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重庆去见了戴笠，知道蒋介石已决定派唐生明去南京参加汪逆政府工作，专门负责搜集重要情报。戴笠决定派我去担任唐的助手，任务有两个：一是主持在沦陷区的暗杀工作；二是要设法保护唐及其家属的安全。当天晚上，戴笠邀唐去吃晚饭，也要我去作陪，我才知道唐把徐来和张素贞暂时安排去湖南老家，等他工作决定后再去接她们。戴笠边吃饭边告诉唐：他考虑再三，认为还是派我去协助他工作比较合适。唐也很高兴，说希望我能再和他合作。戴笠要我先去江西上饶第三战区，在军统掌握的编练处正调训的便衣混城队队员中，挑选100到200名下级军官，施以破坏、暗杀等行动术的训练后，即由我率领分批混入上海、南京等地，配合唐在沦陷区工作。
　　唐生明在蒋介石亲自接见当面指示他去南京、上海的工作任务后，很高兴。因为这一特殊任务当时真是只有他能顺利完成，因为他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曾经都是关系不错的朋友，而且对他个人来说，生活上的享受远比后方要舒适得多。朋友们都知道，他最爱吃喝玩乐。若说是受不了重庆的苦而去上海、南京是会有人相信的，他自己也很愿意。但他的大哥唐生智却很反感。唐生智认为：自己是坚决抗日的将领，如果自己的弟弟去投敌，别人不知道他是奉派接受了特殊任务，还以为自己会同意弟弟去当汉奸。这置他自己于何地?所以他极力反对，两兄弟为此几乎吵了起来。唐生明说，他一向是尊重大哥意见的，这次却没有听从他的劝告，而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为了劝说唐生智不要阻拦唐生明去南京，戴笠便亲自拜访他，结果并不理想。戴只好请蒋介石给唐生智去了一个电话，唐生智才不得不勉强同意了。临行前唐生明去辞行，并恳求他写一封信给汪精卫，因过去唐与汪常有往来，私情还不错。唐生智一听要他写信给汪，更气愤异常，指着唐生明说：“你不顾一切，只图自己享乐，还想把我也搭进去。别人如果拿我写给汪的信攻击我，我如何自圆其说?你要去你就去吧!你见到汪精卫也不准提到我，我决不会再和他往来。”唐生明离开重庆飞桂林与徐来、张素贞一道前往香港时，只有我和军统局的人事主任李肖白去机场送他。我后来没有跟他去沦陷区，是因为南京方面已知道我要去的消息，所以，戴笠改派了他人。当时，唐生智生气没有去送行。戴笠则怕目标太大不便去，所以他走时显得很冷落。但在机场还是遇到几个熟人，他只说是去桂林准备回湖南，所以谁也没有料到他会去南京。
　　为了假戏真做，还得由唐生智出面登报声明与唐生明脱离兄弟关系。当戴笠派李肖白去见他，说明等唐生明到了南京以后，便请他出面去报上刊登一则启事，说他与唐生明脱离兄弟关系。唐生智余怒未消地对李肖白说：“一切都是由你们安排的，用不着找我，你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李肖白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后，戴笠连忙亲自赶去看他，说明这是为了抗日，为了党国等。据说唐生智还讽刺了戴笠几句，说：“为了抗日要派兵去抗，派人去投敌当汉奸怎么抗呢?”戴笠回来后虽然很气，但还得利用他一下才能达到假戏真做的目的。
　　唐生明偕徐来、张素贞从桂林经香港到达南京后，立即被汪精卫委派为伪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并在电台上大肆宣传唐生明已由重庆到达南京的消息。军统代替唐生智与唐生明所办的脱离兄弟关系的“启事”，也在重庆《中央日报》上以显著地位刊登出来；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也把这一启事连续播出多次，目的当然是让南京方面听到：唐生明的哥哥在骂他不肖，与他脱离了兄弟关系。当时一些不知内幕的人也在骂唐生明只图个人享受，不惜叛国投敌去当汉奸。
　　国民党也明令发表“通缉令”。这一“通缉令”也连续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当时南京方面也大肆宣扬，汪精卫亲自接见等。两边都闹了一阵。唐按照戴笠面授机宜：“开始不要多活动，生活上越腐化越好”来行动。这一点，迎合了唐的要求。而敌人开始也没有发觉他与重庆的关系，不到一年，戴笠就让他逐渐进行活动了。他在这几年中的情况，我曾替他写过一篇《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发表在全国政协《文吏资料选辑》第40辑上，这里就不重述。
　　抗战刚一胜利，蒋介石就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发表了取消对唐生明的“通缉令”。原因很简单，因为奉命主持在沦陷地区指挥拘捕汉奸的军统头子戴笠一到上海，便住在唐的家中，如果不早早取消对唐的“通缉令”，一个负责拘捕汉奸的军统头子，公然住在被通缉过的汉奸家中，怎么向沦陷区人民作交代?国民党办事虽拖拉，但这次在刚胜利可说百端待举中却能提前发布这个命令，主要是这个原因。
　　我于抗战胜利后去上海，第一个便是去看唐生明。他非常高兴，全家热情欢迎我。唐把我领着从前面到后面，从楼上楼下都看了一遍，说明他这几年的生活是很舒适的。不过他也受过不少惊吓，差一点被日本人杀掉；后来还是日本人从诱和蒋介石问题上考虑，虽发觉他与重庆有很深的关系，不但不杀害他，还派便衣保护他，以便有朝一日，可派他到重庆作为与蒋介石和谈的代表团成员。所以有些军统的潜伏特务被日本宪兵队捕获时，他还可以去作为担保人保释出来。而徐来却说几次把她吓得差点昏过去。有次她以为日本宪兵队是来抓他们，因为军统大特务毛森被捕，唐托人去讲情，日本方面认为唐与毛森关系很深，想从唐口中了解到毛森关系，派一个宪兵小队长气势汹汹来找唐。幸好有人通知了周佛海，周打电话给日本宪兵队，才没有发生意外。因为当时日本特务机关各有一套，有的认为唐可利用，有的则希望通过唐，做一些对搜捕军统潜伏特务有帮助的事。所以徐来说，她是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而唐生明却糊里糊涂只晓得享福。我却认为这正是唐的高明地方，问题虽很严重，但表面上则装成满不在乎，才能从容应付复杂异常的环境。张素贞则说：“这是唐生明的长处，真正是‘大智若愚’。”唐却随便我们怎么说，总是照例一支接一支抽他的烟，轻轻一笑，从不作辩解。
　　我因听到不少人说唐在沦陷区几年中，保释和保护过不少军统特务，所以我便当面说他做了很多好事，许多人都感激他。而一向直率的他却出我意外地说，他为日本人和汉奸做的坏事比做的好事要多得多，否则日本人和汪精卫也不会相信他的。所以他很坦白地说，骂他恨他的人比说他好话的人要多几十倍。不过当时我不好意思追问他究竟给日本人和汉奸们做过哪些坏事。
　　美蒋特务合流的中美合作所于抗战胜利后宣布结束之前，便向国民党提出：美海军部门愿意协助国民党重建海军。因为二次大战期间，美国海军从中美所方面得到不少日本海军情报。最主要的一次情报是日本在雷伊泰湾集结所有剩余军舰准备与美方决一死战，在这一最紧急时刻适逢已被唐生明收买的周佛海赴日访问，得知了这一消息。他回上海后即经唐密报军统，戴笠则转告美方后，经美海军密查证实，立即出动大批飞机、军舰，趁日军不备，突然发起猛攻，一举歼灭日本海军剩余的全部主力部队，取得了美日海战的绝对优势。所以美海军为了酬报军统，决定将一批超龄军舰无偿赠送给国民党，条件是：希望仍与戴笠合作，无疑是想支持戴笠搞海军。所以蒋介石便指示戴笠拟出海军总司令部的编制、人事等送他去考虑。戴笠召集军统一些主要人员商谈海军总司令部人事的时候，他首先提出3个人：参谋长唐生明，秘书长潘其武，副官长沈醉。毛人凤一听就说：潘任秘书长很适宜，因他原为中美所主任秘书，与美方有多年关系；沈任副官长也恰当，因沈搞了几年总务，对这方面有经验；唐任参谋长是否应再考虑?戴笠一听马上把手举起，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掰着说：“我知道你们对唐先生任参谋长有意见，但我认为他任参谋长：第一，他不爱管闲事，由他担任此职，决不会和我们有矛盾，只要派一两个副参谋长去帮他主持，完全可以听我们的；第二，由他担任此职，蒋介石不会再去挑选别人，其他的人也不会来和他争这一职位；第三，他的人缘好，遇到棘手的事情请他出面周旋便可迎刃而解；第四，对外活动把他推出去，省掉许多麻烦……”他越说越起劲，似乎非唐莫属。所以大家也都认为这一安排很恰当。不过后来由于戴笠乘飞机摔死，国民党海军总司令一职才落到桂永清头上。
　　抗战胜利后，戴笠在上海抢了几处花园洋房，但他却从不去住，总是住在唐生明家中。所以他摔死以后，许多人都认为戴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等地所接收的敌伪产业中一部分珍贵文物、珠宝等物存放在唐家。郑介民和毛人凤都当面要我去唐家清点，因我主管清理军统在沦陷区接收的财产工作。我不得不去与唐商谈，但无任何证据。唐得知我的来意之后，便带我去戴笠在他家中住过的客房内进行清点，除几只装衣服的皮箱外，没有别的珍贵文物。我把这一情况向军统汇报时，在军统局务会议上还有人坚持戴有东西存在唐家，因戴笠在各地挑选精美物品时，从不给收条，高兴便拿走了。我后来在北平接收物品的清单上，看到戴笠在一只九龙杯和一把青锋剑下面用钢笔写了一个“笠”字，表示这两件名贵异常的古物，是他取走了。恰好他摔死时，在飞机附近居民拾到这两件宝物。我以此为例，说明戴笠没有东西存在唐家，一场纠纷才算平息。
　　戴笠死后，对唐生明的工作安排遇到一些麻烦，虽然对他的通缉令取消了，人们也知道他是奉命投敌的，有些人对他毕竟给敌人做过不少事多少有些不同意见。所以蒋介石与郑介民、毛人凤研究之后，才决定发表他为保密局(军统后身)中将设计委员。唐对此很不高兴。因他不是军统成员，让他担任这一工作，这对他是一种冷遇；因胜利后，从敌人手中接收下来那么多地方，需要那么多的人去工作，而把他安排这样一个闲职，的确出他意外。所以他这个设计委员，只到保密局去过两三次，连设计委员会办公室他都没有去过，只在毛人凤的办公室坐一下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