馆同志体检，司马文森是其中唯一所有指标都正常的党委成员。5月7日，苏加诺总统在送别医疗组的宴会上讲话，表示感谢，他引用印尼成语说：“‘欠人的债务可以还清，欠人的恩情只能带进坟墓里去。’是的，直到我死时，也    医疗小组在雅加达和中国使馆人员合影，后排：方圻（中）

报答不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恩情。”    前排左起：司马文森（4）、胡懋华（5）、岳美中(6)、吴阶平（7）

  1963年9月，司马文森和丁西林、王匡等组成中国文化代表团，到阿尔及尔签订中国与阿尔及利亚文化合作协定。到达阿尔及尔的第二天意外遇上一批中国大夫，他们从600公里外靠近撒哈拉沙漠的赛义德省赶来参观“中国工业建设展览会”。在国外，特别是在中国人较少的北非地区，很难听到乡音、见到亲人，因此一见面就格外的高兴、亲切。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后，法国殖民主义者几乎把原在阿尔及利亚的所有技术人员都撤走了，其中包括医生和教师，留下的是一个破烂摊子。因此，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医院没有大夫，情况极为严重、混乱。阿尔及利亚革命政府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接管一切“无主”工厂、庄园，同时也向中国呼吁支援。就在这种情形下，一支有20多名大夫的中国医疗队，于1963年4月分两批从北京到了阿尔及尔。第二天司马文森到使馆招待所看望他们，他们讲述了在赛义德的工作，就只这些人，却要管理一座有300 多病床的省立医院、几个县和区的医务工作。他们克服了很多困难，以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扬。

这支派遣到阿尔及利亚的医疗队，在我国对外派遣医疗队的历史中占有特殊地位——中国政府首次对国外派出的医疗队。司马文森的文章《中国大夫》记述了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的工作和生活，1963年12月26日在《北京晚报》发表，为第一支中国医疗队留下永远的记忆。

三、司马文森将印尼优秀的文艺作品介绍给中国人民。他联系、推荐在中国出版印尼文学作品：小说《错误的教育》、《苏巴拉蒂》（阿布都尔·慕依斯著）、《游击队之家》（普·阿·杜尔著）、《丹贝拉》（宋塔尼著），剧作《天上有星星》《饭店之花》（乌·达·孙达尼著），诗集（哈拉哈普·班达哈罗著）；歌曲集；《印度尼西亚民间木雕》画集等。父亲联系出版了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选集》两集(1963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印尼共七大文件及《人民日报》创刊12周年文集等。现在图书馆藏的印尼作家的作品大部分还是半个世纪前司马文森联系出版的。

《印尼民间木雕》            《苏加诺总统藏画集》                      《艾地选集》

我国在印尼发行的有《人民中国》、《中国画报》，《跟随毛主席长征》等书刊（印尼文版）。

1963年，司马文森的13篇文章被译成印尼文，在《人民中国》发表：《八亿人的伟大团结——为中、印尼友好合作条约签订两周年作》、《寄自远方的书柬》、《新居》、《花朵》、《春光》、《祝愿》、《一支歌的诞生》、《重访雅加达》、《寄峇厘》、《访非寄语》等。（见右图）他的文章也被译成俄文、英文、德文。

为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司马文森向中国读者介绍国外文艺动态：《接受时代的挑战——印度尼西亚街头的新气象》、《印度尼西亚的民间戏剧》、《印度尼西亚进步艺术的新成就》、《欢乐的歌声——印尼人民音乐的成长发展》、《天堂鸟之歌》、《读慕依斯的<错误的教育>和<苏拉巴蒂>》、《从庙堂走向街头》等，他的《<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在印度尼西亚》为文化交流典范留下记忆。

四、《中国—印度尼西亚友谊之歌》诞生。在纪念中国和印尼两国友好条约和文化合作协议签定两周年（1961年4月1日签定）的前夕，司马文森作词、马可作曲创作了《中国—印度尼西亚友谊之歌》，分别发表在1963年4月17日《人民日报》、《歌曲》月刊上。歌曲还没发表，1月3日中央广播电台《友谊的歌声节目》已播放，东风合唱团已排练演唱。

这首友谊之歌承载了公元399年晋朝高僧法显、1405年明朝郑和七下西洋曾到印尼的友好往来历史；承载震惊世界的红溪河惨案，1740年侨居雅加达的华人被荷兰殖民主义者屠杀了两万人，被迫武装起义，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军队作战，得到印尼爱国者的支持；也承载印尼英雄节的由来：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荷联军企图恢复殖民统治，在泗水登陆与已宣告独立的印尼人民激战15天，侨居在东爪哇各地的中国人，拿起武器和印尼人民并肩作战。抗击侵略纪念日11月10日被印尼政府追认为英雄节。这首友谊之歌很快流传到印尼。1963年10月9日，苏纳尔迪为团长的印尼人民文化协会歌舞团访华演出的第一个节目：大合唱，演唱的第一首歌即是《中国—印度尼西亚友谊之歌》。

时隔半个多世纪，2015年在印尼纪念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的《苏加诺—周恩来图片展览》    印尼歌唱家在北京舞台演唱《中国印尼友谊之歌》

开幕式，这首司马文森、马可创作的颂扬万隆会议精神的友谊之歌再度唱响，受到热烈欢迎。

司马文森为增进与印尼人民的友谊，创作了《班芝兰》、《红豆记》、《彩蝶》、《芝利翁》、《在查宛夫人家》、《我们的新朋友》、《海外游侠传》、《伊碧兄弟》、《里娜》、《多峇湖夜话》、《和阿布都尔·慕依斯的见面》、《马鲁古姑娘》等，刊登于《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作品》。

五、出席亚非作家执行委员会常设局及亚非作家执行委员会会议。1963年7月12日-21日司马文森与杨朔（团长）、杜宣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亚非作家反帝反殖的盛大聚会，出席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第二届亚非作家常设局会议，印尼、中国、加纳、日本、喀麦隆、锡

兰等10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以及在峇厘举行的亚非作家执行委员会议，来自朝     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归来，到达上海虹口机场。

鲜、日本、中国、越南、蒙古、苏联、加 左起杜宣（3）、杨朔（5）、司马文森（8），摄于63年7月22日

纳、锡兰、苏丹、南罗德西亚、南非、喀麦隆、莫三鼻给给和印尼等17个国家的作家代表团参加。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主席之一、印尼共产党副主席约多在欢迎会上讲话：今天帝国主义的最危险的形式是新殖民主义，它有时采取残酷的行动，有时又采取苏加诺总统称之为“和平渗入”的行动。要击败文化上的旧有势力，要在文化和文学领域进行反对新殖民主义的斗争，要使文艺为人民的革命斗争服务，作家面前显然还有许多非常艰巨的任务。大会通过了呼吁书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支持民族独立运动的23項决议：呼吁废除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军事条约，把美国“和平队”赶出亚非地区，反对种族主义，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帝侵略战争，支持“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及非洲各国人民争取完全独立的斗争等。

失落的文化交流印记

司马文森是中国文坛报告文学写作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建设的历史变迁，他的文学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中国在剧烈动荡时代的变迁，为人类社会前行的步伐留下永远的印记：有反映华侨祖先离乡背井艰辛出洋史实的《南洋淘金记》，开创了华侨社会文学的先河；有反映共产党领导的侨乡人民第二次国内革命斗争的《风雨桐江》；他的战地文学为抗击日寇侵略作出贡献，并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文艺阵线。他的海外题材作品反映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斗争，歌颂了中国和亚非人民朋友、同志和兄弟的友谊。司马文森以厚重的历史内涵和独特视角创作了大量纪实文学，其中一些作品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司马文森和约瑟夫·卡尔玛

上世纪初，中国出版了大量外国作家的译作，但中国作家及作品则很少被介绍到国外，中国的社会状况也很少介绍到国外。人们知道斯诺先生的《西行漫记》，美国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很少有人知道《书畅销、名寂寞》的英国翻译家约瑟夫·卡尔玛（Joseph  Kalmer）曾和司马文森推动文化交流，将中国的文学作品介绍到国外。

约瑟夫·卡尔玛（Joseph  Kalmer）及他的文学社的译作有汉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英语、德语、捷克语，他对中国作家和作品予以极大关注，是少数大量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人，翻译了鲁迅、毛泽东、郭沫若、茅盾、赵树理、萧乾等作品。司马文森也引起卡尔玛的注意，他在苏联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集》见到司马文森的抗战小说《栗色马》，香港出版的《中国文摘》有司马文森的文章《新中国小说家及其作品》（1947年第1卷第7期），随即和司马文森联系将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成外文介绍到海外。1947年司马文森将两人来往的信件集成“七月书简”发表在《文艺生活》新16期，将搜集到的解放区及大后方作家的作品多次邮寄给在伦敦的卡尔玛，其中有卡尔玛提到的司马文森的专著《雨季》《人的希望》《危城记》，并欢迎读者推荐中国的优秀作品给卡尔玛。《中国文摘》（China Digest）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创办的第一份向海外发行的英文期刊，也是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向全世界宣传中国革命斗争的唯一刊物，1946年12月创刊，主编龚澎。1948年《中国文摘》第3卷第7期—8期刊登了约瑟夫·卡尔玛翻译的司马文森的抗战纪实文学《渣滓》。

约瑟夫·卡尔玛曾是奥地利的一名记者，二战时期险被纳粹逮捕。千钧一发危难中，他得到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救助，何凤山给他签发了去上海的签证，使他得以到英国定居。何凤山向数千犹太人发放前往上海的签证，使他们免遭纳粹杀害，2005年联合国誉何凤山为“中国的辛德勒”。多年后，司马文森的外孙女刘静找到约瑟夫·卡尔玛在伦敦的公寓，感奋卡尔玛给姥爷的信是从这里发出，姥爷的书信就是从香港寄到这里！她在维也纳图书馆找到约瑟夫·卡尔玛的资料，有卡尔玛将司马文森的文章《渣滓》译成英文和德文的稿件。

约瑟夫·卡尔玛知道要在英国出版中国作家的书不易，因为纸张缺乏，英国人首先考虑出版本国作家的书。但卡尔玛认为，未来世界应该是具有一种国际精神的世界，他不只求能对一种语言及其文学有尽可能多的认识，他还研究该国家的历史及社会政治状况，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翻译的中国作品上。（凯泽《忘与亡：奥地利汉学史》）约瑟夫·卡尔玛对司马文森的协助感到满意，父亲在回信中这样写道：“让我们握手，为了全世界进步的民主的文化！”

二、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轴心国德意日阵线的组成，中国人民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持续努力。

1933年9月30日，在上海召开了国际反帝反战大会，到会的国际人士有马来（英）、环音考托（法）、波比（比）、瓦扬·古久里（法《人道报》主编）等。大会推举以上代表及宋庆龄等9人为主席团，并推举毛泽东、朱德、片山潜、鲁迅、高尔基、巴比塞（法）、台尔曼等为名誉主席。8月18日鲁迅、茅盾、田汉等发表了“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的宣言”。             第三共产国际代表瓦扬·古久里发言

“司马文森是抗战时期报告文学写作运动的倡导者、组织者，对抗战时期报告文学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他在抗战期间写了许多特写和报告文学，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的特写、报告文学注意写人，表现手法类似小说；他摘取的是大时代急剧变幻中的某一片断或细微的事件，采取的是散文形式的写法，因此富有自己的特色。”（见《中国现代文学词典》）

司马文森同时也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文艺阵线。

1938年3月2日，为希特勒承认伪满事，广东文化界抗敌协会召集《救亡日报》《诚报》《广州日报》《中山日报》等报社、刊物编辑人抨击希特勒会议，发表宣言。司马文森时任《救亡日报》记者兼《诚报》副刊编辑，出席会议并参与协议宣言。

1939年2月，司马文森参加中苏友协广东分会、广东战时教育座谈会等团体在曲江发起的欢迎卡尔曼先生大会。卡尔曼是莫斯科《消息报》驻华特派记者，他讲中国这次的抗战，“苏联人民，每天看报必先看关于中国抗战情形的电讯。在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学校、每一集体农场、每一个家庭，都挂有中国地图，他们注视着每一天的战况。”他又说到西班牙人民和法西斯蒂斗争的情形：“1936年11月法西斯军队进军马德里，事前马德里政府军守备司令米亚哈将军曾接到他们的电话说，明天要到马德里来喝咖啡。可是到今夭咖啡也冷了，已经过了两年多了，他们还不能进马德里。”他的话博得欢迎者震耳的掌声。司马文森写作《卡尔曼在曲江》，3月4日在《救亡日报》发表。他曾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桂林分会成立大会，代广西地方建设干校教育长杨东莼接受日本反战同盟赠送的锦旗，等等对外交流活动。

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八年全面抗战时期，司马文森有四年的军旅生涯：四战区十二集团军、“军校”广西地方建设干校、创建桂北抗日青年挺进队（番号：北斗）。他亦文亦武，是抗战文艺中心上海、广州、桂林的文艺界抗敌协会核心成员，参与发起创建文艺通讯员总站、抗战壁报总站，对抗战报告文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1938年司马文森手书抗战壁报版式

司马文森的部分抗战文学著作

他的报告文学从不同角度反映抗战，如淞沪抗战：日寇对上海南站手无寸铁民众狂轰滥炸，大场战役，谢晋元率400壮士坚守四行仓库；南京防卫战及日寇大屠杀《血泪话金陵》；南战场军民英勇抗击日寇的《粤北散记》、《尚仲衣教授》，及日寇“银弹”阴谋下广州失陷等历史事件，揭露日寇的残暴、汉奸的无耻，颂扬军民的抗战决心和英雄事迹。《危城记》则记述日本反战同盟在桂林的生活及工作，揭示战争给两国人民造成灾难。

1940至1941年，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顶点是皖南事变，1941年2月救亡日报社被国民党封闭，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撤退到延安，新安旅行团撤退到苏北根据地，大批同志撤离桂林到香港及海外。司马文森奉命坚守桂林文化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下，负责地下党的联络工作和文化工作，于1941年9月在桂林文化城创刊的《文艺生活》，是抗战时重要的文艺期刊，延续到新中国建立，在国内外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司马文森是这个刊物的主编，坚持宣传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方针，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文艺阵线。1941年6月22日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同年11月的《文艺生活》1:3刊出《德苏战争特辑》，刊登了A·托尔斯泰的《我号召憎恨》、I·爱伦堡的《我看见过他们》、W·挖雪柳斯卡的《在战争的路上》。《文艺生活》1:4刊登声援苏联卫国战争的文章：欧阳予倩的《寄慰苏联战士》，熊佛西的《为创造一个新世界而战》，荃麟、葛琴的《为了全人类的利益》，陈闲的《希特勒将被洪流淹死》，余所亚的《致苏联漫画家》，张安治的《慰苏联战士》、韩北屏的《声讨暴徒希特勒》，许之乔的《莫斯科是人类精神的堡垒》，冯玉祥等的《中国诗歌界致苏联人民书》，辛克莱的《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及桂林文协电慰苏联人民。《文艺生活》1:6刊登了A·托尔斯泰的报告《伏尔加为战争而工作》（秦似译）。《文艺生活》2:4刊登日本反战同盟会长鹿地亘的文章。在《文艺生活》刊登揭露和控诉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罄竹难书的战争罪行的作品：碧野的《前路》、钟敬文的《残破的东洞》、郭沫若的《轰炸后》、蔡磊的《在孤岛》等，引起强烈的反响。

1947年2月文艺生活社发起社员运动，司马文森于4月在《文艺生活》光复版13期及7月22日在印尼《生活报》发表文章，《为文艺生活社征求社员运动告南洋读者》，得到海外华人文学界进步人士西玲、杨繁、金丁、黑婴、林林、米军、美洲的路斯等支持；在新加坡、菲律宾、泰国、马来亚、越南、印度尼西亚、香港等地设有分社。1948年《文艺生活》海外版的《马来亚人民抗敌记》专辑，入选文章：《文律、龙津的屠杀》、《牺牲》、《线球》、《虎口余生》、《狼之死》等。《文艺生活》刊登海外文学作品：张殊明的《日本，亚洲凶剧的主角》、美·史诺作《苏联纪行》（李育中译）、丁泰斯作《解围前后》（何家槐译）等，不枚盛举。《文艺生活》开展了马华文艺、菲华文艺、暹华文艺的研讨，成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灯塔，司马文森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扶植，影响是深远的。

中国参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还有很多不可遗忘的功绩：中共国际战略情报专家阎宝航，曾获取有关德国闪击苏联、日本突袭美军基地等国际战略情报，先后供给战时盟国苏联和美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事业立下不朽的功勋。中国人民曾救助美国飞行员。1941年日寇袭击珍珠港，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报复，1942年4月18日空袭东京，因燃油不足以返航，美军16架轰炸机除一架降落到海参崴，15架飞机在中国浙江、安徽、江苏等地迫降、坠毁，约60名飞行员跳伞落在国民党军和日军交错的统治区，得到抗日军民救助。这些飞行员执行任务前曾要求学一句中国话“我是美国人”，获救后辗转重庆、桂林，返回美国。日本派10万军队对浙江等地进行了清乡报复，25万中国平民被害。（摘自《轰炸东京》百科百度）

1951年至1952年初，司马文森担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发表了关于朝鲜战争的时评：《为了幸福富强的祖国》、《从东方到西方》、《扭转世界局势的一年间——为朝鲜抗战一周年作》、《小论开城和谈》、《用谈判压倒战争》、《从开城看旧金山》、《十万万人站在一条线上》、《保卫和平日》、《杜鲁门往哪儿去》等文章，指出：美国正在进行一种奸滑无诚意的戏法，尽一切可能来打击弥漫全球的和平空气；新中国是远东、世界和平安定的力量；我们反对战争，假如战争真的不能避免时，改造历史的信心，会把进步人类，不分种族、语言、信仰和国界，团结在一起的。“形势是够清楚了，杜鲁门要追求战争以灭亡，还是要和平而共存，是到了抉择时机了。”至今半岛局势仍是世界焦点，朝鲜战争的遗留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司马文森于65年前写的时评，还没有过期。

三、新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先锋队、桥头堡。抗战胜利，蒋家王朝在大陆加强独裁统治、压制民主，一批进步文化人受到迫害，根据党中央部署转移到香港。司马文森时任中共香港工委文委委员，先后分管香港文艺、电影、新闻、对外宣传工作，在进步文化人的共同努力耕耘下，左翼文化阵线声势浩大，香港成为中国的民主文化中心，最具影响的是左翼电影。随着解放军节节胜利，背靠祖国，面向世界，中共文化部队主导的香港左翼电影如日中天。大批进步导演、编剧、明星聚在香港，进步电影公司：南国影业公司、龙马电影公司、五十年代影业公司、凤凰影业公司、长城影业公司、新联影业公司等摄制了大量的现实主义影片《春寒》《珠江泪》《野火春风》《水上人家》《火凤凰》《三毛流浪记》等，打破西片一统天下的局面，给香港及东南亚带来一片清新。司马文森编剧了6部电影《海角亡魂》《海外寻夫》《火凤凰》《南海渔歌》《血海仇》《娘惹》，先后于1950至1952年在香港和东南亚上映，引起轰动。香港是左中右三派势力激烈撞击、博弈的战场，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进步电影，是新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成为新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先锋队、桥头堡。

四、新中国外交官十年家信。

自1955年至1968年5月22日，司马文森站到外交工作岗位：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工作，担任对外文联络委员会三司司长，到驻法国大使馆工作，我们渡过无家可守的时光7年，有家可守的日子3年，父母给孩子们写下新中国外交官10年家信，由大女司马小兰精心保管，面对文革浩劫中造反派抄家，她像保护生命一样保藏了其中的8年家信，这些劫后余生的家信弥足珍贵，承载着革命之家的亲情，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承载着时代的变迁。

1、新中国的留守儿童。1955年，上级一声令下，父母亲调到外交部，国务院任命父亲为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告别祖国、亲人，放下一切奔赴国际斗争的前线。2岁的妹妹和父母同行；留下的四个女儿成为新中国的“留守儿童”。我们在北京没有家，无家可守，两个姐姐寄宿在育才小学，我和大妹寄宿到外交部西郊幼儿园，举目无亲，要学会照顾自己。即将分别时，小兰在发高烧，母亲迟迟不忍离去。父亲让母亲先离开，他对小兰说：“不要哭，要勇敢、坚强，照顾好妹妹们。”而小兰还是小学生，正需要父母的关爱。节假日小姐妹团聚在外交部招待所，围坐在大姐旁，听她一遍遍读父母的来信。信通常是父母联署，写得最多的是父亲。外交部信使队携带国内外信件往返，信使都知道最牵挂孩子的是司马夫妇，一到使馆，哪怕是半夜，也要到父母住处敲门，唤醒。遇到信使马上要再出发，来不及看来信，父母连夜写回信。父亲一再叮咛，不要等收到信再回，平时就写，多多的写。他们也抽空就写，甚至不知道来信中会提什么问题。遇到信使迟走两天，再写一封。如若同时收到好几封信，父母高兴得像过节；偶尔一封信都没有，母亲会睡不着觉，生病了？还是发生了意外？这时父亲就不停地宽慰她。我们每年到照相馆拍照寄给父母，他们也  驻越南使馆文化参赞杜展潮赠寻亲图指画   不时寄照片给我们。每次出国前，父亲都会给我们拍照，这些照片放在父母住所案头，父亲安慰我们：“天天看到照片，就像我们在一起生活一样！”可是，怎么能一样呢？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最需要父母帮助的时候，他们却远在万里之外！连父亲自己在信中也这样写：“快三年没见过你们了，也想不起你们现在该有多大。”                                       

2、国际斗争风浪中的骨肉亲情，家国情怀。无论父母在驻印尼或驻法国使馆工作，父亲担任文化参赞、使馆党委委员，代表中国政府负责上层建筑领域的对外大文化事务，母亲是使馆秘书、安全保密委员，参与调研工作。在驻外使馆工作，直面国际斗争风浪，几乎每天都有外事活动，工作不分节假日、白昼黑夜，遇到紧急情况，连夜立即处理。父亲是勇于担当，有高度责任心、不尚空谈的共产党人，从不怕工作多，从不等万事俱备亦步亦趋，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分秒必争为社会主义祖国多做点事。他常说，只要是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好处的事要多做，尽可能的做。

父母到驻印尼使馆工作时，很多文化交流活动在印尼的独立日8月17日举行。该独立日和日本投降日关联，极易记住。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在印尼共产党的动员、支持下，苏加诺签署了独立宣言；8月17日凌晨2时，电台工作的同志即向世界宣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印尼共产党（简称印尼共）为印尼建国立下永远的丰碑。司马文森给中国读者写作反映印尼争取民族独立建国的文学作品《访问英雄之城》、《独立首都——日惹》、《竹枪的故事》等，记述1925年泗水海员英勇抗击殖民者的“七省号”起义；英美、荷兰殖民者不承认印尼独立，1945年11月在泗水登陆，爆发了“泗水之战”，11月10日印尼人民和定居印尼的中国人、印度人等揭竿而起武装抗争，这天被定为印尼英雄节。1948年12月19日，荷兰殖民者对印尼发动第二次军事侵略，在日惹逮捕苏加诺总统，监禁在多峇湖畔荷兰人庄园。父亲的《一张牛皮》、《唯伪善者最凶残》、《依沙和阿里逊夫人》、《朱地家出了事》、《在日里农园中》、《天堂鸟之歌》等为印尼共及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反帝反殖斗争留下记忆。

父母在印尼工作期间，印尼的局势并不稳定，1957年发生印尼反动派的飞行员架机谋杀苏加诺总统事件，所幸苏加诺当时不在被炸弹炸毁的房间；架机投弹谋杀总统事件实属罕见。而父母亲的原住所就在附近，这一事件牵动我们的心。根据规定，父母每两年可回国探亲，但父亲在印尼使馆工作七年，只在1958年回国探亲一次。1960年本该父母回国探亲，印尼反动派掀起反华排华，局势紧张起来；另因自然灾害，国家财政紧缩，使馆党委委员一律不准探亲。父亲和黄镇大使等多次和国内联系撤侨及了解归侨的安置，参与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撤侨工作；看望、慰问难侨，到码头送行。期间甚至发生副领事被印尼扣押事件。使馆同志的活动范围受限制，汽车一出门就被武装人员跟踪监视。使馆党委动员大家要做最坏的打算，父亲买了一支双筒猎枪，以应对不测发生时保卫使馆机要室，机要室内有发报机、密码和档案。父母来信说：“我们的岗位是在前哨，特别紧，守住岗位是比一切都重要。对反动派的斗争我们已经经过了几十年，我们有经验，不用担心，我们被派出来工作是为了党和国家利益，凡有人向我进攻，我们决不会低头，一定会为维护党和国家利益，坚决和他们斗争的。”父亲写作了来自印尼迫迁地区反华排华的报告：《两地相思》、《猪仔客“亚九伯”的一生》、《“纵火犯》等在《作品》、《新观察》上发表，为国际斗争留下历史记忆。

转眼到了1961年，局势有所缓和，五姐妹联名给陈毅外长写信，反映对留守的外派干部子女的官僚主义，请求调父母回国。得知此事，回信中父亲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什么人都应该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和党的利益下，……外交工作不是看上去那么轻松，实际工作非常艰苦，比在前线打仗还艰苦。但是这条战线作用却很大，做好了工作，对我们的国家、党贡献都是很大的。” 5月黄镇夫妇离任回国，新大使未到；父母获准离任，但不能同时离开使馆，因为除黄镇外，司马文森最了解使馆工作，黄镇有时派父亲代他出席在海外的使节工作会议。等姚仲明到任，而接替父亲工作的同志，国内还没有安排。父亲来信说：“我们这里工作忙，人手少，爸爸一回去就没有人负责爸爸那份工作，会使工作受影响，要等国内来人接手工作，请你们原谅。不要因为爸爸妈妈不能回去难过，因为为祖国工作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到了接任的林风参赞到了，没有交通工具。父母说：“虽然不能同你们度过暑假，我们9月间乘坐我们祖国的远洋大船‘光华’回去，这可以给国家节省许多外汇，预计可以在北京和你们共度国庆佳节！这次回国，决心把家安好，不至于老住招待所。”然而9月“光华轮”如期到印尼，发现机件损坏要修。父亲来信说：“原打算和你们过暑假，行李已打包，见希望不大，改为想和你们一起过中秋、国庆，现在这第二希望也不那么肯定了，因此也不敢再有什么计划了。”临到差两天船起程，还得再改期，谁也料不到！母亲被感染一种没有中文名称的热带病，昏迷，全身都是血泡，皮肤坏了80 %，手脚指甲全部脱落，约10多天从口中吐出的全是脓血，肠道、皮肤粘粘，一度被护士推进太平间，所幸使馆同志到医院探视，发现一息尚存推回继续抢救。七、八个印尼医生会诊，抢救了半个月才脱离危险。医生说母亲的命是捡回来的，以为进医院的第三天就过不了关，出院后又做了三次小手术。父亲来信说：“妈妈的身体正在恢复，不用担心，这里有我，有组织，有同志们。我们的工作是在特殊岗位上执行战斗，一个外交干部调动，国内是要经过多方考虑，来、回在交通、安全上，也都需要一番安排，你们的处境，心情，我们全能了解！”直至1962年夏末父母离任，秋初全家人在北京团聚。用伙食费结余，父母给每个孩子买礼物，我的礼物是运动衣和小望远镜；萌姐的礼物是国产工农兵牌手风琴，原期待父母从国外带回意大利手风琴。父亲说，我国外汇来之不易，买出口的产品，就是发展我们的民族工业。处处为国家、人民利益着想，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作风。

幸福的时光总是很短暂。1964年春，中法建交像“核爆炸”轰动世界外交界，父母告别和平的生活和六个爱女，再出发。这一别，不知何时能相见？我和大妹、二妹被禁止去机场送别，父亲说，送行有法国驻华官员，怕我们忍不住嚎啕大哭，影响不好。姐姐们准予送行，但要保证不许哭！道别时，父母眼眶红红的迅速坚定地走向飞机，似怕回头望眼泪会滴下。

3、我们和祖国一起成长，无论成功或挫折。父亲信中说，过去闹革命四海为家，哪里工作需要就到哪里去；现在孩子在哪里，我们的心就牵挂哪里。尽管有党和国家，学校老师的爱护培养，因缺乏家长关爱管教，外交部留守子女有的成绩差，学坏，或离家出走；福利科王阿姨期末给司马文森、雷维音夫妇寄去成绩单，六女小兰、小萌、小莘、小芹、小维、小加，个个品学兼优。父母亲的言传身教是我们成长中取之不尽的源泉：要勇敢，勤奋，团结。

父母亲在大时代的变迁中，相濡以沫生活、工作、战斗；他们和同志们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奋斗，结束中国积弱百年民不聊生，军阀混战、敌寇侵略的历史，使国家繁荣富强屹立在世界上，使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我们在北京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超英赶美，除四害，为61个阶级弟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共度自然灾害，学习向秀丽、雷锋、“八六海战”麦贤德事迹、徐寅生活学活用毛选——“如何打兵乓球”，学习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备战备荒，学打六〇炮，军训学农……每年我们参加国庆少先队场内队伍、游行方队，此时父母守在收音机前听国庆时况，跨越时空一起庆贺！已经没人记得张兰香案件了，得知此事，父母在信中一再叮咛我们注意安全，千万不要独自行动。我们则十分关心国际形势，因为父母就在前线风口浪尖。我们得知印尼“九三〇事件”，印尼共及进步人士50万人被杀害；父亲得知艾地、约多等印尼共同志遇害，整夜无眠。共产主义运动低潮的降临，最终延续为苏联解体，东欧易帜。

父亲教导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不关心政治，就会迷失社会发展的方向。必须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共产主义人民观必须树立，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必须确立，这是根本的。做事要坚持原则，但对生活上的小事则要放开。人的认识水平总是不齐一的，有先进，有中间，也有落后。要有鲜明的立场，但不能事无大小都提到原则高度，不能把什么都扣上阶级斗争，那就会把事情搞乱了。问道有先后，人的思想水平提高也要有个过程，这就要善于等待，如不这样，你走得太远了，群众跟不上，尽管你正确得很，一切都对，群众认识不到，也要脱离群众，使自己孤立。群众观点问题，是个原则问题。对大女质疑外语学院的教育路线有问题，父亲指出：现实生活中没有抽象的组织，组织是通过具体的人组成的，作为代表的（当然，除了个别或极少数的情况是组织被坏分子篡夺或不能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外）。你们要跟着党走，不良现象也许一时会得逞，困难是暂时的，但从长远看，它还是要失败的，党中央比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坏现象是不会“畅行无阻”的。坏人坏事总要失败。面对困难，到底採什么态度，就显示出一个人的立场来了，是革命者的态度，藐视它，克服它，还是被它吓倒？一个好的士兵，在据点内工作得好，离开据点也工作得好！学会四海为家，到处都可以工作，生活，战斗！

父母亲不希望我们成为老学究，对什么都不关心，都不在乎，而是要有正确认识，要用谦虚态度，多问问，多研究。“要足踏实地，实事求是，不要把一切理想化，想得太美，太天真。事物总有两面，正反在斗争，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使正义压倒邪气，在斗争中前进，进步。一个年轻人不该怕碰钉子，矛盾到来，不要怕，迎上去，分析，研究，寻找解决办法。”“要努力认真学习，过去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劳动人民要认几个字就已非常困难，更谈不上要进大学，攻尖端。”“你们今天的幸福得来不容易，是斗争了几十年，千、百万计革命先烈的血才争取到的。要有下决心立雄心大志攻尖端的认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仅有政权、军队，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文化队伍，而不得不长期依靠资产阶级分子，怎么能建设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呢？”“要养成每天读报的习惯，毛主席著作要认真钻研，对中国革命斗争历史，更不可不知道。”

父母时常通过回国的同志，如出席印尼国际学联会议的团中央常委钱大卫带回眼药，托回国途经巴黎的驻摩洛哥大使杨琪良带信，有时候带回几盒糖，有时是一把圆珠笔、毛衣、裙子。父亲不时请友人卢耀武、邵公文看望我们表达关爱，请洪遒、王西雄当我们的监护人。

4、父母的光华轮情怀。父亲信中多次提到的我国第一艘远洋轮“光华号”，为新中国第一次撤侨立功，是众所周知的，但为对外文化交流作出贡献，却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历史可以被尘封，被淡忘，但它不会消失，不经意间回眸，历史的印记就在那儿，熠熠生辉。

1959年印尼政府实行了“印尼化”政策，掀起排华浪潮。1959年11月，印尼颁布《总统10号令》，规定外侨不得在县和县以下地区从事零售业，这项法令对华侨影响极大。当时印尼外侨大多数是华侨，约250万人，不少人在乡间做小生意。《总统10号令》申明：“这一规定并不意味着有关的外侨应离开他们居住的地方，除非当地战时掌权者基于安全情况而作出种决定。”但在实际执行中，许多地方的掌权者采取“迫迁”手段，逼迫华侨关闭商铺，离开乡间，迁往大城市，50余万名华侨流离失所。黄镇大使和司马文森及使领馆同志多次去看望、慰问难侨，参加新中国第一次撤侨工作。

陈毅外长于12月9日代表我国政府就全面解决在印尼的华侨问题向印尼外长苏班德里约提出三项建议，要求印尼当局立即停止一切排华活动。建议迅速就华侨的双重国籍条约互换批准书，要求印尼方面切实保护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外，还提出，我国政府准备把在印尼流离失所或者不愿继续居留的华侨接回国来。1960年有23万华侨登记要求回国。

当时我国没有远洋轮，第一批回国的侨胞靠租借外国的远洋轮接回。1960年2月19日，美上美、福安号轮船载运了1200多名西爪哇难侨，离开丹绒不碌港回国。黄镇、司马文森、柳雨峰、茅琛、刘金生，总领事李菊生以及实施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中—印尼联合委员会的中国代表伍治之等冒雨到码头送华侨归国。2-4月第一批接侨船：美上美、福安、海皇、大宝康、俄罗斯号，接3782华侨摆脱流离失所的困境，启程回祖国。第二批接侨船：福安、海皇、大宝康、俄罗斯、亚库契亚号，接3225人。

中国时处国民经济非常困难的时候，自然灾害、物资匮乏，兼苏联逼债，全国外汇储备只有0.46亿美元，非常宝贵。为了做好接侨工作，国务院同意中侨委廖承志主任建议将接侨租船的费用购买旧客轮用于撤侨，一艘挪威船舶西卡加轮（定名为新华轮），另一艘希腊船斯拉贝号是用26万英镑买进。斯拉贝轮原是英国30年船龄的豪华邮轮高原公主号，建于1930年，长165. 98米，宽21. 03米，14201.42总吨，参加过二战，曾风光一时，制造技术不过关，使用不到4年底座开裂，1959年停航报废卖给希腊，改名斯拉贝号。⑤

船是千疮百孔的，航海仪器、通讯设备不灵，客房、船室、甲板多处漏水，船壳铆钉松动，锚链严重磨损。通风斗有的地方已锈蚀得只剩一层漆皮，两台主机的底座曲拐轴支架有十几道裂纹，气缸盖裂开漏水，电缆绝缘性差，不小心可能漏电短路起火。船在开回中国途中，几乎要停航。但新中国海员并不发愁，他们感慨地说：“过去我们没有自己的远洋船，真受气；现在我们一定要修好、开好自己的远洋船，争口气!”经过两年多紧张忙碌，首航筹备工作得以完成。名为“光华”号，意为“光我中华”，交给广州远洋办事处管理。

1961年4月28日，一个值得中国人民永远纪念的日子，光华轮奏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远洋事业进军的第一声汽笛，在黄埔港举行了盛大的光华轮首航仪式。交通部长王首道、广东省长陈郁、副省长林锵云、南海舰队副司令员曾生、广州各界群众参加了开航典礼。船长陈宏泽驾驶着光华轮，徐徐离开广州黄埔港，驶向印尼首都雅加达。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时刻关注这次接侨船的首航，南海舰队也采取了特殊的护航保护，海军军舰在光华轮途经区域待命，预防蒋帮的军舰干扰。1961年5月3日，光华轮经过六天的航行，到达印尼雅加达。网上所有资料称，首航的光华轮接回了难侨，忘掉了首航带回我国文艺访问团，团长萨空了（民委副主任）及艺术家张均、阿依吐拉、刘淑芳等，全体91人。（外交部对外开放档案）

该中国艺术团是随陈毅外长到印尼签订两国友好条约、文化合作协定，并进行巡演的。原定1961年3月22日乘俄罗斯号商船从黄埔港启航赴印尼。但船长突然于3月21日晚提出条件，要得到答复后始启船，要求派两艘军舰护航，理由：这次从印尼回来时候遇到两艘蒋介石的军舰，有些害怕和耽心；要求借两支手枪，理由：万一途中发生事情，船长可以借以保护驾驶室，争取时间向外拍发电报等。经商谈，航线改在靠近我国海军控制范围的西沙群岛西边，船长放弃派军舰、借手枪的要求。23日4时艺术团全体乘俄罗斯号经西沙西航线赴印尼。为确保艺术团人员的安全，海军司令部曾组织护卫舰、猎潜艇等四艘，前往西沙巡逻执行掩护俄罗斯号任务，在宣德群岛附近巡逻待机；快艇91大队作好出航准备，歼击机部队也加强机场值班，密切关注俄罗斯号的安全。3月28日艺术团与陈总分别由海、空抵雅加达。

4月2日陈毅外长离印尼，艺术团到日惹、梭罗、三宝垄、雅加达等地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原拟4月22日在万隆演出，因地方当局不友好，不让艺术团住在市内，安排住离万隆市17公里的连旺镇（离叛军很近）。司马文森4月21日连夜乘机飞往万隆处理艺术团住宿演出等问题，在未得到妥善解决前提下，为保护我国艺术家的人身安全，决断撤销在万隆的演出，全体返回雅加达。5月7日艺术团长萨空了举行了告别招待会，原拟乘飞机由雅加达到仰光返回，恰逢光华轮首航5月3日到达印尼，艺术团5月9日改乘光华轮返国，只机票一项为国家节省外汇5000多英镑。司马文森夫妇、李菊生、赵守一和使馆人员前往码头送行。印尼方接待委员会负责人英德罗?苏贡多，印中友协副主席苏诺多和其他印中友协友人、侨总负责人参加送行。

1962年7月8日，司马文森、雷维音夫妇结束出使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外交工作，携小女乘坐第一艘飘扬着五星红旗的新中国远洋轮光华号乘风破浪返回祖国。光华号是家书中父亲多次提到、引以自豪的祖国的远洋大船，返航的光华轮承载了文化外交任务，同行有参加在我国举办的第八届世青联欢节的印尼青年代表团百余人，印尼电台代表团、印尼运输工会代表团和里沙哥拉夫妇等。同行的另有北京动物园主任崔占平，带回印尼各动物园和华侨赠送的珍贵、稀有的热带动物倭水牛、马来貘、蜘蛛猴、苏门答腊红猩猩、食火鸡、白掠鸟等31种，100多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带回的数量最大、品种最多的动物，回国分送给各地动物园。崔占平是1962年5月31日到印尼，带了大量中国特有的梅花鹿、双峰骆驼、丹顶鹤、鸳鸯、白娴雉鸡、娃娃鱼、青狼等赠送印尼动物园。司马文森曾促成签订印尼—北京动物园动物交换协定，是北京动物园对外唯一签订的动物交换协定，对生物起源、物种进化研究有很大价值，传递了友谊、丰富了人民生活。司马文森接受爱国华侨赠送的大量经济作物、中草药咖啡、金鸡纳霜等种子，同船运回国，由崔主任送交华南植物园。

1963年秋，为打破西方大国对国际体育运动的垄断，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雅加达举行。我国派出荣高棠为团长的最强阵容，228名运动员参赛，以及司马文森为团长的大型中国艺术团200人参加新运会期间的多国文艺汇演。10月23日，光华轮满载666名中国、朝鲜、越南三国优秀运动员，以及中国艺术团演员从黄埔港启航，驶向印尼雅加达，航行6天到达。新运会结束后，中国体育代表队和艺术团团员又乘坐光华轮乘风破浪载誉而归。

1963年，陈毅元帅曾到新中国远洋第一船光华轮视察和海员合影，感慨万千，赋：中国海轮，第一次，乘风破浪。所到处，人民欢喜，吾邦新创。海运百年无我份，而今奋起多兴旺；待明朝舰艇万千艘，更雄放。守纪律，好榜样；走私绝，负时望。真英雄风格，人间天上。载运友谊驰四海，亚非欧美波涛壮。看东方日出满天红，高万丈。

光华轮运行15年后变卖，中远公司用这笔资金成立广州海员学校，为中国及世界输送海员人才。2016年12月8日，我国有了自己建造的最大的第一艘半潜船，是目前世界第二大半潜船，命名新光华号，在南沙交付使用。这艘船总长255米，型宽68米，下潜吃水30.5米，载重量十万吨，服务航速14.5节，装货甲板长210米、宽68米，甲板面积达到13500平方米，航母、驱逐舰、潜艇、钻井平台都能运载！正如陈毅外长预言，舰艇千千万不再是梦，中国如今成为世界一流造船大国，不仅能建造自己的航空母舰、驱逐舰、无人驾驶舰艇、核潜艇等保卫祖国的海疆；中国制造的邮轮、远洋轮、半潜船新光华轮在大洋上乘风破浪，为国家建设作贡献。中国正像一艘巨轮，在党中央领导下劈风斩浪前行，至今我国已和世界上180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朋友和时间依然是我们要珍惜的。

注释：1参考资料：陈敦德文《共和国组建外交部》2004年5月21日新华网载。

将军外交家：李克农、伍修权、姬鹏飞、袁仲贤、罗贵波、耿飚、黄镇、刘新权、韩念龙、李耀文、仲曦东、马文波、刘振华、丁国钰等。有地下党工作经历的外交家刘晓、章汉夫、夏衍、乔冠华、潘自力、陈家康、周而复、龚澎、司马文森、宋之光、林林、曹瑛、陈忠经、卢耀武等。文革后，在外交部长吴学谦任上，1984年11月丁国钰自开罗离任，将军大使全部退出中国外交舞台。

2外交部开放档案号：105-00761-02（1）

3外交部开放档案号204-00213-05（1）

④新运会的成功举办，对奥运会及奥委会产生巨大冲击，撼动西方对国际体坛的垄断；对中国体育运动进入国际体坛有积极的意义。1964年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17个亚洲国家和地区派出体育代表团参加了田径、篮球、足球等21项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共331人参加了这届运动会，并打破两项举重世界记录。原定1967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主办第二届新运会，其要求中国援建体育场，金额过高，无法达成协议，最后决定北京接办1967年第二届新运会。北京为此紧急开工建体育设施：北京首都体育馆等。1965年印尼发生“九三〇事件”，苏加诺被推翻，苏哈托上台，对中国持敌视态度。1966年，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局势陷入混乱，举办第二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不了了之。

⑤光华轮数据资料来自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