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文森和《文艺生活》

雷　蕾

《文艺生活》月刊，是抗日战争时期创刊于广西桂林、前后出版时间约9年的一个很有影响的革命文艺刊物。它始终高举争取民主、民族解放的旗帜，团结国统区一切进步作家，用文学作为武器，向敌人冲锋陷阵；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为民族解放事业，为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而奋斗；它吸引了广大的文艺青年，尤其是对国统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以及东南亚一带产生过很大影响。

司马文森是这个刊物的创刊人和主编。它创刊于1941 年，封面上“文艺生活”这四个字是郭沫若写的。

1941 年初，国民党反动政权为消灭我党领导的坚持抗日的武装力量新四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更加紧了对国统区进步人士的迫害和镇压。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血腥的镇压下，我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也被迫撤退；党在桂林文艺界的领导同志和许多进步文艺界人士，如夏衍，和在《救亡日报》工作的同志们根据党的安排大部分撤至香港。当时，党组织决定司马文森留在桂林坚持党的工作。桂林——这个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城市，文艺活动曾一度十分活跃的文化城，遂陷于白色恐怖之中。司马文森为了找个职业作掩护，以便能在桂林坚持党的工作，找到了张健甫老先生（他与司马曾在广西地方建设干校一起工作过），由他介绍，我们夫妇到了位于桂林市郊穿山的汉民中学教书（司马担任高中语文教师，我任初中音乐教师）。此期间司马除了忙于担负起地下党的大量工作以及教书外，还创办主编《文艺生活》月刊。当时这个刊物从约稿、选稿到编排、画版样、跑印刷厂、校对等许多杂事，主要由他一个人负担（我协助他工作，负责阅读群众来信、来稿和初校）。正如司马说过的：“什么事情等于要自己全部承担。”他的长篇小说《雨季》就是在这段沉闷、压抑、令人窒息的艰苦年代开始写作，并于《文艺生活》1 卷2 期开始连载的。（这是他以桂林为背景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42 年6 月完稿，1942 年底在桂林初版，很快又再版，1946 年9 月又在香港出第3 版。）

由于战友们大部分已离开桂林，少数留下的文艺界同志，记得有文化供应社的邵荃麟、葛琴夫妇，宋云彬，还有欧阳予倩、艾芜，穆木天、彭慧夫妇等；田汉大概是1941 年秋天回到桂林的，因此他曾参加1941 年11 月19 日《文艺生活》召开的“1941 年文艺运动的检讨座谈会”，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该座谈会由司马文森主持，参加者除了田汉外，还有邵荃麟、艾芜、孟超、吕复、杜宣、许之乔、魏曼青、徐桑楚、胡危舟、伍禾、宋云彬等。由雷蕾记录，刊登于《文艺生活》1 卷5 期。）但大家也难得相聚；我们感到多么孤独和寂寞！当时我们住在远离市区的汉民中学，白天教书，夜晚司马常对着那暗淡的灯光，首先要批阅那一叠叠的学生作业，然后就是写作，有时直到天将破晓，才休息一下。《文艺生活》的出版，虽然增加了许多工作量，但是它也给我们带来许多温暖和充实感。它可以寄托我们对希望和对理想的追求，通过它我们还可以和朋友、同志们保持联系，感受到党和群众的关怀和支持。这段时间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司马夹着文稿，匆匆来往于桂林城和市郊的穿山之间。

郭沫若同志对《文艺生活》的关怀和支持是自始至终的。在1941 年《文艺生活》创始的艰难时期，他常从重庆来信鼓励并寄来稿件，如他的《轰炸后其他二章》（诗，刊于1 卷2 期），《丁东草》散文三章，包括：《丁东草》《鸳鸯》《石榴》（刊于3 卷4 期），《走向人民文艺》（刊于光复版7 期），《南昌之一夜》（刊于海外版5 期），《我怎样开始文艺生活》（作家自白，刊于海外版6 期），等等。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继之也沦陷，许多原来撤退到香港的朋友又纷纷先后回到了桂林。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们获悉夏衍同志已安抵桂林，司马文森和我赶到夏公寄寓的张云乔家相见时，大家又是拥抱又是流着兴奋的眼泪开玩笑，夏公搂着司马肩膀亲切、戏谑地开着玩笑：“少校，你还活着！”（少校，是“八一三”后，司马从上海经海路撤退，途经广州时，在党的安排下留在广东四战区军队工作时的“官衔”。）1942 年秋季，我们夫妇被汉民中学解聘，又从穿山宝塔村搬回建干路。不久，张友渔、韩幽桐夫妇离桂，我们就由他们介绍搬到他们原来租住的房子（也在建干路）。司马也就得以用更多的精力编杂志。这段时间他的第二个长篇小说《人的希望》完稿于桂林（1943 年由桂林国光出版社出版）。桂林时期是司马文森创作的最旺盛时期（从1939 年5 月至1944 年9 月，他在桂林生活近6 年，即从他22 岁到28 岁）。除了长篇小说《雨季》《人的希望》，中篇小说《转形》《尚仲衣教授》（又名《天才的悲剧》）、《希望》，短篇小说集《一个英雄的经历》《蠢货》《奇遇》《孤独》，散文集《过客》，报告文学《粤北散记》以及儿童文学《渔夫和鱼》《菲菲岛梦游记》《不要说我们年纪小》（1940 年1 月在《救亡日报》连载），尚有署名希伦著的《挣脱了枷锁》（曾以题名为《我的间谍生活》于《国民》杂志连载）等。

这段日子，在党的领导下，桂林文艺界开展了许多活动：“西南剧展”“万人大合唱”，桂林文协举办的各种讲座，由鹿地亘领导的“日本反战同盟”到桂林演出《三兄弟》，以及桂林文艺界为前方战士举办的“大献捐”活动，文艺界所有著名人士都走上街头……桂林——这个抗战的文化城又再度活跃起来了。当时这些活动，我想桂林的群众是不会忘记的！

司马主编的《文艺生活》也由于文艺界朋友的到来而更加活跃、更加充实了。田汉的《秋声赋》（五幕剧，刊于2 卷2—6 期），欧阳予倩的《一刻千金》（独幕剧，刊于3 卷1 期），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五幕六场，3 卷3 期一次刊完），等等，这些著名的剧作都在桂林《文艺生活》上初次和读者见面。

1944 年秋，由于国民党反动政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日寇得以迅速南进，进逼湘桂，导致抗战史上最大的悲剧——湘桂大撤退。后来桂林文化城也被日军炸成了废墟。

在湘桂大撤退前夕，《文艺生活》已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命令停刊。司马在送走我和我们不满周岁的女儿小兰到柳州后，他又独自返回到桂林。司马对他倾注了许多心血的《文艺生活》是多么难以割舍啊！他还在抱着一线希望，以为局势不至于太快坏下去，仍想千方百计争取要把《文艺生活》办下去。当时作家王鲁彦不幸病逝，司马回到桂林后参加料理王鲁彦同志后事。一直到日军迫近桂林城下才不得不告别了他一向称之为第二故乡的桂林。

当时桂林文艺界朋友都沿铁路线往重庆、昆明撤退了。记得邵荃麟后来在重庆说过：“周恩来同志批评了我们，说为什么大家都涌到重庆来？难道广西就没有人民群众，就不可以组织抗日斗争吗？”司马遵照党的指示，仍然留在广西桂北坚持党的工作。在告别了桂林之后，他带着几个同志撤退到柳州、融县、罗城一带，开展敌后的武装斗争。

1945 年日军投降，全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可是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又被国民党反动派据为己有，并且更疯狂地加紧其反共政策。国民党反动派在向我解放区军民发动大“围剿”的同时，对国统区民主进步人士也加紧了血腥的迫害和镇压。司马又和一部分曾经与我们一起在桂林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的同志被迫撤到了广州。司马立即又投身到组织和参加当时在国统区开展得轰轰烈烈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反独裁、反内战、反饥饿、争取民主权利”的群众运动；同时积极筹备《文艺生活》的复刊以及创刊《文艺新闻》。

1946 年1 月，《文艺生活》在广州复刊，并创刊了《文艺新闻》（陈残云同志也参加了编辑工作）。仅半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查封。司马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又搬至香港，后据香港《华商报》讯，司马被反动派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一名（见野曼的文章《抹不去的脚印》）。不久，《文艺生活》又在极端困难下在香港出版了。当时流亡到香港的文艺界朋友都了解，要在香港生活下来就很不容易，要办杂志就更加困难了。关于这段情况，司马在《文艺生活》新1 号发刊词中说过：“1946 年7 月，我们只出完了6 期（总24 期，光复版第6 期）就被国民党查封了，被迫迁到香港出版。又因反动派对本刊采取封锁政策，香港与广州间，虽一水之隔，许多读者还是看不到本刊，甚至个别读者从香港带了本刊回穗，也被当作‘反动分子’捉去。但我们并不屈服在反动派的高压下，我们在极端困难情况下，还是把《文艺生活》维持下来。”可是，要“维持下来”又谈何容易！编辑工作虽增加了陈残云同志，但由于《文艺生

活》在开展“文生社”（文艺生活社）社员运动后工作量也增加了。从南洋各地，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暹罗（泰国）、安南（越南），以及美国、加拿大、英国、南美、中国港澳和中国内地的广大“文生社社员”和群众来信来稿，有时一个月就达千封。编辑部只有两三个工作人员，经济上更是十分困难，大家几乎除了吃饭，根本没有工资。而且不久陈残云就到香岛中学教书去了。因此，司马仍然把从约稿、送稿到排版、跑印刷厂、校对等杂务几乎全部承担下来。此外，他还怀着愉快的心情和社员通信，答复他们的提问。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他还写了大量的作品：长篇小说《南洋淘金记》《海外寻夫记》《香港淘金记》，中篇小说《成长》《折翼鸟》，以及许多短篇小说、散文、评论等。他几乎是夜以继日地在写，用他全部身心在写。在香港这段时间，他编写的6 部电影剧本也拍成了电影（即《火凤凰》《海外寻夫》《海角亡魂》《南海渔歌》《血海仇》和《娘惹》）。当然，最困难的是经济上的困难，是筹措《文艺生活》的出版经费问题。当时海外侨胞及南洋一带文艺朋友的大力支援是十分感人的，对司马来说，这是极大的安慰和鼓舞，他坚信依靠群众，

密切联系群众，就能战胜一切困难。团结、依靠、密切联系群众是他的信念和一贯作风，因为他来自劳动群众，他与群众息息相通。

在香港出版《文艺生活》的3 年半中（司马文森是1946 年6 月底到香港，复刊《文艺生活》光复版，后改海外版，出版到1949 年12 月，即3 年半），他大力开展了“文生社”社员运动。1947 年4 月版的《文艺生活》，司马发表了《在民主文艺旗子底下团结起来》《文艺生活社征求三千社员运动》后，得到了马来亚、菲律宾、新加坡、暹罗（泰国）、安南（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及美国、加拿大、南美等地广大华侨青年、华侨文艺界人士的响应。关于在香港开展“社员”运动，司马在“复刊词”里说道：“在海外版3 年间，我们一直坚持文艺群众活动，发展文艺通讯员工作使我们的社员遍布全南洋，并通过他们发展当地的民主文艺运动。”

司马在谈到《文艺生活》的任务时曾说过：“‘文生’创刊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那时我们的任务是担负民族的抗日战争的文艺宣传动员。第一次复刊于日本投降后的广州，那时的任务是坚持和发展民主自由解放斗争的文艺宣传动员。”（同上“复刊词”）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1946 年在广州复刊至迁香港出版3 年半共4 年），《文艺生活》在团结广大海外青年、文艺工作者以及国内各界人士等，开展民主文艺运动，坚持发展民主自由解放斗争的文艺宣传是起过重要作用的。

1949 年9 月初，司马怀着无比兴奋和喜悦的心情来到解放了的北京，参加我国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正是怀着无比喜悦和激动的心情，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写了报告文学集《新中国的十月》和《新社会的新人物、新作风》。同年11 月，他率领香港文艺界回国观光团回到了解放了的广州，访问了我们的广州故居。“我在这个解放了的南方大城市，作了别后的第一次巡礼。我到了3 年前的故居去。故居依然是3 年前的模样，然而却住着完全陌生的人。在这幢房子里面，我曾消耗过不少时日，我们作过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阴谋的集会，我们草拟过反对反动派市政府对四大民主杂志查封的抗议书。也是在这幢房子里面，被特务搜查，把我们出版的杂志、家私和稿件查封了。家人们也是在这所房子里面受到特务走狗无数次的恐吓和压迫，而终于不得不离开。

“我在故居外徘徊着。我不知道，我是否该上去看看。

“但我想着，假如我能够再来，在这所房子里编我们的杂志，和朋友举行建设新中国新华南的集会，并草拟改造知识分子的计划，那是一件多么叫人愉快的事。”（见司马写的《会师记》，刊于《文艺生活》总53 期。）

是的，司马的这一心愿很快就实现了，《文艺生活》于1950 年初就迁到广州出版，但是司马由于工作关系仍留在香港，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并负责我党港澳工委领导的香港电影小组。《文艺生活》是他编排后送广州出版的，因此给《文艺生活》编辑出版工作带来了困难。迁广州出版后半年，司马在《“文生”半年》一文中总结这阶段工作时说：

“文生”从香港再迁回广州出版，到这一期止共出6 期，现在给这半年来的工作作检讨，就编者个人说，心中实有无比的惶愧。“文生”从创刊至今，一直是在南方，我们想把它作为反映南方人民生活的文艺刊物，其中曾有一个时期，曾把编辑重心放在反映南洋现实，并对他们介绍国内人民在解放战争中的斗争生活。迁回广州出版后，我们又自己确立了工作任务，“培养华南文艺干部，建设新华南文艺”。半年时间迅速过去了，我们来回顾这半年工作，与原计划颇有出入，这是编者个人的才能和负责精神不够，对不住读者，对不住对这个刊物有过殷切期望的同志们。

一、在“反映华南人民生活”这一点上，我觉得“文生”做得不够，检查这半年来发表的作品，真正能反映华南人民生活的不多，而且大都是随军南下参加解放军工作的同志们所写的，他们因为语言及对华南人民生活的了解上，多少有点差别，因此，即使有这种作品，也还欠深入。而在华南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又因为大家都去参加实际工作，被事务拖累，无法进行创作，这是原先想不到的。我们也曾想到多注意刚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民文艺工作者的稿件，一则是他们也很忙，稿件来得不多，再则写作水准还低，在这些稿件中，能够用的占极少比例，这是作为编辑人员最大的痛苦，而我们不能进行动员，组织稿件，也是一个缺点。

二、在编辑个人，对业务处理上有许多缺点，因为自己住在香港，把大半时间用在处理别的业务上去，时间不够支配，又因为帮助处理业务工作的朋友太少，什么事情等于要自己全部来担当，这反映在校对工作上是错字太多，而且错误一再发展下去，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再就是特约撰稿名单的刊登，这本杂志是和书店合作的，书店从营业观点出发，希望有这样一个名单，我自己也实在因为对每个月十万字的稿件的征求没有太大把握，希望能在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同志也来帮帮手，结果在征求过他们之后，就把它发表了。这是旧作风，很不实际。

三、定价太高，这虽说是合作书店的业务范围，为了印数不多，成本过高，书店方面不能老贴本，我们本着照顾书店方面的实际困难，而没有照顾到广大读者的购买力，这也是不对的。

“文生”出到59 期，想暂时停一下，原因是：现在的文艺杂志已出版的太多了，重复出版如果有自己的特点也还可以，拿“反映华南人民生活”这一点来说，过去做得很不够，今后该如何加强，确立新的编辑方针，还有对编辑业务的处理上，在“文生社”方面，也是需要一段时间来调整。还有合作书店，到这一期止合同已满，要出版是需要和另一家书店合作，至于新合作书店现在正在商酌中，我希望这次暂时停刊时间不会太长。从60 期起，“文生”会用新的面目和大家见面。（《文艺生活》新6 期，总59 期。）

可是，这次《文艺生活》的暂时停刊，并未能如司马所希望的是暂时“停刊”。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文生”没能再复刊。在那些日子里，我看得出司马心情极不平静。中国作家协会广东省分会成立后，出版了大型机关刊物《作品》文艺月刊，一度由司马担任主编。但是新的情况、新的战斗任务促使他更要夜以继日的去思考，去工作。很快，我们远离祖国、战友和孩子们，走上繁忙的外事工作岗位。新的工作吸引了他，他又以饱满的激情投入新的工作了。

生活的长河是如此浩瀚、漫长，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但是，司马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却是永存的！

《文艺生活》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司马是可以告慰的！

            载《新文学史料》1985 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