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振武
         刘飞将军是现代京剧《沙家浜》中男主人公郭建光的原型之一。在他的生涯中，不但充满了驰骋疆场的战斗传奇，也有许多儿女情长的动人故事。
       “沙家浜”的那棵青松——两支手枪和三十六个伤病员，
        数月后又拉起了几千人的队伍。
       毛泽东将《芦荡火种》改名为《沙家浜》
       刘飞将军原名刘松清，出生于湖北红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北伐战争时期，他就在武汉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后来又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由红军战士逐渐升任为团政委。长征中，曾随红四方面军三次穿过草地。
        抗日战争开始后，刘飞于延安“抗大”毕业被分配到新四军工作。鉴于当时的斗争形势，陈毅决定让刘飞等干部改用化名，刘飞却说：“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现在抗日需要，改名可以，改姓不行!”陈毅哈哈大笑，当即决定把他的名字改为“刘飞”。因为繁体“飞”字笔画繁多，写起来非常不方便。陈毅开玩笑说：“就是要让你这个大老粗在签批电文时作作难!”刘飞也发牢骚说陈毅是“故意难为下级”。从此，“刘飞”的名字就随着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在大江南北传扬开了。
         1939年9月，在江阴县顾山镇对“忠义救国军”的战斗中，身为“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政治部主任的刘飞，在战斗关键时刻，亲自率领警卫班向敌人发起冲锋，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自己也身负重伤。一颗子弹射进了他的胸部，并且留在了他的胸腔内。战斗结束后，因江南形势对我不利，新四军主力西撤，刘飞等一批伤病员被安排在阳澄湖畔疏散养伤。这批伤病员后来有的陆续归队，有的不幸被敌伪捕去遭杀害。最后集中到刘飞身边的，还有36名伤病员。这36名伤病员中，只有刘飞和他的警卫员各有一支手枪。刘飞带领这36名伤病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一边在阳澄湖里隐蔽养伤，一边抓住机会打击敌伪，不到半年时间，又拉起了一支有两三千人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再次扭转了江南的抗日局面，受到了陈毅等新四军首长的高度赞扬。解放后，这段故事被艺术家们搬上了舞台，先是有了沪剧《芦荡火种》，后来又改编成了京剧。据说，《沙家浜》这个剧名，是毛泽东亲自取的。毛泽东在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后，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的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 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作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
         在样板戏盛行的年代，刘飞的老战友们见了他常常会开玩笑：“哟，郭建光来了!”江青插手《沙家浜》时，也曾召见过刘飞。召见过后，江青只给了一句评语：这个刘飞，嗓门真大呀!
        阳澄湖畔喜结良缘——要找就找一个能做老师的知识分子。
       谭震林大笔一挥：同意，对上公开，对下保密。
      1939年，经陈毅安排，刘飞秘密往日伪占领下的上海疗伤，住进了美国人开办的同仁医院。原打算取出胸腔中的子弹，但医生检查后认为，子弹离心脏太近，手术的危险性较大，决定不做开胸手术。经过3个月的保守治疗，刘飞的伤口基本愈合，于1940年春返回部队。这时，阳澄湖畔的“江南抗日义勇军”迅速扩大到了7个支队的规模。司令员兼政委和政治部主任，是新四军名将、人称“谭老板”的谭震林。谭震林见刘飞归来，非常高兴，决定让刘飞担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有一天，谭震林和大家议论干部的婚姻问题，话题扯到了刘飞身上。刘飞伤愈归来后，身体一直不大好，大家都觉得他应该成个家了，以便能随时得到照料。
       “你都35岁了，‘二五八团’也早超过了，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怎么样?”谭震林半开玩笑地说，“工人出身，刚从莫斯科回来的，革命觉悟是没得说的。”
       “二五八团”是当时部队干部结婚的基本条件，也就是“25岁、8年军龄、团级干部”。
       刘飞却胸有成竹地说：“我嘛，要么不结婚，要找就找个知识分子! 又是老婆又是老师，那才好呢!”
      谭震林不肯相信：“就凭你?35岁的大老粗，黑不溜秋的湖北佬，还想找江南美女，还要知识分子? 好，好，只要你有本事找到，我立马就批准!”
       刘飞乐了：“行啊!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只要你谭老板批准，我就立马找一个给你看看! ”
       其实谭震林采取的是激将战术。刘飞的态度，也是有的放矢。就在前不久，刘飞接待了由淞沪特委介绍来的两名姑娘，其中一个叫朱一，一见面就引起了刘飞的注意。朱一是江阴县人，毕业于江苏省省立苏州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她的语文老师，就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后担任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孙起孟先生。在孙起孟等老师的影响下，朱一很早就走上了革命道路。毕业后，她在抗日根据地从事过宣传工作、农村工作和党群工作。中共淞沪特委根据她自己的要求和表现，特地把她介绍到部队来工作。　 “我要求直接参加战斗!”朱一对和她谈话的刘飞说，“我什么也不怕!”
        刘飞眯着眼笑了。眼前这个姑娘，不但美丽聪明，勇敢乐观，而且还读过那么多的书。刘飞自己出身贫苦，从小放牛做工，参加革命后不停地行军打仗，虽然一直想好好学习文化，但总是没有条件。随着职务的升迁，责任也越来越大，他已经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头，他对谭震林说的择偶标准，其实就是他已经埋藏在心中很久的真实想法。这个叫朱一的姑娘，正是他要找的那种人啊。这个身经百战的湖北汉子，此时不禁怦然心动。
       “朱一同志，你到我们部队来，就是大知识分子了!”刘飞说，“我是大老粗，参加红军后，才学会了几个字。你知道我下部队的时候最怕什么事情吗?”
       “最怕什么事情?”朱一好奇地问。
       “最怕战士们找我写家信!一碰到这种事，我就脸皮发烫，赶快开溜!”
        朱一笑了起来。
        刘飞说：“你来了就好了。以后，我就拜你为老师了!”
       “首长真会开玩笑。”朱一不好意思地说。
       两人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朱一对刘飞却并不陌生。刘飞的许多战斗故事，以及后来身负重伤的经过，朱一都是听说过的。和自己谈话的部队首长，竟然就是传说中的英雄人物，这令朱一兴奋不已。这次见面，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以后，两人通过工作接触，加深了了解。但事情还是一直没有说破，刘飞总是害怕说早了，朱一会拒绝自己，那样一来，再要挽回局面就困难了。
        谭震林早就看出了刘飞的心思，也看出了刘飞的犹豫。他之所以提出要给刘飞介绍对象，目的就是为了促使刘飞快下决心。因为对敌斗争的形势容不得刘飞再犹豫了——部队即将西移，朱一也将被派去参加地方工作队。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就意味着两人从此将很难见面——如果没有其他理由的话。
        这天，刘飞和朱一谈完工作后，壮着胆子把谭震林和自己开玩笑的事告诉了朱一。他想看看朱一的反映。但是朱一光笑不说话，刘飞只好再次鼓起勇气，吞吞吐吐地说：“你……能不能……一辈子做我的老师呢?”
        朱一故意装作不懂的样子，说：“如果组织上决定了，我服从……不过，当首长的老师，我是不敢的……”
        刘飞急了，大声说：“结婚是两个人自己的事嘛!如果你不乐意，谁决定了也没用!”
        朱一忙说：“谁不乐意了? 你就当我一辈子首长和老师好了!”
        刘飞一听朱一答应了，不禁大喜。但他又追问了一句：“那我们就一辈子互相学习了?”
        话没说完，朱一已经红着脸跑开了。
        刘飞乐呵呵地找来纸笔，费劲地给谭震林写了一份结婚报告。然后捏着这张纸头，推开了谭震林的门。他劈头就说：“老板，知识分子，我找到了!”
        谭震林头也不回地说：“是朱一那丫头吧?”
        刘飞吃了一惊，他没想到谭震林已经全知道了。谭震林笑呵呵地说：“你这个刘胡子啊，打仗蛮勇敢，谈恋爱怎么就老是下不了决心呢?怎么样，终于发起进攻了?”
        刘飞把结婚报告递给了谭震林。谭震林才看了一眼，就大笑起来——那张急急忙忙拼凑起来的结婚报告，不但文理不通，而且满篇都是错别字。“看起来，你是该找老师哦!”谭震林笑着说。他抽出笔，在结婚报告上批下了一行字：“同意。对上公开，对下保密。”
         ——“对上公开”，就是部队领导要知道。“对下保密”，是因为当时情况特殊，像领导干部结婚这种事，不宜宣扬。
        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刘飞让通信员把朱一叫来。
        “深更半夜，首长喊女同志做什么?”通信员故意问。
        刘飞说：“叫你喊你就喊，首长有首长的事，问那么多做什么!”
        不一会，朱一来了。刘飞见了她，光是看着她笑，一句话不说，弄得朱一挺纳闷的。
        “这么晚了，找我来有什么事吗?”她问。
        “当然有事。”
        “到底什么事啊?”
        刘飞笑得合不拢嘴：“结婚! 谭老板批了!”
        “什么时候?”
        “就是现在!”
          毫无思想准备的朱一顿时瞠目结舌。刘飞以为朱一不信，马上取出谭震林的批示，喜滋滋地拿给朱一：“你看，这是谭老板的亲笔批示!”
          朱一却一跺脚，羞恼地说：“谁要看这个了! 你，你，你也不事先跟人家打个招呼!”
         六个孩子的父亲与母亲——
        男人南征北战，女人千里奔波
        刘飞与朱一结婚后，那个“又是老师又是老婆”的理想终于变成了现实。当过老师的朱一对刘飞的文化学习抓得很紧，学习方法也是理论联系实际。她给刘飞布置的读、写练习作业，就是刘飞每天都要收到的新华社电讯稿。从此以后，刘飞一有空，就用洪亮的嗓门加上湖北方言，摇头晃脑地大声朗读电讯稿。常常惹得朱一和警卫员在一边忍俊不禁，说：“首长又在唱山歌了!”通过这些电讯稿，刘飞既学习了文化，又掌握了对敌斗争情况。朱一也向刘飞学到了许多实际斗争经验。夫妻俩把工作、学习和家庭生活有机地融合到了一起，相互学习，相得益彰，一时在新四军中传为佳话。
        在阳澄湖畔生活和战斗的那些日子里，朱一也曾像“阿庆嫂”那样，利用茶馆作为掩护，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她至今还留有一张穿着苏南少妇小围裙的照片，活脱脱一个“阿庆嫂”的模样。
        “皖南事变”发生后，江南抗日形势逆转，正在担任江阴县县委组织部部长的朱一因为怀孕，无法随部队一起转移。由于朱一就是江阴县人，组织上决定让她回家生产。这令朱一十分尴尬。因为按照当地风俗，大姑娘在娘家生孩子是很犯忌的，而为了安全，朱一此时的身份又需要保密。于是她写了一张租房合同，象征性地向父母交了租金，这才在家里住了下来。
        刘飞南征北战，功勋卓著，成为首任第二十军军长，在淮海战役中创造了以一个纵队歼敌一个整军的辉煌战例。朱一则根据部队赋予的“学习、带孩子、以带好孩子为主”任务，担负了纵队保育委员会主任、子弟小学校长、三野子弟学校教导主任等工作，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在和平的日子里——老师，朋友，秘书。
        复员也要模范带头，从此交党费要向丈夫“借”钱。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刘飞和朱一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环境和条件好了，刘飞的学习抓得更紧了。     

        1951年底刘飞调安徽军区任司令员，朱一也随调到安徽省军区，担任刘飞的秘书工作。这样一来，朱一就名正言顺地成了刘飞的助手。过去刘飞自己写讲话稿，碰到不会写的字，就自己临时造一个，或者画上一个符号。现在就不一样了，碰到起草电文、报告、材料，朱一就会坐在刘飞旁边，两人一起商量。有时候，是刘飞先口述一个大意，由朱一起草出初稿，再由刘飞审阅改写。这样一来二去，刘飞的文字能力提高得很快。他拿出了战场上那股不服输的劲头来对待文化学习，常常为完成学习任务加班加点，反倒叫朱一为他的身体健康担心了。有一段时间，刘飞为了完成军事学院的函授学习任务，日夜突击。由于过度紧张和劳累，不但大把大把地掉头发，连眉毛都掉了不少。朱德总司令到安徽视察时听说了这事，起初还不相信，见到刘飞后，他仔细端详了半天，不禁拍着刘飞的肩膀哈哈大笑。回北京后，朱德赞赏地告诉其他同志：我在安徽，见到了一个学文化学掉了眉毛的司令，难能可贵呀!
        1955年，军队进行精简整编，实行军衔制、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三项制度改革。由于部队大量压缩员额，人员的走留、军衔的评定等工作难度很大，许多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入伍的女同志，都面临复员转业的问题。按照朱一当时担负的工作，本来完全可以继续留在部队的，但刘飞认为，自己作为军区司令员，应该在这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不过刘飞也明白，不管是复员还是转业，对热爱军装、热爱军队的朱一来说，都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他和朱一商量说：“朱一呀，这件事，我想了很多天。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我们应该带个头。女同志留队授衔的不多，我们不跟人家争了，那个军衔，你就不要了吧!”朱一点了点头，说：“这件事，我也想了很久了。那你说，是复员还是转业呢?”
        刘飞说：“干脆，你就复员了吧!反正咱俩吃一个锅的饭，饿不着你。”
        朱一愣了好半天，才叹了口气说：“看来，命里注定就是这样了。今后，我是结结实实地拴在你的武装带上动不了了，一心一意给你当贤妻、带孩子吧，谁叫我是你刘飞的老婆呢!”
        第二天一早，朱一便去机关报了名，主动要求复员。报名回来后，朱一抱着女儿凯军大哭不止。后来凯军回忆说：“我只见妈妈哭过两次。第一次是1955年那次，第二次是爸爸去世的时候。1955年那次，妈妈搂着我，整整哭了半天。那时我还小，从没见妈妈哭过，那是放声大哭，把我吓坏了。爸爸进来也说：‘哭吧，哭出来会好受些。’”
        安徽省军区的女同志在朱一的带动和影响下，很好地解决了关于去留的问题。
        这年秋天，刘飞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朱一复员后直接面对的问题，就是经济上的拮据。由于她不再有任何收入，连交党费都需要用刘飞的工资，这在朱一的感觉上，是非常痛苦的。她常常苦笑着说这是“借钱交党费”。全家8口人，只有刘飞一个人的工资。刘飞又要吃中药，家乡还有亲人需要照顾，开支方面朱一不得不精打细算。她将全家的伙食分成了两类。刘飞一个人吃“小灶”，保证营养。朱一和儿女们一起吃“大灶”，凑凑合合。朱一还亲自染布、缝衣服、纳鞋底，每分钱都算计着花。即使是这样，每到开学的时候，朱一还是要向管理处借一些钱，垫付孩子们的学费，然后再慢慢攒钱还上。在对孩子的教育上，刘飞和朱一都非常严格，从不让他们有任何特权思想。由于他们的言传身教，6个子女长大后，都成了各自单位的领导和骨干。
        50年代末，朱一等人曾根据刘飞的回忆，整理出了一份题为《火种》的回忆录，详细记述了刘飞当年在阳澄湖畔带领36名伤病员坚持斗争的情况。但是文章写成后，刘飞坚决不同意公开发表。他激动地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仗不是我刘飞一个人打的，每一仗要牺牲多少同志啊，应该多写写他们!”后来创作《沙家浜》的同志来征求朱一的意见时，朱一还曾把这篇文章拿给他们参考。
        1984年，刘飞将军去世，享年80岁。在朱一的坚持下，外科医生从刘飞的胸部取出了那颗埋藏在他体内已经45年的子弹头。后来，朱一将这颗有特殊意义的弹头移交给了苏州市革命博物馆。

        原文1999年 发表于《家庭》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