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估计，中国昆虫至少有50万种，而已知的种类仅有7万种左右，尚有40余万种需要发现与命名。这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在已知的中国昆虫中，由国内学者所命名的种类仅约10%，而其他90%的种类是外国人命名的。改变我国昆虫分类的面貌成了摆在中国昆虫学家面前的严峻任务和奋斗目标;杨集昆就是终生为实现这一崇高目标而冲锋陷阵的昆虫分类工作者之一。

    解决了许多重要农业害虫的鉴定问题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害虫问题在历史上一直是影响作物产量和质量的重要因子，这可以从汉语的“农”字源于除虫而管窥一斑。农田中有很多昆虫;有的是害虫，有的是益虫;有的是世界性分布，有的只分布在中国;只有正确地识别它们才能有的放矢地管理它们。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有一些重要害虫的学名存在着以讹传讹、一误再误的现象，影响了对其生物学习性和生态学规律的研究，影响了防治效果。如粘虫Leucania separata Walker是一种世界性的害虫，对我国农作物的为害十分严重，是测报和防治的主要对象。但数十年中，我国学者对这种害虫的学名一直没搞清楚，以美洲的一种粘虫Cirphis unipuncta Haworth来套用我国的种，以国外的经验来防治我国的粘虫，结果可想而知。1959年经杨集昆鉴定，才把混淆了几十年的粘虫种类弄清。我国主要地下害虫之一 ——东方蝼蛄Gryllotalpa orientalis Burmeister的鉴定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几十年来，我国的昆虫学工作者都错误地认为这一害虫是非洲蝼蛄G. africana Palisot de Beauvois，1990年杨集昆详细的研究终于澄清了这一问题。再如梨木虱的种类，1936年起我国就将它列为果树害虫，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沿用欧洲木虱的学名Psylla pyrisuga Forster，杨集昆和李法圣1981年全面比较了北方八省的2000余件“梨木虱”标本，证明没有一个是欧洲种，而包括了八个种，除一种为中国新纪录外，其余全是新种，我国最常见的种类是P. chinensis Yang et Li。

    奠定了中国脉翅目、捻翅目等类群分类基础，填补了许多国内空白

    脉翅目昆虫全为肉食性，是一类重要的天敌益虫。如大草蛉Chrysopa septempunctata Wesmael的一头幼虫可捕食蚜虫677头，成虫能食蚜488头，一生平均消灭千余头蚜虫。我国过去对这类益虫的调查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其保护与利用。20世纪40年代始杨集昆就注意收集有关资料和标本，1950年正式开始了分类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使我国脉翅目昆虫由原来的10科250种增加至14科512种，为充分利用这类天敌资源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资料。中国学者命名的种类由空白升至44.3%。

    捻翅目则是昆虫纲中的一个小类群，全世界仅知400余种，全部为寄生性，幼虫期寄生于蜂类、叶蝉、蝽类、蚤蝼等其它目的昆虫，成虫期雌雄两性的形态和习性很不相同，其形态、进化及系统发育一直是昆虫学家们关注的热点之一。中国的该目昆虫在1955年以前仅知6种，经杨集昆的研究，目前已知15种，是以前所知种类的2.5倍，丰富了世界捻翅目区系知识。

    木虱是农、林、牧业中一类重要的害虫，因体小、隐蔽，大部分种类很少被人注意。至1980年，我国大陆仅记载24种，经过杨集昆及其合作者李法圣的致力研究，使大陆木虱种类增至415种，使我国已知种类达590种，居世界各国之冠;使我国已知木虱种类占世界已知种类的1/5左右，远远超过了我国动物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动物种类约占世界种类1/10的估计;使国人(更准确地说由杨集昆和李法圣)定名的中国木虱种类已逾80%。使我国木虱研究步入了世界先进之林。

    杨集昆对双翅目的研究更是具有代表性。他曾从事过该目35个科的分类。几十年来，他先后发现新记录科6个，描述新种数百个，其中舞虻科和眼蕈蚊科的新种均在百种以上;仅《中国蝇类》中他就记述了14科，包括4个新属和118个新种。

    目前，杨集昆的研究类群已达18目110余科，发表论著700篇，命名两千多个新种及一些新科、新属，是目前国内昆虫分类学家中涉及面最广、发表文章最多、命名新种数最多的学者。据《光明日报》1990年3月8日报道，杨集昆是全国科技工作者在1988～1990年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五位学者之一。但这三年对杨集昆来说并不是最丰产的年份，1993年他的论文高达44篇。

    杨集昆主持或参加的许多科研项目均获得了省部级以上的奖励。他主持的“农业昆虫分类”于1979年获农业部技术改进一等奖;主持木虱研究分别于1986年和1994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主持的“中国眼蕈蚊科昆虫分类研究”和“中国舞虻科区系分类研究”分别于1990年和1991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和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他参加的“西藏昆虫科学考察”于1986年获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综合考察特等奖;参加的“梵净山昆虫资源考察”分别于1989年和1992年获贵州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和贵州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参加的“西藏南迦巴瓦峰地区昆虫”考察于1991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参加的“中国啮虫目昆虫分类”获教育部提名国家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历尽艰难，无悔无怨

    众所周知，昆虫分类中最困难的是标本的积累，而采集标本不仅需要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有时亦难免要忍饥挨饿，甚至遭受蛇咬兽袭。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杨集昆献身事业的雄心，并没有吓退我们的英雄，即便在他几次与死神及病魔作斗争的时候，也忘不了昆虫。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农业大学曾被搬到陕西甘泉县，克山病无情地袭击了杨集昆，最后，他不得不回京治病。返京时，杨集昆把家具丢下了，行李丢下了，唯独没丢下他放牛时偷偷采集的一竹篮昆虫。从陕北回来后，他全家三代六口人住在破旧的养虫室，只有一间房，还得隔出一半作为工作室，一住就是十年，苦了全家，也苦了他个人。但杨集昆却不顾个人的得失，日以继夜地研究昆虫。他曾拟联自勉，“室养小虫何须大，卷藏古今中外;人生双手不在多，胸袒天地纵横。”可见其大志雄风。

    的确，苦与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被理解和经费短缺。文革中，昆虫分类工作被视为脱离生产实际，昆虫分类学者被视为追逐名利的白专典型，杨集昆亦未能逃脱这场政治劫难。他曾两次被下放，经历过多次“反醒”，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中他必须挑选一顶戴上……

    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杨集昆科研经费不足，为了省钱，他和同行的年轻人一样坐硬座车厢，行李不托运，三四十斤重的行李自己背;有时连出差的路费也没有，他们就自己掏腰包，各人垫支出差费用，等来年批了经费再去报账。“超巧妇试做无米之炊，暂且画饼充饥;效愚公继续挖山不止，或许感动上帝”就是他在科研工作的“揭不开锅”时自拟的一幅对联。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浪潮冲击到学术界，一些从事科研教学的年轻人，甚至部分中老年业务骨干纷纷下海经商，昆虫分类队伍再一次受到影响。杨集昆看到这些后心中非常忧虑，为此，他多次耐心与研究生和年轻教师促膝谈心，以革命先烈黄兴同志的名言“无我”来互勉。杨集昆说：“在功成名就时应做到‘有我之时要无我’;而在艰难困苦，甚至生死存亡之际则应‘无我之时要有我’!如果我们不能坚持下去，昆虫分类事业衰败的责任则大部分要归诸于我们自身……”。杨集昆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来教育后辈，“不当万元户，要做千虫户”不仅是他自勉之诀，亦是他激励青年昆虫分类工作者的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