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10月16日，我们的父亲扎喜旺徐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就像是一根烛，燃尽了他的生命；就像是一颗星，消失了他的光亮。他静静地走了，带走的只是两袖清风；他静静地走了，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思念我们父亲的又何止是我们这些儿女！多年的战友在思念着他，他们曾共同战斗，并肩工作，堪称患难与共；草原上的人民在思念着他，他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工作期间，当地群众中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扎喜旺徐工作起来像猛虎一样，关心群众像慈母一样”；西藏的人民在思念着他，在和平解放西藏的时候，父亲大力开展救济、医疗、贸易工作，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当地群众异口同声地说：“共产党给我们派来了最好的‘曼巴’（藏语，医生），治了我们的病，救了我们的命，这样的大恩大德比天高，比海深，我们世世代代忘不了”；青海的人民在思念着他，父亲把青海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把后半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建设社会主义新青海的壮丽事业。为此，不管经历什么样的挫折和磨难，遭受什么样的打击和迫害，他总是勇往直前。

　　父亲一生担任过许多职务，这么多的头衔挂在谁的名下都会是一种荣耀的光环，但父亲却把它们当作是一种责任，一种职守，一种党和人民的嘱托，一副副沉甸甸的担子。他几十年如一日，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含辛茹苦，辛勤工作。他始终都将自己看作是普通群众中的一员，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个勤劳的民族工作者，一位藏族人民的儿子，仅此而已。

　　作为扎喜旺徐的儿女，我们对父亲的感情也是由爱交织着敬佩之情的。或许他不是一个尽职的父亲，他总是忙于工作，忙于事业，很少有时间关心我们。但是，他从未忽视对我们兄弟姐妹的教育，他用亲身经历，作为最好的教材，讲给我们听，要求我们像他那样去做人、做事。现在想来，父亲绝少提他的成就、他的贡献，他对我们讲起的，都是他认为意义深远的事情。这些事情，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在父亲的一生中，有两三个尤为值得纪念的“第一”：1935年1月，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直接参与创建了党在藏族地区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甘孜博巴政府”，并担任“甘孜博巴政府”骑兵连连长。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他第一次当上“革命的官儿”，负责保卫新生的藏族红色政权。1938年在延安民族学院学习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藏族中第一批共产主义战士。正是这两个“第一”，决定了他信仰共产主义的一生，决定了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的一生，决定了他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一生。他自己也曾多次满怀深情地教育我们：“我是一个奴隶出身的穷孩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扎喜旺徐的今天。”

　　还有一个“第一”跟长征有关。刘伯承同志曾满怀深情地说：“我们是在革命最危险、最艰难的时候，到达藏区的。藏族同胞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过重要贡献……”我们的父亲就是在革命的这个时期参加红军的。刚刚加入红军不久，长征开始了。走，还是留？这是对生存的考验，也是对信仰的考验。父亲想来想去，还是跟着红军闹革命好。父亲是红二方面军中惟一一个藏族战士！

　　在父亲人生的暮年，每每回首往事，他便告诉我们：“现在我已年过八旬，我要把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传给你们。这是我们党的无价之宝，是最可贵的精神财富。”

　　父亲经常教育我们：长征精神来源于红军战士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憧憬和执着追求，对革命事业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和乐观精神，压倒一切而不被敌人所屈服、战胜一切困难而不被困难所吓倒的英雄气概和钢铁意志。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长征路上，他负过伤，生过重病，后来更是不慎掉队。不大懂汉语的他只有一个信念：“部队是北上的，我要向北走。”为了寻找部队，他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几次被敌人抓去险些丧命，但是他却凭着对党、对红军的坚定信念，依靠自己的机智顽强，终于回到了部队。

　　但是，仅仅凭着长征精神能吃苦是不够的，“作为一名革命战士，要有远大的理想，要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决心，首先要学习好文化知识，提高政治觉悟。”这是贺龙元帅当年语重心长地对我们的父亲所讲的一番话。正是由于这番话，父亲豁然开朗，深受教育。他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这个革命的大熔炉、这所学习政治文化的大学校！经过几年的学习，父亲摆脱了“双文盲”（汉文藏文都不认识），提高了文化水平和政治理论水平，为以后开展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每每重温贺老总的谆谆教导，父亲总是特别激动。他还经常用贺龙元帅对他的教导，来教育我们兄弟姐妹，勉励我们努力学习。

　　1951年12月31日，这是父亲永难忘怀的一天。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出席中央民族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的同志。其间，毛主席拉着他的手，亲切地说：“你是我们党培养的第一批藏族干部。你们这批同志在延安时，学习很刻苦，进步很大。当时美国作家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有你们几个藏族红军战士的合影。这本书出版后，在全世界引起轰动。现在看来，我们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你们这批少数民族干部在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说到这里，毛主席加重语气，说：“在新中国成立后，你们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所以，父亲特别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竭力将延安精神传承给他们。在组建、领导青海民族学院期间，他在选拔、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为青海省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

　　在父亲的一生中，另有关键的两三件事体现了他的高贵品质。他反复将这些事情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虽然有的时候坚持原则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原则决不能丢！

　　第一件事要回到1956年初，那是一个多事之秋。在我们的故乡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与凉山彝族自治州开始进行民主改革。由于在指导思想上急躁冒进，在改革过程中，出了一些乱子。父亲襟怀坦白，为了各族人民的利益，敢于讲真话、讲实话，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敢于向各级领导直至党中央、国务院，反映地方上的真实情况，反映人民的疾苦。为此，他遭到了一些人的打击和迫害。但父亲在所不惜。正因为这样，在1957年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总理当着各民族代表的面，鼓励他说：“扎喜旺徐同志是一个向我们党说实话的好同志。”

　　1958年至1960年，青海藏区进行民主改革时，父亲不顾个人得失，挺身而出，反对在极“左”思潮和“大跃进”的影响下“一步登天”的做法。他说：“不能用棍子把群众赶上天堂。”父亲敢于负责、敢于讲话、直言不讳的性格，给彭德怀、陈毅、贺龙、乌兰夫等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称赞他能够“讲实话、讲真话”，“光明正大”。

　　在文革期间，父亲受到迫害，被打成“走资派”、“地方民族主义”，受到严厉批判，先后被下放到吉林和湖北劳动。父亲为了坚持真理，为了人民的利益，屡遭挫折，但他始终胸怀坦荡，无私无畏，无怨无悔，始终相信党，坚持党的原则，保持了一个老红军、老共产党员的高贵品德和情操。

　　艾青曾写过一首诗，特别适合家父的心境：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谨以此诗献给我们远在天堂的父亲，以表达我们儿女永远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