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罗家伦等人在纽约合影（后排左罗家伦、右冯友兰、中间坐者为杨振声）

“纸信伉俪”罗家伦与张维桢夫妇

罗家伦与张维桢的爱情传奇
柳已青

    人的生命在历史中，最终被压缩成了几个关键词，多么跌宕起伏的人生之旅，也会成为一个词语，一个标本，再伟大的历史风云人物也躲不过这样的压缩和概括。比如，罗家伦，这样几话就可以勾勒出他的一生：《新潮》杂志的创办者，“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人，31岁的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的10年掌权者，驻印度大使。人漫长而又丰富的一生，好象就成了这样粗线条的几笔。一个人的喜怒哀乐、歌哭言笑淹没在时代的烟云中，罗家伦那一代人经历了启蒙与救亡动荡岁月，他们的私人情感似乎被忽略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即使他们的恋爱与婚姻，他们的私房话与求爱信，也带着特定时代的色彩，私人情感和家国命运一起动荡起伏。在历史背景的观照下，看看参加五四运动的那一代热血青年的婚恋，冷酷的历史中有了丝丝温馨和暖意，战争、炮火和死亡交织的时代中，仍然有爱情的传奇，废墟中盛开的玫瑰更让人珍惜。

    罗家伦与张维桢的爱情的确是传奇，即使今人来回顾这柏拉图式的马拉松爱情长跑，也会为他们的柔情感动。说是爱情传奇，但两人的爱情有一种清雅如秋水的明净，可以看到中国戏曲中才子佳人的影子。而他们生活在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时期，他们的爱情也有欧风的韵味。罗家伦与张维桢一见钟情，两地相思，靠鱼雁传书度过六年分离，以一个月相处，两人互许终身，八年长跑，缔结良缘。这样的恋爱与婚姻，可谓十全十美、百里挑一。让我们钻进历史的隧道，看看他们怎样书写他们的爱情传奇。

    1919年“五四”运动后，是年12月，罗家伦前往上海展开学生团体串连，另一方面也在逃避北洋军阀搜捕，当时他是在“全国学生联合会”集会中认识张维桢并一见钟情；张维桢是上海女子学校的学生。爱情委实很微妙，在妇女解放之风匝起的时期，两人仅靠这一次短暂的见面，互生好感。1920年初，罗家伦从上海回到北京，寄了两张风景明信片，和两张小型风景照片给张维桢。张维桢回赠了罗家伦一张个人小照片。这类似古代的才子佳人互赠扇子和手帕。

    值得注意的是，罗家伦在经历五四运动复刊后的《新潮》杂志上，发表了《妇女解放》一文，文中他写道：“婚姻是一种男女共同的生活，所以必先有双方人格上的了解。中国旧式的婚姻牵两个素不相识的男女结合，不必说了，就是现在根据‘一面爱’或者‘照片爱’的所谓的‘自由结婚’，难道有人格上的了解吗？”罗家伦的主张仿佛和他的实践开了个玩笑，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悖论，他和张维桢的爱情就是不折不扣的“一面爱”或者“照片爱”，当然，他们人格上的了解靠的是鱼雁传书，漂洋过海的锦书维系着他们的爱情。

    1920年8月，罗家伦经上海到美国留学，非常遗憾的是，罗家伦错过了和张维桢见面的机会，可能是因为罗家伦生病，“来沪七日，大烧凡四十二小时”。可想而知，在离开上海的轮船上，当汽笛鸣响的那一刻，罗家伦是怎样的愁肠百转。

邮轮去美国，在港口，刚刚病逾的罗家伦写道：“来沪未能一见，心中很难过。玉影已收到，谢谢。不及多书，将离国，此心何堪，余容途中续书。”这是罗家伦1920年寄出的信，此时，张维桢正在浙江湖州湖郡女学求学，张维桢的同学之中有毛彦文，后来嫁给了原国务总理熊希龄；余雅琴，后来嫁给了现代儿童教育家陈鹤琴。

    罗家伦到美国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求学，1920年12月13日，他写信给“薇贞吾友”：“此地的风景也好极了！秋天的景象，衬出满林的霜叶。明媚的湖光，傍着低回的曲径，更映出自然的化工。晚间霜气新来，树影在地；独行徘徊，觉得淡淡的月色常对着我笑。唉！我爱此地极了！今寄上大学院照片一张，聊供清览。”写这封信的罗家伦大概如是想：良辰美景，无奈我一人，你快到美国留学，一起分享。

    罗家伦在普林斯顿大学如鱼得水，多读书，少作为，功课常至深夜。他在给张维桢的信中写道：“此地为大学区域，风景极佳，有湖山之胜，而建筑复古峭多逸趣。……此地美如春花，静如古寺，我们会餐时每晚要穿黑大礼袍的，所以极像一种隐士生活。”正是罗家伦情谊绵绵锦书的影响，后来，张维桢也到了美国留学。

除了会跟张维桢高谈阔论民族兴亡和学问之道，罗家伦也会如所有热恋男子一样变得敏感任性乃至孩子气。虽然，两人在心中总是推心置腹，但由于无法面对面交流，误会也是在所难免。当张维桢书信变少时，罗家伦便会酸酸地在哪儿发牢骚，“你近来少写信。想是你朋友很多，忘记在远方的人了。”当收到爱人照片时，他也会变得兴奋异常，“感激欢喜的心，不必我说。”高兴的时候，罗家伦还会在信里跟张开起玩笑，故意说什么近来有外国女士赠他礼物，在信的末了再做解释让爱人万莫误会，仅仅嬉笑之词而已。

    张维桢寄给罗家伦的照片，赋予他求学的动力，“就是你的照片，使我看了生无限的愉快。”罗家伦鼓励张维桢做学问，为她买书寄回国内。

    1921年下半年，罗家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哲学和思想史。在纽约期间，罗家伦给张维桢寄情书的同时，把游览华盛顿墓的纪念花也一并寄出，至于书，或许是情侣之间传递心意的一种觉佳的方式，喜欢读某一类的书，两个人的精神交流更愉悦，两颗心靠得更近，似乎超越了距离，尽管他们的相隔有十万八千里。罗家伦寄给张维桢的书有易卜生戏剧三种，王尔德戏剧三种，就连怎样读也交代得清清楚楚。“诚恳的心思，愿随太平洋的水流到彼岸。”两个人的目光在一本书上也能相遇，这是精神上的合二为一。

    1922年张维桢考进沪江大学，1923年罗家伦到了欧洲。在此之前，由于误会，两人的通信一度中断。1925年5月罗家伦第一次寄给张维桢一副颈珠，这精心挑选的饰物可以看出罗家伦的良苦用心：“我选的一种颜色，自以为还清新，配夏天的白衣服或粉红衣服，都很好看。望你不嫌弃，作为我游览展览会的纪念，并作我想起你的纪念。”此时，两人只见过一次面，分别已经五年，这份遥远的礼物，千里之外的心意，感动了张维桢，1926年新年，她回赠了蜜枣和松子糖。

    1926年4月罗家伦打算回国，但他没有运书的费用和川资，此时，张维桢申请到美国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奖学金，即将赴美留学。张维桢给罗家伦汇去五百法郎，资助她的心上人回国。同年7月23日，罗家伦回到了上海，两人只有一个多月的团聚时间，他们有时在上海的法国公园见面，两三周后，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互相托付了终身。虽然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但对于饱尝了多年的分离相思之苦、又即将面临别离的恋人来说，一朝一暮都是那样的宝贵。

    看一看1926年8月13日罗家伦给张维桢的信，那种哪怕正常的社会交际和应酬，也是对恋人约会的侵扰。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王云五请罗家伦吃饭，罗家伦满怀愧疚地“请假”，他写道：“薇贞！倾回接王云五君请帖，约明晚七时在大东条吃饭，似不好意思不去。去则非九十时不能。想起和你在一起的快乐，又有减少，不高兴之至。明日我拟约你于七时一刻在法国公园原处一谈，我于九时左右赴张菊生处，你可自己回家办事，想无不可。盼望之至。你的——志希。”

    短暂的相聚，又把一次聚会当作分离。1926年9月，张维桢去美国留学。两人又以情书诉说相思，如罗家伦信中所言：“……信停止了，念你的意志还没有停止……”次年，张维桢取得学位回国，这对离别多年的“纸信伉俪”方才是修成正果，于1927年11月13日结婚。此时距他们初次相识，已是整整八年。而在这八年间，他们两人能够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三个月，其余都是靠书信笔谈。这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纯粹，执著，沉静，在来如流水兮逝如风的网恋时代，绝对是与童话无异。

    早在1919年的《新潮》杂志上，罗家伦就写过一篇妙文《是爱情还是痛苦？》，文中借用严复在《群已权界论》里的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的爱情观：“以伉俪而兼师友，于真理要有高识侠情，足以激发吾之志气。”这，仿佛是罗家伦爱情的预言，他与张维桢的恋情也正是验证。精神深处的契合才酝酿出了这段传奇的经历，对彼此的忠贞不二的信念支撑他们走过了八年漫漫人生路。

    罗家伦与张维桢的爱情传奇，演绎出许多美妙的爱情传说。

    传说中，才华洋溢的罗家伦就读北大时，曾苦恋北大校花，校花虽嫌罗家伦相貌，但被罗家伦文情并茂的百封情书所打动。校花后来对罗家伦开出三个条件：留洋博士、大学校长、夫妻同行必须保持相当距离，她才愿下嫁。

    罗家伦后来历游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及英国牛津大学，并在回国后出任清华大学与中央大学校长。传说中罗家伦“环绕地球一圈”，终如愿以偿，与美娇娘双宿双飞，成为校园最浪漫的传奇。

    这浪漫的传说究竟从何而来？有人认为，可能是五四文人的爱情受到憧憬，因此被刻意美化，张维桢压根没有上过北京大学，两人认识时张维桢还没进入大学。

张维桢对这段浪漫传说，也有她的解释。根据罗家伦女儿罗久芳《罗家伦与张维桢》一书内容，她小学便已听闻“北大校花版”，曾惊异地向母亲问起，张维桢则轻描淡写回答：“哪里有这些事？都是那些大学男生追求女生太辛苦，才编出来互相鼓励的！”

    2006年，国民党为纪念五四运动97周年，在台湾展出“五四名人书札”，其中，就有罗家伦当年写给张维桢的情书。罗的情书用国民党专用的红框十行信纸所写成，相当令人意外的是，罗家伦的热情澎湃，写给张维桢的情书，由刚开始的“维桢吾友”，逐渐变成“维桢”、“维桢吾爱”，到最后更成为“我生生世世最爱的维维”。这封公开展出的情书，信末还写到，“怀中的热火烧着，口中还是发生津液。想你的吻，一次、两次……至无限次。望你好好保重，永久爱你。只希望永久被你所爱的志希”。连马英九看了都直说“这已经是限制级了！”

    罗家伦给张维桢结婚时，都已年近三十，这真是民国时期比翼双飞以学业为重的楷模。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了中国，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蔡元培，让他的得意弟子罗家伦迅速北上，任清华大学校长，那一年罗家伦只有31岁。罗家伦到任时正赶上暑假招生，他便在招生启事上写上“男女兼收”。于是，清华迎来了清华史上第一批女学生。

    罗家伦长清华大学时，罗家伦看望陈寅恪先生，罗家伦送给陈寅恪一本书，是他主编的《科学与玄学》，记载了张君劢、丁文江辩论的旧事。陈寅恪翻了翻便说，志希，我送你一联如何？罗说，甚好，我即刻买上好的宣纸来。陈寅恪说，不用了，你听着：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对联中镶嵌着“家伦”，罗听罢大笑。陈寅恪说，我再送你一个额匾：儒将风流。陈寅恪解释道：你在北伐军中拜少将，此为儒将。你讨了个漂亮太太，正是风流。看来，罗家伦与张维桢的爱情传奇，在当时学者圈中广为流传，即使像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也拿这个来开罗家伦的玩笑。

    罗家伦与张维桢的爱情传奇，过了七十多年，仍然留下浪漫的回响，我们回眸一望，那一代人的爱情好像一首诗，余韵袅袅，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