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扎喜旺徐同志
1935年，由于外有几十万国民党强大军力的围攻，内因“左倾” 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不得不做战略性退却，进行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 长征。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克服左倾路线制定了正确的路线 ，从此，中国革命开始转危为安。中国革命是在“第三共产国际”的纲领及其影响下进行的。根据“共产国际”的有关规定，各国共产党都必须实行民族自决权的原则。中国革命在民族问题上也基本上遵循这一政策，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其颁布的宪法大纲第十四条宣言中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决权，直到各民族脱离中国建立自己的独立自由国家。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属住在中国境内者他们加入中国苏维埃联邦，或者脱离苏维埃联邦，或者建立自己的区域，均由各民族照自己的意志去决定……”(见《中国现代史资料》第286—289页)
红军长征途中，在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毛主席在长征途中的著名诗歌之一，诗中提到的金沙江和大渡河说明红军进入了藏区。写到了红军渡过泸定桥，桥东一般指汉区，桥西为藏区，不远之处是著名的东藏地区的达孜朵（今康定）。1936年红军长征路过藏区时，各路大军中，贺龙部队经德荣、巴塘、白玉、德格地区也先后抵达甘孜。为了避免与国民党各地驻军直接交战，便经常从崎岖的山路、小路绕道而行，到巴塘时，也未进城，从“东龙山”经过。1950年，在刚获解放的重庆，我见到西南局的几位领导时，贺龙将军谈起当年经过巴塘时说：“从地图上看，你们的巴塘像个大县城，不料从东边的山头往下望时，两河之间的巴塘县城和喇嘛寺却像个小米粒那么大。”据说，胡耀邦同志当时是贺龙部队里的“红小鬼”，负责在民间搜集粮食，因群众逃离躲藏，常留下一点现金或借条，写上待革命胜利后还账。
红军抵达康北重镇甘孜，在此期间，根据党的有关决议，在朱总司令的倡导下，建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博巴政府”，即“藏人政府”，惊动了国民党当局，这是他们万料不到的事件 。根据史料所载，“博巴（藏人）依得瓦（中国政府）”革命党党纲共有十条：
一、打倒汉官、军阀和英、日帝国主义，没收其金厂、矿山、土地、财产，给与博巴依得瓦 ；
二、番人（藏人）独立，建立博巴依得瓦独立政府，博巴坐自己的江山；
三、建立博巴独立军，保卫博巴独立；
四、土地分给博巴依得瓦，分给谁种的就归谁所有，可以自由买卖，出租典当，奖励用大地修水道；
五、废除等级制度，博巴依得瓦人人平等自由，特别要保护妇女和青年；
六、信教自由，还俗自由，喇嘛庙的土地财产不没收；
七、解放奴隶，废除奴隶差役，取消苛捐杂税；
八、发展牲畜，保护牛场牧地，改善牧民生活；
九、减轻粮税，奖励商业，保护工人；
十、联合红军和赞助博巴独立的一切团体和个人。
（这是一份简要而朴实的极其珍贵的史料，见《国民日报》十三卷四十一期）
经与各方面酝酿协商，甘孜寺第五世格桑登增·格达活佛任“博巴政府”主席，另有其他上层著名人士担任政府各部领导。康北“德格地方王”的要员之一夏格刀登负责外交，康南的巨商邦达多吉被委任负责财政，恭布泽仁（海正涛）以及扎喜旺徐等负责军务。
由于“博巴政府”是红军路过康北甘孜一带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虽经历短暂，但在中国民族关系、在藏族问题上，对当地群众尤其是之后对藏族知识青年，在思想政治上撒下了极其宝贵的民族革命种子。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问题，便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观。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而具体真理又都是以一定的时间、地点及其条件为转移或决定，离开了这一前提，任何是非曲直便无从谈起，也不可能正确地加以评论。“博巴政府”及其纲领就是如此。它既体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遵循了共产国际所规定的民族自决权原则，并结合中国民族问题和当地藏族的具体情况 ，成立了以格达活佛为首、康北、康南开明的上层人士为主体的“博巴政府”。金沙江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和西藏噶厦政府之间的临时边界线。红军只经过金沙江以东的一些东藏地区， 而当时的金沙江以西，是拉萨的西藏噶厦政府统治的地区。这里的“博巴政府”虽具有广泛的含义，但它首先指的是被国民党军阀统治下的东部藏区而言。其次，有必要对当时党章规定的有关民族自决权作些说明。有些不懂、不理解这一原则的人，往往要么避而不谈，要么任意曲解，或者画蛇添足，对历史真相制造了模糊和混乱，包括“博巴政府”在内。
伟大的思想家列宁曾经深刻地阐述过：“谁要是不承认民族自决权，那他不但不是社会主义者，甚至连民主主义者也不是。”并说：“民族自决权对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者来说，是其最高纲领，而对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来说，则是起码的不在话下的最低纲领。”故根据民族自决权原则而建立的“博巴政府”，是当时当地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今天，任何对它的疑虑、非议和曲解是没有根据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再说，民族自决权的实质是彻底反对民族压迫而不是无条件地片面地主张民族分离。正像反对封建的包办婚姻而主张有婚姻自主权时，并不是片面地要人人离婚。因此，民族自决权是指在民族压迫时期有权自主、分离、独立和在民族平等时期主张民族联合、团结、统一而言，概言之，民族自决权是分离权与联合权二者的统一所构成。正像婚姻关系中有离婚权和结婚权二者统一的婚姻自主权一样。可见 ，把民族自决权简单地等同于分离权，便索性不提或是不敢提，乃是当今所谓理论家们的重大政治理论上的误区。换言之，若怕民族分离，关键在于必须名副其实地实行在政治、经济 、文化上的民族平等原则(例如，不能违宪、违法地以汉语文代替民族语文等等)，正如怕妻子离婚彻底克服大丈夫主义一样，在此谈论历史上短暂的“博巴政府”时，作出如上简要说明显然是非常必要的。今天，以民族平等为建国基石的新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主张民族联合 ，强调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无疑是正确的。但不能因此说明和证明在过去民族压迫的历史条件下，主张民族自主、自由、分离和独立是错误的。遗憾的是，当今一些所谓的民族问题的理论家和有关负责人在评论这个问题时，往往离开了问题的不同前提，不顾起码的逻辑， 把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主张混为一谈或片面地加以强调。在这种是非混淆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下，当今的一些所谓的史学家，站在反动派的立场上，却把血腥镇压边疆各族人民的各边务大臣(如血腥千里、遗臭万年的赵尔丰屠夫等等)和反动军阀，歌之颂之为维护祖国统一， 捍卫国家利益者。与此同时，竟然把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自由和解放而斗争的革命者， 贬之斥之破坏祖国统一，损害国家利益者。这种极其错误的论调和做法是令人惊讶的，有关方面应引起警觉和关注。历史是不会忘记的，也不应该忘记。在谈论红军长征和“博巴政府 ”时，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在东藏的甘孜、阿坝地区，分别参加红军北上抗日的，有一批有为的青少年。他们当中的扎喜旺徐、桑吉悦西(天宝)、萨拉、孟泰、罗德干、郭锐、杨东生 、王寿才、胡宗林等，他们是我们雪域藏人中首批参加革命事业的康巴小伙子，我们以此为荣。由于当时当地社会条件所限，他们几乎都没有上过学，文化低，跟随红军后，在革命队伍中一边做革命工作，一边补习文化。经过多方补课，逐渐成为有觉悟、有思想、有才干的民族干部。
1939年，我和根曲扎西(甘南拉卜楞)、昂旺格桑(康南巴塘)、喜饶(青海西宁)、马甲顿珠( 拉萨)等，在重庆蒙藏学校，首次建立了“藏族共产主义革命小组”及其有20多位同学参加的外围组织“各地藏民青年旅渝同学会”(见贡唐仓·丹贝旺旭著《活佛的世界》一书第72 页)。我们曾以党小组的名义，给革命领袖斯大林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写了致敬信。之后，在重庆期间，秘密与苏共、中共、后来在西藏也与印共取得了联系。继之参加的党组成员还有扎堆(康北德格人，跟随红四方面军，后留在藏区未能北上)、刀登(康南巴塘)、曾曲扎(巴塘)、恭布泽仁(滇西德钦)等，之后还有一批参加党和盟的青年，他们基本上都是知识青年 ，是从书本上学习马列主义后，自觉自愿地建立了党组织及其外围的革命组织，在藏区从事于民族民主的革命活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胜利后，根据国内外局势的重大转 变，我们结束了在藏区近十年独当一面的革命活动。1949年8月，我等经与中共滇西地委协商，决定将“藏共组织”改组外围组织“东藏民主青年同盟”。从此，数以百计的藏族知识青年的党员和盟员杨岭多吉、扎西泽仁、洛桑茨村、江村罗布等，先后分期分批参军参政， 成为解放西藏、建设西藏以及西康建政工作的民族干部的骨干力量。解放初期，我们才听说 还有一批比我们更早参加革命的上述跟随红军北上抗日的天宝、扎喜等藏族同志，我们知道 后，对他们十分尊敬和爱戴。他们当中，我第一个见到的是天宝同志。那是1950年元月初， 巴塘地下党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到苏联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签订中苏友好条约，我奉朱总司令电令由尚待解放的巴塘，抵达刚被人民解放军第十六军康定军分区司令樊执中、政委苗逢澍指挥下获得解放十多天的东藏重镇康定时，正逢进军西藏的十八军先遣部队52师也抵康定，次日拟继续西行，前往甘孜和德格一带驻防。当晚，52师师长吴忠等来看望我，后来才知道同来的还有天宝同志。吴忠问了我很多西藏的情况和问题，我便未能与天宝等同志多交谈。我到重庆后，见到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王维 舟等领导同志后，经西南局决定，便担任主管西南川、康、滇、黔及西藏五省区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西藏工委会委员。邓小平代表西南局指示，经研究决定，天宝和我对调， 让我随十八军进藏，天宝留在康定主持康区(地专级自治区)的建政工作。此后，我和天宝、 萨拉等同志有机会多次接触。天宝和萨拉虽自小离开家乡已十多年，但他俩交谈时仍用流利 、地道的古藏语的家乡话，一般藏人几乎听不懂。1950年昌都解放后，我兼任中共昌都分工委副书记(十八军副政委、中共西藏工委委员王其梅兼任昌都分工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其梅为主任委员，阿沛、帕巴拉等也同是副主任委员)。1941年，我奉西南局指示，负责陪同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噶厦政府和谈代表团 到北京。中央民委交际处的工作人员彭哲作翻译工作，他后因口音问题，只担任代表团的生活翻译。彭哲曾在喜饶嘉措大师处学过藏文，他向我介绍了扎喜旺徐在青海的一些情况。彭哲说：“青海省委统战部让扎喜做在青海的原担任过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著名学者格西·喜饶嘉措大师的工作。一天，他到大师家后，便高声问：‘喜饶嘉措在哪里？’里面的大师闻后便问：‘是谁？’我们说是扎喜，这时他推门而进。大师怒气腾腾地指着扎喜说：‘确扎喜!扎麻喜!(扎喜是吉祥的意思!你这个扎喜不吉祥!)’这段对话当时流传了一阵 。在内地久呆的扎喜同志，虽然开始说了一句按我们藏人规矩稍欠恭敬的话，但大师和他相交后，逐渐成了莫逆之交。”从彭哲的谈话里，我才首次知道扎喜旺徐同志和他的一些情况。后来，我又得知扎喜旺徐被派到果洛工作。他曾带领果洛的上层人士到内地参观。解放前，整个安多地区都是马步芳(回族)军阀的残酷统治之下，青海藏区各地藏族上层首领，先后都被马家的军队一一征服，惟独果洛地区，无论马步芳怎样征讨，始终打不进去，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果洛是个名副其实的“独立王国”。1949年9月初，马步芳父子(马继援)终于逃离西宁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青海。不久，以扎喜旺徐为首的工作团到果洛地区， 果洛获得和平解放。当时流传着一句有名的笑话，果洛的一位主要上层首领严肃地问扎喜旺徐：“到底是你们共产党的中国大？还是我们果洛大？”扎喜后来担任了果洛的第一任州长，卓有成效地展开了当地的各项工作，打开了整个地区长期的封闭局面。1954年，达赖、班禅两位大师到首都北京，具有历史意义地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亲切会见了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朱总司令、陈云及小平同志等中央领导。后来到全国各地参观，达赖喇嘛方面，中央指定由全国人大民委主任刘格平和我及西藏的徐淡庐等陪同； 班禅大师方面，由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春及西藏梁先贤等陪同。两位大师一起先后到整个藏区东部两大黄教的中心，即甘南的拉卜楞和青海西宁的塔尔寺，安多藏区各地成千上万的藏族群众纷纷前来朝拜，摸顶祝福，盛况空前。争先恐后前来朝拜的群众拥挤不堪，有时甚至有多人被压伤踩死的现象。两位大师在青海期间的接待工作由扎喜旺徐等同志负责，任务重，工作量大。由于两位大师都出生在青海，而西宁塔尔寺又是整个藏族社会最具世俗权威的教 派即格鲁巴(黄教)祖师宗喀巴大师的故乡。因此，两位大师有机会回到故土做佛事活动，在各方面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情感。在此期间，我便多次与扎喜旺徐同志相见和交谈。彼此 之间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在青海的干部中；他是惟一外地来的藏族领导干部，而且参加过红军，到延安学习过，这样的藏族干部凤毛麟角，且他又是个敢说敢做敢于批评和提意见的人，所以在当地干群中知名度高，很有威信。尽管他不识藏文，汉文程度也较低，但因其雷厉风行的作风，尤其是资历摆在那里，大家又爱他又怕他。
1956年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中央派出以中央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 长陈毅元帅为首的庞大的代表团参加，包括中央和各地来的中央民族歌舞团、武汉京剧团， 重庆杂技团及其他随行人员约800人，成员中有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代表及各省、市、区的 代表人士，其中也有康巴、安多的著名人士，如扎喜、天宝等。我是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仅有的藏族党员委员，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由国家民委党组书记汪锋推荐、担任陈毅元帅 此行的特别顾问。代表团从北京出发，到西宁后休整了几天，然后坐汽车，沿青藏公路，经格尔木、黑河，到拉萨。陈毅元帅在途中写的一首诗里有这样两句：“明日拉萨会亲友，汉 藏一家叙别情。”扎喜、天宝和我等同行，我们早晚相见，一起参加了各项庆祝活动。扎喜虽然和达赖喇嘛及其噶厦官员有所接触，但彼此没有多交谈过。和班禅大帅及其堪布会议厅的官员就有所不同，他们是老熟人、老朋友。扎喜到日喀则或在拉萨，常与班禅大师等畅谈 。
藏族自古以来流传着这样一句带有共同民族文化及传统的共同心理素质的说法，即藏族是由 “上阿里三纲、中卫藏(前后藏)四若、下多(安多)康(西康)六岗”的三大地区所构成。
深谋远虑的陈毅元帅到西藏，对各方面的基本情况都有所了解后，显然从长远的战略高度有所思考。他在一次党内的高干座谈会上讲话时说： 应该向中央建议，将拉萨作为首府，以西藏自治区为主，并把被分割在邻省的川、康、滇、甘、青的所有东部藏区，建立一个统一的藏族自治区，这既照顾了藏人的普遍心愿，对藏族发展有利，又对汉、藏的亲密团结、国家的统一和巩固都有极大好处。陈毅元帅边说还边指着的中国大地图……这是令人难忘的极其重要的一席谈话。当时在场的除中央来的和西藏的汉族领导同志外，藏族的有天宝、扎喜、杨东生和我。陈毅元帅的这一高瞻远瞩的重大设想，不仅对在场的汉族干部有很大启发和教益，我们这些藏族干部听了更加兴奋，深受鼓舞。从北京到拉萨，我经常与陈毅元帅在一起，不时回答他有关西藏的各种提问。扎喜、天宝和我交谈时，都感到陈毅元帅的性格像我们康巴人，坦率、耿直，他的政治理论水平很高，真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元帅。令人难忘的是，当代表团到西宁时，正逢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传达后， 对党内外干部思想政治上一时造成了震惊和混乱。陈毅同志为此在其报告中作了极其重要的讲话，他说：“老师也会犯错误。但斯大林的功大于过。仅以反法西斯的二次世界大战而言 ， 在斯大林的统率下，作为世界大战主力部队的苏军，朱可夫元帅的部队炮轰柏林后，德国元首希特勒在地下室饮弹自尽。世界大战便接近尾……”陈毅元帅的精辟分析令听众无不心悦诚服。有人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951年，中央与西藏和谈时，按周总理和李维汉部长的指示，我临时担任整个和谈过程中的政治翻译。中央和西藏在许多方面有很大分歧甚至有过激烈的争执。但是，最后终于取得了共识，签订了著名的“十七条协议”。当时，毛主席说过一句言简意赅的话：“今天， 在新中国，我们是一家人，家里的事商量着办就能办好。”这句话不只是当年，而且对以后我国的民族工作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根据陈毅元帅的上述有关统一藏族自治区的讲话精神 ，中央有关部门成立了以天宝同志牵头的西藏及青、甘、川、滇五省区协调工作组，并由四川省委统战部的张成武同志担任秘书长。但后来，由于国家整个政治气候的“左倾”并且愈来愈严重，这件五省区协调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1957年，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经中央同意，由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领导主持，在青岛召开了民族工作座谈会，还未去青岛之前，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动员会议，出席的有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参会的所有少数民族代表和委员。由国家民委党组书记、副主任汪锋作了报告，号召大家在会议上要畅所欲言，对民族关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大胆提出各种 批评或建议，一再宣称并庄严保证，对提意见的人决不抓辨子、坐冷板凳、打棍子、入档案，总之，保证“决不秋后算账”。
在青岛会议上，根据民委领导的号召，许多代表和委员，便纷纷在各自的小组会上发言，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和建议，在反映出来的各种问题中突出的问题是：在民族自治地方普遍存在的“少数民族当家、汉人作主” 的局面。其次，对少数民族干部的不信任，即使任用也不重用。在这方面举了很多很多实例。比较大的问时题是新疆的同志提出，要求中央实行某种苏式的体制，即建立自治共和国。在大会上，许多代表和委员发了言，但藏族的天宝、 杨东生和我都没有发言，阿沛和格桑旺堆等代表人士也没有讲话，惟独扎喜旺徐用他一贯响亮的、带着口音的汉话作了简短发言，引起众人的注意。记得他只谈了一些民族工作中值得 注意和需要改进的问题。周总理在会上作了总结式的报告，对民族工作和民族关系方面的问 题作了激动人心的重要讲话，也对一些具体问题作了必要的解释。对于新疆同志的意见，未作任何批评，只是从正面谈了我国不宜实行苏式体制的理由。周总理说：中国的民族结构和民族情况与苏联有所不同，是“大分散，小聚居”等等。对于这个问题，实际情况是，过去旧中国的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在实行“分而治之，以夷汉化” 为目的的大汉族主义反动政策的策引下，把本来是地理上相连的大聚居的各少数民族，如藏族、彝族、苗族、土家族等，分割在各邻省、区。解放后，由于沿袭了旧的行政区划体制，一些民族问题专家，便对中国的民族情况做出了所谓的“大分散，小聚居”的以讹传讹的错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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