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汪德耀风光无限——“五四”运动中，他和赵世炎是当时仅有的两名中学生代表，参加了北京学生联合会与军警当局的谈判；他和罗曼·罗兰、潘玉良、丁玲、徐悲鸿、李约瑟都有过交往。

　　然而，汪德耀一生，也不乏崎岖与坎坷。他一直忍受着一些人的误解甚至是权威的怠慢，所幸的是，他不同寻常的乐观性格使他能够笑看人生的一些痛苦。此外，虽然他记忆力很好，但是，他通常会很快忘记那些曾经有愧于他的人，他总能心情愉快地生活着。

　　这个小个子男人，可能有时会迫于形势而耍一些小聪明来敷衍，但是，他绝不是懦弱的人，即使活到了九十多岁，汪德耀还是没有学会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他通常总是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对于学生，汪德耀最为独特的一点是：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宠爱学生了，特别是当他们遇到“拦路虎”的时候，汪德耀恨不得自己化身为骑士，操起刀枪冲在最前头。

　　实际上，关于汪德耀，还有很多值得一提的地方：1925年他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时，是中国第一位细胞学博士；作为厦大校长时，他所追求的是民主办学的方式……

　　生平

　　汪德耀，1903年2月8日出生于江苏灌云，1921年赴法国留学，1925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31年获法国国授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并回国，1944年在萨本栋赴美国讲学后任厦大代校长，1945年9月到1950年任厦大校长，2000年10月12日病逝。

　　回忆故人，有的会令人潸然泪下，但是，汪德耀属于那种能让伤感的人破涕为笑的人。

　　聘王亚南郭大力到厦大教书

　　从汪德耀拿着聘书到永安延聘《资本论》的译者王亚南和郭大力到厦大教书，就可以看出汪德耀作为校长的办学思想。此外，他还聘用了林励儒、洪深等当年被“教育部”解聘的“民主教授”。著名高教专家、厦大教授潘懋元说，汪德耀曾经告诉他，他最崇拜北大校长蔡元培，他希望能移植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民主办学思想。

　　当时在厦大，各种学说、理论皆可以讲授，相互探讨，汪德耀说，“真理逾辩逾明”，他又引用一位法国哲学家的名言“从论辩中放出光辉”，称这两个原则就是“蔡元培精神”。

　　想法子阻止将厦大搬到台湾

　　年近九十岁的汪德耀遗孀王文铮近日透露，老汪曾带着她到台湾去为厦大“选址”。

　　大约在1949年时，汪德耀接到国民党的密电，要他把厦大“可靠”的师生、贵重的仪器图书搬到台湾，做好把厦大迁移到台湾去的准备，密电接连来了两封。汪德耀说，看来，不装装样子是应付不过去的。他决定到台湾走一趟，为厦大“选址”，走之前，他就告诉妻子，我们回来就告诉他们没找着地方。

　　王文铮说，他们的台湾之行根本就是到处玩。在台湾玩了十天，回来后，汪德耀电告当时的“教育部”：没有找到合适的地。

　　救学生军统曾向他发出恐吓

　　萨本栋担任厦大校长时，不允许外人进校抓学生，但是，汪德耀无法阻止，这也使他饱受一些人的指责。潘懋元说，有时，要在一定历史背景下看待一个人。

　　厦大1949届毕业生、现在在美国的张德先说，汪德耀想出的妙计是，他把当时政府要拘捕的学生，作为客人请到家中，对于被捕学生，他则亲自前往保释。

　　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到的资料，则佐证了汪德耀的清白。洪卜仁无意中发现档案上有当时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三次给汪德耀下的“亲启密令”，命令他解聘厦大法学院院长、经济系主任王亚南，开除一些进步学生。

　　档案还包括汪德耀发给朱家骅的密信，密信说，王院长为唯物论经济学者，他在讲述“西洋经济思想史”时，必须提及马克思一派学说，如同必须介绍“澳大利亚学派经济学”“古典学派、历史学派经济学”一样。至于当时“教育部”所开列的黑名单上的人，汪德耀也一并辩解，为其开脱。

　　王文铮回忆，临解放时，汪德耀几次找到军统的毛森，要求他释放被捕的厦大学生，大家都替他捏了一把汗，因为对于杀人不眨眼的毛森来说，去一趟就够呛，他居然一连去了好几次。果不其然，最后一次，毛森颇有深意地问他：你知道海军学校校长是怎么死的吧？

　　王文铮说，那位校长就是被毛森枪毙的，毛森言下之意是向汪德耀发出恐吓。

　　乐观干活厕所“所长”受到表扬

　　汪德耀1950年重返厦大投入生物系的学科建设。不过，在“文革”期间，他也受到冲击。

　　当时，汪德耀每天都要打扫男生宿舍的厕所，自称“所长”，他还要把尿水挑去浇菜地。汪德耀的女儿汪敏说，父亲认为这是锻炼身体的好机会，于是很乐观地干。他用硫酸中和了长年累积的黄泵碱，把尿池刷得白白的。在挑大粪去菜地的路上，他高唱京剧“红灯记”给自己鼓劲，为此受到表扬。

　　据说，当时“造反派”最怕和汪德耀辩论，因为他非常热爱毛泽东，能以毛选第几集，第几页，第几段，第几行，十分准确地引经据典对付他们。人家给他贴大字报，汪德耀也写大字报，为自己辩护，还把它贴到学生食堂去，这个“牛鬼蛇神”的这一举动，把“造反派”看得目瞪口呆。

　　王文铮说，被拉去批斗、戴高帽后回宿舍，汪德耀就洗掉墨水，摘掉高帽，拿过报纸就看，似乎一切都没发生过。后来报纸不让看了，他就看讲义、教材，从不怀疑自己还要回到讲台上。

　　在心目中学生第一儿女第二

　　汪敏说，她和弟弟从小就知道：在父亲心中，学生第一，他们只能排在第二位。

　　有一回，汪德耀托汪敏的美国导师给在费城的汪敏带去了一只“两个手提把都拉断了的死沉死沉”的箱子，汪德耀神秘地说，这是“金子”。汪敏打开箱子，发现里面是父亲准备推荐给美国几个实验室的学生的论文材料，还有他要委托汪敏寄回厦大的教科书等，翻到最后才有一小瓶父亲给她带的“美加净”。美国导师目瞪口呆，他说：“中国教授了不起，他是学生们的父亲，原来‘金子’是为他们带的。”

　　现在在美国一家制药公司任高级研究员的郑立谋说，到法国留学时，他每转一个地方，汪德耀都要备好书信为他介绍他的朋友旧识，以便他在需要时得到他们的帮助。他还要国外的亲戚照顾刚到那里留学的学生，甚至借钱给他们。王文铮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有很多事，原本不关他的事，他却认为自己有责任。

　　2000年，汪德耀走得很匆忙，竟没有留下对自己后事的安排。他去世后，王文铮自作主张把他的骨灰撒在厦大海边，她说，他那么爱厦大，这样，他就可以天天看着厦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