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校长不但为北大学生创造了一个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同时还鼓励他们组织社团，办杂志，参加当时的许多学术和社会活动。“五四”学生运动时父亲担负起了领导的角色，与校长的接触更多，结下了亦师亦父的终生关系。父亲在北大是一个半工半读的学生，他文思丰富，下笔流畅，稿费便成为他的主要经济来源。除了为《新潮》撰文、担任编辑外，《新青年》、《晨报》、《国民杂志》、《每周评论》、《东方杂志》、《南开日报》，都是他投稿的对象。父亲在校时曾在校长设立的“国史编纂处”担任助理，毕业前又通过校长的介绍，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取得联系，商定翻译两本英文名著。这些经验对父亲日后的事业方向，都成为重要的因素。

        1920年5月，就在父亲即将从北大毕业的前一个月，上海纺织业巨子穆藕初先生为了感佩蔡元培治理北大的成绩，慨然捐出五万银元奖学基金，请蔡校长选派学生，前往美国留学。两三年后，再分赴欧洲各国研究。蔡校长与胡适、陶孟和、蒋梦麟三位教授考核商议后，选定了第一批五名应届毕业生，父亲便是其中之一。他得此优厚的资助，于同年九月启程经上海出国，先后进入他向往的美国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大学，而后计划再去欧洲。这个难得的机会，使他对现代的欧美思潮和文明，获得了直接的了解。父亲不忘恩情，1937年与多位受惠者集议共筹国币一万元，作为“穆藕初先生奖学基金”，帮助国内清寒学生，以纪念当年穆先生“提倡学术奖掖后进”的创举。抗日战争中，这项助学金曾延续数年。据说物理学家杨振宁曾是受惠者之一。

        父亲在美国第三年，得知穆先生的企业已面临破产，奖学金不能继续。同学中有人决定返国就业，他却带着省下的奖学金，加上为国内及北美华文报刊写稿和一本译书的稿费，决定省吃俭用，不改初衷前往欧洲游学。当时德币马克贬值，留学费用较低。1923至1925年父亲在柏林大学攻读哲学期间，蔡元培校长和许多北大同窗也在德国各地研究。不少人又都处于经济来源断绝的困境，所以同学间互相借贷也就成了常事。1925年春父亲打算赴英，继续收集流落在海外的近代中国史料，准备回国后致力于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他已完成了《科学与玄学》书稿和翻译J·B·Bury的《思想自由史》，正寄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此时青黄不接，只好请求在汉堡的蔡校长设法解决他计划中断的危机。

        张元济资助“女婿”留学

        蔡元培和他的老友张元济是晚清同科进士，一并选入翰林院。张先生后来任职于刑部和总理衙门时，眼见国运衰落，清廷腐败，与一批京中志同道合的友好研讨国是，策划改革，并决心学习英文，创建“通艺学堂”以推广新学。戊戌维新期间，他曾积极参预体制改革、推广新式教育等活动。不久发生政变，他被“革职永不叙用”，于是决定走向实际行动，南下开展他的教育文化事业。1901年他任职并投资上海商务印书馆，数十年来不断地赞助翻译、编纂和出版各种性能的新式教科书、参考书、工具书；同时又大量整理、出版近人文集，及校订影印善本古籍和丛书。

        1919年4月，父亲在《新潮》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今日中国之杂志界”长文，针对商务出版的几种杂志，作了强烈的批评，指责它们的内容贫乏，观点落伍，违反了时代潮流与读者的要求。张元济在此以前已经察觉这些杂志销路趋减，承认“时势变迁，吾辈脑筋陈腐，亦应归于淘汰”。这个青年学子的挑战，似乎加强了他改革的决心。次年父亲出国前，因已与商务有所约定，临行专程拜见担任监理的张先生，足见长者对他毫无芥蒂，且十分赏识，有意约他回国后来商务担任编辑。

        1925年春蔡校长在德国为父亲向国内寻求经济援助，首先得到的是张元济先生的慨然允诺。这时张先生正在为女儿择婿，回信中同时拜托老友在海外留学生中代为物色，并表示愿资助未婚女婿的留学旅费。为此蔡校长向父亲直接探询，但并未说明答应借款的是张先生，也没有说是为张家的小姐“说媒”。父亲得知经济问题有所解决，立刻报告校长他归国前的研究计划，并且声言“不愿无故累人而受人之惠”，当以两本译书作为抵押。又说“此款虽系借款，但希望无政治或任何他种关系”。关于婚姻的事，父亲在北大时便深信婚姻自主的原则，并主张双方应该先建立友谊和相当的爱情后，再考虑婚嫁。当时他虽与身在国内的母亲张维桢通了五年信，但毕竟相隔了半个地球，各自又都在忙着学业，没法认真地谈到终身大事，心中不免苦闷。所以他给蔡校长的回信上并未拒绝前辈的好意，仅坦白地说，“无论与何人订婚，皆愿于订婚前有半年以上之友谊……最好于友谊发生时不必定有婚姻观念当先，以免反而拘束。”蔡先生意味到这件事的困难，便将原信中有关部分剪下转给张先生说，“罗君已有复函，其家世似无问题，惟所称‘愿意于订婚前有半年以上之友谊’云云，于尊府方面是否相宜，尚希斟酌”。此后借贷的事依旧进行，“说媒”的事却未再见提及。三方面心照不宣，维持了终生的亲密关系，实为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