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文（１９０４—１９８２）中，古生物学家、史前考古学家、旧石器学家。我国旧石器考古学和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的奠基人，中国古人类学创始人之一。对中国第四纪生物地层的划分和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追求进步，勇于实践，接近群众，生活俭朴；他扶掖后进，言传身教，培养了一批史前考古人才；他治学刻苦勤奋，富于独创精神。

　　裴文中，字明华，出生于小学教师的家庭，过着清贫的生活。其父裴廷楹，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思想，曾参加拥护辛亥革命的滦州起义，毕生从事教育改革，提倡平民教育，大力开展扫盲，享誉乡里，立碑以颂其德。在父亲身边长大的裴文中，对父亲的爱国民主思想，耳濡目染，铭刻在心，从青少年时代起，立志救国，自觉地投身到社会变革中去。在他父亲的鼓励下，曾在开平（今唐山市开平区）的庙会上，做反对袁世凯卖国“二十一条”的演说。

　　１９１６年裴文中从开平高等小学毕业，考入直隶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河北省立滦县师范学校，下简称滦师）。１９１９年，全国掀起“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滦师师生积极响应，裴文中是运动领导人之一，带领师生开展街头宣传，组织声援北京学生运动，曾被校方开除（共１０人），裴文中等一方面通电省教育厅；另一方面与校方展开面对面说理斗争，迫使校方收回成命，把运动推向新高潮。

　　１９２１年，他在滦师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甲部）。在“五四”时期，科学和民主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他。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他写了一些杂文、政论和小说。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小说《戎马声中》，其主旨是反对军阀混战，深得鲁迅的好评，认为是“乡土文学”之一种。另一方面他积极参与革命活动，他是北京学生声援“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积极参加者和声援“五卅惨案”的组织者之一。

　　１９２７年，裴文中在北京大学毕业，谋事甚难。１９２８年，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帮助下，去周口店工作，职责是管理工人和其他杂务，在事余之时，从瑞典古生物学家Ｂ．步林（ＢＯｈｌｉｎ）博士学习有关脊椎动物化石的知识。想不到这偶然的机缘，却改变了裴文中人生的航程，使他由一个立志于办报和新闻事业的人，而转变为一个著名的科学家。

中国猿人头盖骨的第一个发现者

　　１９２８年，裴文中在周口店工作时期，显露了丰厚的科研潜能。他从什么是脊椎动物化石都不知道的人，不耻下问，从发掘中学，晨昏苦读有关理论著作，在德日进（ＴｅｉｌｈａｒｄｄｅＣｈａｒｄｉｎ，Ｐ．）和步林等的帮助下，很快认识常见化石，还多次从化石中捡出中国猿人化石，英语水平和专业知识都有长足的进步，成为步林的好助手，为以后工作打下初步的基础。

　　从１９２９年起，裴文中负责周口店发掘工作，一直到１９３５年夏去法国深造，这是他在周口店研究富有成果的时期。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日下午４时许，他腰系绳索，下到下洞，亲手挖出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震惊了中外学术界。为此，中国科学社于１９３０年授予他金质奖章。与此同时，裴文中自学史前考古知识，并在德日进的启迪下，开始研究中国猿人文化，他的研究成果于１９３１年公诸于世，使周口店研究进入新时期，周口店第一地点被公认为重要的古人类文化遗址。因此，从１９３２年起，改用考古方法进行发掘。从此，他与旧石器考古学结下不解之缘，为它贡献出毕生的智慧。　 在此期间，在裴文中领导和参与下，除发掘第一地点外，还发现和发掘了周口店地区全部重要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山顶洞人遗址（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周口店第１３地点（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和第１５地点（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第４地点也是这个时期发现的。在周口店停工期间，他与杨钟健等一起，赴河南、陕西和两广地区考察，也做出了开创性的和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

　　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５年间，裴文中做了大量室内研究工作，发表了论文１０余篇。如《周口店第一地点之食肉类化石》等著作，及专著《周口店中国猿人堆积的石器工业》等。对此，翁文灏先生曾给予中肯的评价：“这五、六年中，裴先生既在山上实地采掘，又在室内专心研究，从不识猪牙、鹿牙之人，一变成为古生物专家，世界学者莫不闻之大名，这需要何等份量的努力用功，方能达此境地”。

中国第一位独立研究旧石器的学者

　　２０年代以前，我国无人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零星发现的记述，基本上是外国人做的。周口店的科学价值到１９２１年才被初步认识。在裴文中主持发掘工作以前，文化遗物和遗迹的研究一直被忽视。从１９２９年起，他在发掘中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当年采到不少“有色的”鹿角和碎骨，当时已考虑到它们可能是用火证据。１９３０年，在发掘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下洞时，至少找到７块石制品（现存４件）。１９３１年春，发掘鸽子堂，从堆积中发现大量的石英片和其他岩石制品，于是周口店第一地点有无石器成了中心议题。

　　由于石英片上的人工打击痕迹比较难认，致使部分人怀疑其人工性质。为说服持怀疑态度的同事，裴文中做了打击石英片的多次试验，将人工打击者与自然破碎石英块进行对比，指出两者不同，进而证明，地层中采到的标本确属人工制品，从而使研究工作前进了一大步。中国猿人会不会制造石器是件大事，为慎重起见，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邀请当时史前学权威、法国步日耶教授访华。当年步日耶来华，考察了周口店发现的标本，充分肯定了裴文中的研究成果，对他的实验考古研究倍加赞赏，并要求允许收他为徒。于是在１９３１年中国地质学会志第２期上发表了裴文中的研究报告——《周口店下更新统洞穴含人化石的堆积中石英制品和其他石制品的发现》。

　　这篇论文是研究中国猿人石器的第一篇论文，也是中国人独立做旧石器考古研究的第一篇论文；在研究方法上，同时进行实验考古研究。这一切标志着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同年，中国猿人懂得用火，也被采用多种科学手段所证实，从而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提前了几十万年，使周口店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它再不只是一个化石地点，而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古人类文化遗址。

　　由于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相当完整，对其原始性有较多的了解，随后找到文化遗物和遗迹，表明这样的原始人，不仅懂得制造石器，而且会用火，从而解决了与中国猿人形态相似的爪哇猿人是人还是猿的历时４０年的争论，确立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猿人阶段的存在。这些研究成果成为古人类文化研究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１９３５年夏，他赴法深造，师从步日耶学习史前考古。他刻苦勤奋，仅用一个月时间，其法文达到了步日耶要求的能独立活动的水平。仅用两年的时间，取得博士学位。

　　裴文中在法国留学期间，在步日耶的指导下，主要做了两项工作，其一是对人工石制品与各种自然、机械力作用产生的破碎石块的对比研究，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石器与非石器之区别》；另一项是观察法国史前期的碎骨，分析骨器研究中的错误因素。回国后，裴文中首先从事“怎样识别像人工制品的骨化石中的非人工因素”的研究。他观察了来自周口店和另外６个省的非人工骨化石，并部分地与动物啃咬所产生的碎骨特征进行比较研究，于１９３８年出版了《非人工之骨化石》专著。这两项研究是旧石器考古学的基础工程，时间之早，是史前学界绝无仅有的，至今仍不失其参考价值，一直得到旧石器考古学界的很高评价。

　　除以上研究外，裴文中在周口店对中国猿人石器进行了初步综合研究（与德日进合作），早在３０年代初，就看到了其文化特性：没有手斧、砾石石器和似细石器共存等；同时也注意到它的发展性，分为甲、乙、丙三带。甲带石制品粗大，丙带细小而精致。周口店第１３（与德日进合作）、１５地点和山顶洞的文化遗物的研究，建立起周口店地区文化发展序列。这一系列的研究，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奠定了基础，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也使他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多次主持大型的旧石器考古调查和发掘，新材料的不断出土，更加丰富了具有特色的中国旧石器文化，也使他不断地产生新认识，首先是对河套文化的修正。“河套文化”一词，是１９４０年前后在燕京大学讲史前考古学时由他自己提出的。其内涵包括出自宁夏灵武县水洞沟和内蒙古乌审旗萨拉乌苏地点的石器，时代为旧石器时代中期。他于１９５４年，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一文中指出，水洞沟和萨拉乌苏的石器有明显的不同，统称河套文化已很不恰当，其时代很可能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为证实这一观点，于１９６３年组织领导了河套地区的考察和水洞沟遗址的再发掘。其结果与其论断完全相符。

　　新的发现，更加充实了他对中国旧石器文化多样性的观点。

　　他于１９５４年指出，我国境内存在旧石器文化的多样性。通过对丁村文化的研究，１９５９年认识更加完整：在我国旧石器文化上，我们知道了在同一时代、在不同地区有不同性质的文化；１９６５年裴文中通过对观音洞试掘所得的石器的研究，对文化多样性又有了进一步认识，他指出：“这样的石器很难与欧洲已知的旧石器文化相比较，……与已知的中国猿人文化也很少有相同之处。”

　　裴文中研究史前考古，不限于旧石器时代文化，而是涉足整个史前考古。自本世纪２０年代起，始有国人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裴文中就是首批人员之一。１９３３年他与杨钟健一起考察了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的仰韶文化遗址，从地层中采到大量的文化遗物，并加以整理研究。在其研究论文中不仅记述了陶片、磨制石器和骨器，而且还对打击石器进行较详细记录。为仰韶文化研究增加了新资料，有助于对其内涵更全面的了解。

　　１９３４年冬，裴文中考察广西洞穴堆积，在广西武鸣和桂林四个洞穴内发现一批颇有特色的文化遗物。这批遗物经他研究，将其时代暂定为中石器时代。这是岭南地区具有区域特色的史前文化遗物的最早的记录，也是把中石器时代一词首次引入中国的考古文献中。

　　从抗战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把相当的力量投入到新石器时代考古。抗战时期，曾两次去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扎诺尔地区考察细石器，此后，还比较深入地研究了我国的细石器，于１９４７年发表《中国细石器概说》一文，对细石器的定义、起源以及在我国境内的演变提出了系统的看法，成为早期研究我国细石器有代表性的著作，起到启迪后人的作用。

　　１９４７—１９４８年，裴文中冒着生命危险，在甘肃和青海进行新石器时代考古调查，先后在野外工作了１０个月，发现１００多个地点，采集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首次发现石灰面居住遗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研究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上述新的发现，突破了Ｊ．安特生（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的六期体系，修正了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如中国文化西来说等，从而把渭河上游的史前考古提到新水平。

　　裴文中把当时国内发现的上至仰韶期，下至周汉的这两类陶器做了详细的分类，分析了其形态的演变及与时代的关系，发表了继吴金鼎《中国史前陶器》之后的重要陶器研究论文——《中国古代陶鬲和陶鼎之研究》。探索人类起源与演化，寻找化石证据是裴文中科研的主要组成部分。继发现第一个中国猿人头盖骨后，在他领导下，发现了数以百件计的中国猿人化石，至今仍保存在国内的半个中国猿人头盖骨化石，是在他领导与参加下于１９６６年发现的。此外，在他领导与多人参加下，发现了丁村人和麒麟山人化石；找到人类近亲——巨猿化石确切地点利可靠层位，以及３具下颌骨和数以百计的牙齿化石，为人类演化、人猿亲属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很有意义的科学资料。

中国第四纪地层划分与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研究的先驱之一

　　裴文中在周口店工作时期，在地层古生物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研究了周口店第一地点的食肉类化石，第１３（合作）、第１５、第５、第３、第４地点和山顶洞的化石；他与杨钟健等一起研究过两广地区洞穴中发现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他还记述过江苏丹阳和河北唐山贾家山发现的化石。这些研究为更新世从早到晚建立起具有断代意义的生物地层学剖面。他的这方面论著至今仍是第四纪研究者、尤其是这个时代古生物研究者的必读参考书。５０年代他曾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写成《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学》一书，因故未能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裴文中在进行生物地层研究的同时，拓宽其研究领域，更多地从事理论探索，如哺乳动物地理区划和体型变化的研究。

　　在生物地层学方面，首先是通过对丁村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的研究，他指出：它不相当于周口店期，而“接近或相当于河套的萨拉乌苏河时期”，从而为华北建立起一个晚更新世早期生物地层学标准剖面，并改变了“红色土层”部分时间含义，即由原来的在时间上只代表中更新世，而被部分地延至晚更新世。对广西柳城巨猿洞哺乳动物化石的研究，建立起华南第一个洞穴堆积的早更新世生物地层学标准剖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裴文中在我国南方做了大量的调查，发现了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并作了综合研究，修正了１９３４年由德日进等提出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只属中更新世的看法，而把它扩大到整个更新世，早期以巨猿洞动物群为代表，中、晚期以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颇难划分，他提出以人化石作为划分时代的重要依据。这样不仅可区分中、晚更新世，而且可以把晚更新世分得更细，如广东的马坝人和湖北的长阳人属晚更新世的早期，而广西的柳江人属晚更新世的后期，从而扩充了华南洞穴中“黄色堆积”的含义，为更细地划分华南洞穴堆积的时代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

　　裴文中探讨过人类的生活环境和哺乳动物体型变化规律等。１９５８年，他在一篇论文中，首次把中国境内第四纪哺乳动物的地理分布划分成华北区、华南区、东北区和淮河区，并指出：“淮河区的动物群，具有华南和华北区的过渡性质。”当时能支持淮河区说的化石证据极少，但近３０多年来，在淮河区工作的研究结果，越来越多的化石证据支持这种看法。

重视育人，重视科普活动和国际学术交流

　　裴文中长期重视人才的培养。从３０年代末起，在燕京大学等大学执教，讲授史前考古，培养出成恩元和安志敏等著名考古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适应国家需要大量考古人才，文化部、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共同组办全国考古人员训练班，他出任班主任，亲自讲课，辅导田野实习，始终贯彻边干边学的思想，使学员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考古人员训练班办了４期，培训３００多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我国考古战线的骨干力量。１９５２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他兼任教授，参与教研室工作，亲授欧洲旧石器考古多年，培养出一批考古专业干部。

　　裴文中重视科普工作，积极从事科普活动。在他从事科研工作之始，即抓紧可能机会，向群众作人类发展史和祖国悠久历史的讲解，并不断地写出数十篇烩炙人口的科普文章。早在１９３０年，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的笔触在《科学》杂志上，把中国猿人发现及相关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人，成为用中文报道周口店研究成果最早的学者之一。此后不久，在天津大公报上，把他一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中国猿人文化发现与研究向国人作了简要的介绍。

　　１９３４年他出版了第一本科普著作：《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Ｌ书中深入浅出地述说了周口店早期研究历史和主要成果，并对当地山川地势、物产名胜以至阶级关系均有所涉猎，可称得上是当时周口店的简明百科全书。至今读来，见情见景，仍有身临其境之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的科普活动更为活跃，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石器时代》（三版）（原名《中国石器时代的文化》），曾２次修订、增订，３次再版，６次印刷，影响面极广，在宣传祖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进行爱国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方面的教育，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裴文中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曾多次出席国际会议，对增进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友谊做出了贡献。１９３７年曾与李春显一起，代表中国地质学会参加第１７届国际地质学大会。１９５４年４月，与尹达一起赴苏联参加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在莫斯科举行的以考古学和民族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并作了报告。１９５７年去苏联参加国际第四纪地质大会；１９６５年曾再次赴法考察，作题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先驱者—步日耶教授及其后的进步》的报告；１９８０年９月，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赴日本讲学，他的《从古文化及古生物上看中日的古交通》的报告，引起国内外、尤其是日本学术界的强烈反映。此外，他曾代表中国科学院出席了世界和平大会。

　　从新中国建立到裴文中逝世前的３３年里，他集中精力，从事史前考古多方位的研究，同时坚定不移地为发展我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第四纪生物地层学和第四纪地质学而争分夺秒，也为培养干部和国际学术交流而不懈地努力，在任何艰难环境下也未动摇过。因此，赢得人们的尊敬，享誉国内外。他生前曾是第２－５届全国政协委员，华北人民政府高教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和中国古生物学会名誉理事等。

　　裴文中无私奉献的一生，有许多事迹和经验值得记取。为对这位科学家永恒的怀念，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周口店北京猿人展览馆内建有铜像；１９８９年，为纪念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６０周年，有关学术单位集资为他建造铜像，陈放于北京自然博物馆内。他在史前考古学和第四纪生物地层学方面卓著的贡献，赢得国内外学术界的尊敬，曾获得多个国际学术机构的荣誉称号：１９５７年被授予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１９７９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史前学和原史学协会推选他为名誉常务理事；１９８２年被选为国际第四纪联合会名誉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