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加入党的外围组织“左联”领导下的“磨风艺社”。纪念“九一八”五周年时，他因编写并主演了话剧“未写完的一封血书”被学校开除。后考入江苏省农业学校。

　　1937年9月日寇南京大屠杀前夕，他回故乡参加学生抗日救国队，下乡宣传后，他带着长沙党代表徐特立的介绍信和几首诗稿（《怒吼吧，醒狮！》、《平型关大捷》等）奔赴延安。
 
　　1938年3月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4月加入党组织，担任“抗大”民族解放先锋队宣传队队长。后继续在“抗大”第四期（军事）、第五期（政治）学习。毕业后，留在“抗大”政治部，负责编“抗大生活”。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直属政治部，编“部队文艺”，参与创办“新诗歌社分社”、“山脉文学社”、“鹰社”，积极投入到延安文艺诗歌活动中。1942年，响应党的号召，考入外语学校学俄文。

　　朱子奇在延安八年，发表了一系列抗日救国和革命斗争的诗歌：《延河曲》、《杨家岭出太阳——毛泽东颂》、长诗《我歌颂伟大的七月》等，其中不少是反法西斯战歌，如：《飞蛾扑火的故事——杀特勒必败，斯大林必胜》、《起来！保卫莫斯科》、《反法西斯进行曲——麦新谱曲》、《我的心飞向莫斯科》（此诗由诗人萧三选送到莫斯科发表）。后来，我国出版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中国卷）收入了他的《百团大战进行曲》和《我的心飞向莫斯科》。这两首诗显示了东西方反法西斯的不可分。他也被称为“反法西斯诗人”。

　　1945年10月间，朱子奇与几位俄校同学，奉命与在内蒙苏军联络后，他又奉命单独带发报员，赶往红军前线指挥部，配合我地方武装，追歼顽固日伪残余的最后一仗。还公审了日寇中曾执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罪恶大的指挥者，处以死刑。

　　1946年2月，朱子奇回到张家口，受到晋察冀党委的表扬。苏军赠送的新出版的大量俄出书，交“华北联大”，并安排他协助成仿吾校长创办大型刊物《北方文化社》。他在该刊物和丁玲约稿的“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苏联文艺创作主流近况。他带回的100余首苏联革命诗歌和反法西战歌，如苏联新国歌，颂唱列宁、斯大林的歌，红军之歌，和平颂、卡秋莎、卡秋莎火箭炮、青年近卫军歌等。由音乐家周巍峙和李焕之协助朱子奇编译配曲，很快唱遍各部队和各解放区，起了持久的鼓动作用。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战歌与情歌——朱子奇译诗集》。
1949年7月，他当选为解放区作家代表，出席全国首届“文联大会”、“全国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发表了两首代表诗作《我漫步在天安门广场》和《共产主义胜利进行曲——东风压倒西风》。
1952年，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国际部长，党组成员。“文革”后，恢复原工作。中央书记处指定他为恢复“文联”、“作协”领导小组成员。1979年，担任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作协顾问，主席团委员和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主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