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期间母亲做了一个决定，把她的名字从“薇贞”改成“维桢”，表示她对传统女子贞节观念的反抗。她先用“薇贞”作她的号，后来几乎不用它了。沪江大学使用英文教学，母亲在课内和课外的阅历大增，先后在校刊《天籁》上发表了关于“教会学校立案的问题”、“选举与民治”、“联邦制与中国”等评论。四年级时，母亲的一篇英文论文SomeFamilyProblemsofModernChineseStudents（《现代中国学生的一些家庭问题》），获得了本校基督家庭俱乐部论文竞赛首奖。文中她列举新文化运动所衍生的新女性思想，包括提倡小家庭、离婚与解约的合理化、婚姻自主、反对纳妾、再婚再嫁的平等、已婚妇女就业和男女共同理家等迫切的社会问题。她的主张在当时可能是激进的，但她的语言却理性而温和。这很能代表她的个性与她毕生处世的原则和态度。

大学毕业前，她得到教授的推荐，申请到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巴波尔东方女子奖学金。这年她和父亲的通信关系已进入了成熟阶段，父亲在六月从法国赶回上海，两人相聚数周后，终于定下了婚约。九月她与大弟沅长同船赴美，开始了她梦寐以求的留学生涯。

当时密大是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学府之一，母亲在政治系攻读硕士学位，两学期便可结业。繁忙的功课外，也有机会认识美国的社会，并结识了不少中外朋友，其中不乏攻读博士，包括吴贻芳在内的女生。一学年很快地过去，母亲顺利地拿到了学位。由于教授的鼓励和奖学金的赞助，她很愿意留校继续深造。父亲当初虽很鼓励她出国深造，但此时已经不胜等待的煎熬，一个月间接连写了九封信要求她放弃攻读博士学位。母亲结束了暑期课程以后，于1927年9月返抵上海，11月13日由蔡元培校长福证，与父亲结成了夫妻。

婚后父母亲定居南京，母亲担任新政府国际宣传处主任，主管向外国通讯社及外人在国内办的英文报刊提供咨询。这项工作对她很顺手，可是不到一年，便因为父亲就任清华大学校长而离职。在北京的两年和武昌的半年（1928—1931），母亲虽没有任职，却用功阅读英、美两国出版的新书，完成了十余篇书评，发表在《现代评论》、《图书评论》、《东方杂志》、《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等杂志上。另外着手翻译的《世界文明简史》，则因故没有完成。

1931年父母亲一同回到南京后，母亲曾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政治系兼任教课一年。结婚以来，她曾三次流产；1933—1934、1936—1937年怀孕期间，必须长期卧床，才得以保住胎儿，体力自然不免受损。1934年母亲生我产后不久，却离家与三位妇女代表乘船赴美国檀香山，参加为期两周的第三届泛太平洋妇女会议。会中她宣读了一篇三千字的论文，题目是“1927年来中国的经济重建”。她用数据介绍了中国在铁路、公路、民航、电信、水利、农业、社会福利、农村建设等方面的努力与成就。特别提出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带来的伤害，以及中国自强不息的决心。记得母亲曾告诉我说，一位与会的日本代表小泉女士，当面流泪表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深切痛恶，会后还有一段时间与母亲保持联系。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妹妹久华才生了不到四个月。八月母亲便投入了首都成立的“全国妇女抗战后援会”的捐款工作，在各大都市获得了热烈的响应，不久募到一百多万元的现金，及无数的衣物、医药等实用品和金银珠宝，其中包括了父母亲的结婚戒指和零星金质首饰。日军逼近南京时，父亲留下主持中央大学西迁的事务，母亲带着一家数人先往汉口。十月她参加“汉口妇女抗敌后援会”的工作，除了捐款，还有劳军、缝军衣和救济孤儿与流亡儿童。1938年三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由宋美龄担任理事长，母亲是理事之一；政府撤退到重庆后，她担任的是歌乐山保育院的工作。后方的六十多所保育院，抚育、教养了数万名战争孤儿和难童，让他们走出浩劫，得到教育和就业的机会而成为有用的人才。记得一次很多保育院的儿童害了夜盲症，母亲急忙去请教她的好友营养专家陈女士。回来她让厨房管事人购买价钱比较低廉的猪肠，同黄豆一起煮了给孩子们吃，几天以后便见生效，所以我们家有时也吃猪肠烧黄豆。还有一个姓徐的保育院男童，对母亲发生了深厚的感情，大小事总要当面或写信和她商量，特别是他立志从军而年龄不够标准的问题。母亲力劝他先安心读书，过了几年他终于正式获准入伍，上火线前还特地来向她辞行。

1938年母亲撰写的一篇《爱护民族生命的萌芽》（见本书188页）和英文稿《战争中的妇女》，都是为了唤起国内和国外对中国全民抗战的同情与支持。1941年母亲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加入的是外交委员会。当时滇缅公路是中国的重要生命线，而日本向东南亚诸国宣扬所谓“东亚共荣圈”，来阻挡中国对侵略的抵抗。为此国民参政会组织了亲善访缅团，由蒋梦麟带领，母亲是八位团员之一。在英属缅甸的首都仰光和其他城市作九天访问时，母亲代表中国妇女对当地团体作过三次英语演说。最正式的一次讲题是“中国民主体制下的女权”，介绍了中国妇女地位的演变，以及近年来她们的努力和成就。临行前她又在无线电台向缅甸人民广播，特别强调抗日战争中，中国妇女的牺牲也是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奴化女性的阴谋。母亲从缅甸回家时，给我和妹妹带了两个皮球。这是当时难得的玩具，令我们兴奋了很久。

明天请看：抗日胜利后我们全家回到南京，母亲除了修整残破的家园外，仍然继续参政会和女青年处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