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是一种男女共同的生活,所以必先有双方人格上的了解
人的生命在历史中,最终被压缩成了几个关键词。比如,罗家伦,这样几个词就可以勾勒出他的一生:《新潮》杂志的创办者,“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人,31岁的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的10年掌权者,驻印度大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即使他们的恋爱与婚姻,他们的私房话与求爱信,也带着特定时代的色彩,私人情感和家国命运一起动荡起伏。
1919年“五四运动”后,是年12月,罗家伦前往上海开展学生团体串连,另一方面也在逃避北洋军阀搜捕。当时他是在“全国学生联合会”集会中认识张维桢并一见钟情。爱情委实很奇妙,在妇女解放之风匝起的时期,两人仅靠这一次短暂的见面,互生好感。1920年初,罗家伦从上海回到北京,寄了两张风景明信片和两张小型风景照片给张维桢。张维桢回赠了罗家伦一张个人小照片。
值得注意的是,罗家伦在经历“五四运动”复刊后的《新潮》杂志上,发表了《妇女解放》一文。文中写道:“婚姻是一种男女共同的生活,所以必先有双方人格上的了解。中国旧式的婚姻牵两个素不相识的男女结合,不必说了,就是现在根据‘一面爱’或者‘照片爱’的所谓的‘自由结婚’,难道有人格上的了解吗?”罗家伦的主张仿佛和他的实践开了个玩笑,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悖论——他和张维桢的爱情就是不折不扣的“一面爱”或者“照片爱”。当然,他们人格上的了解靠的是鱼雁传书,漂洋过海的锦书维系着他们的爱情。
1920年8月,罗家伦经上海到美国留学,非常遗憾的是,罗家伦错过了和张维桢见面的机会,可能是因为罗家伦生病,“来沪七日,大烧凡四十二小时”。可想而知,在离开上海的轮船上,当汽笛鸣响的那一刻,罗家伦是怎样的愁肠百转。
邮轮去美国,在港口,刚刚病愈的罗家伦写道:“来沪未能一见,心中很难过。玉影已收到,谢谢。不及多书,将离国,此心何堪,余容途中续书。”这是罗家伦1920年寄出的信,此时,张维桢正在浙江湖州湖郡女学求学。张维桢的同学之中有毛彦文,后来嫁给了原国务总理熊希龄;余雅琴,后来嫁给了现代儿童教育家陈鹤琴。
罗家伦到美国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求学。1920年12月13日,他写信给“薇贞吾友”:“此地的风景也好极了!今寄上大学院照片一张,聊供清览。”写这封信的罗家伦大概如是想:良辰美景,无奈我一人,你快到美国留学,一起分享。
1922年,张维桢考进沪江大学;1923年,罗家伦到了欧洲。在此之前,由于误会,两人的通信一度中断。1925年5月,罗家伦第一次寄给张维桢一副颈珠。此时,两人只见过一次面,分别已经5年。这份遥远的礼物,千里之外的心意,感动了张维桢。1926年新年,她回赠了蜜枣和松子糖。
1927年11月13日两人结婚。此时距他们初次相识,已是整整8年。而在这8年间,他们两人能够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3个月,其余都是靠书信笔谈。这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纯粹,执著,在来如流水逝如风的网恋时代,绝对是童话。
1928年,罗家伦任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到任时正赶上暑假招生,他便在招生启事上写上“男女兼收”。于是,清华迎来了清华史上第一批女学生。
罗家伦拜访陈寅恪先生,罗家伦送给陈寅恪他主编的《科学与玄学》,记载了张君劢、丁文江辩论的旧事。陈寅恪送罗家伦一副对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对联中镶嵌着“家伦”,罗听罢大笑。陈寅恪说,我再送你一个额匾:儒将风流。陈寅恪解释道:你在北伐军中拜少将,此为儒将。你讨了个漂亮太太,正是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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