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文中与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考古
发布时间：2010-09-17 16: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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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高星和裴申主编：《不朽的人格与业绩---纪念裴文中先生诞辰100周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1-117页) 一代宗师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巨匠裴文中，海隅硕彦，世之所仰。裴文中是中国最早涉足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的学者（裴文中，1950a,b; 1951a,b）。裴文中生前非常关心和重视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考古，不仅有理论阐述，而且多次亲临泥河湾盆地实地考察，并且在他生命最后弥留之际还组织指导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考古调查。他生前最后触摸的标本就是泥河湾盆地发现的旧石器,可以说他是带着泥河湾旧石器的思索离开我们的。委实，裴文中对后来的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1920年法国传教士桑志华（Emile Licent）神甫在甘肃庆阳县城附近的黄土中从两个地点发现2件灰色石英岩人工碎片(Licent et al., 1925)，从而拉开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序幕。后来，法国神甫德日进（P. Teilhard de Chardin）曾经渴望在中国找到与三趾马共存的古人类证据（Teilhard de Chardin et al., 1930），他在泥河湾盆地下沙沟采集到1件具有初步手斧特征的石块（Breuil, 1935），但是他又以不好排除非人工因素的成因而持否定态度(Teilhard, 1935)。1931年裴文中在周口店石灰岩洞穴堆积物中发现大量石英人工制品，作为专修地质专业学科的裴文中从岩石学角度已经意识到了这是人工作用的产物，可是由于当时的原因以及石英标本本身的性质，其石制品的属性却不能为世人所共识。为此，在德日进的建议下，由翁文灏邀请法国史前学家步日耶 (Abbe Henri Breuil)来华鉴定，从而周口店的石制品才得以确认。但是，步日耶1935年访华回国后，“向法国人类学研究所汇报，中国最早的人工制品，既不是中国猿人制作的石英石器，也不是周口店第13地点的燧石工具，而是德日进从泥河湾盆地下沙沟河湖相堆积中采集到的一件多面体石块”(Pei，1937)。显而易见，裴文中对步日耶在法国不介绍周口店发现的石器反而只宣传泥河湾的下沙沟石块是不满意的。因为下沙沟石块的人工性质确实不够明显，自步日耶发表文章以来从未再有他人采信过。人们通常认为裴文中是以发现北京猿人（裴文中称中国猿人或北京人）第一个完整头盖骨而闻名于世，其实他发现北京猿人石器的科学价值比头盖骨毫不逊色。北京猿人文化“它是这个典型地点以外未见报道的一种旧石器文化”（Black, et al.,1933），“欧洲史前人类主要工具的型式特征及其分期，尚不见于中国”（Pei, 1937），“史前文化本身很难用于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对比，因为这两个地区的石器制造技术有很大的不同”（张森水，1994）。的确，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表明北京猿人文化显示了中国远古文化的基本特色。北京猿人文化发现后，裴文中曾经指出：“北京人之石器实已相当进步，决非石器之最原始者。泥河湾之碎石，上有打击之痕迹，将来或可能有大量更早的石器之发见，只要有泥河湾期的堆积，即有发见之可能”（裴文中，1983）。但是后来裴文中再没有坚持这一观点，他主张的是北京猿人“最古论”和“最古说”（张森水1994），他认为“我们最早的祖先就是在北京附近周口店发现的中国猿人”（裴文中，1961），60年代初，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一次学术讲座会上有人提问：“为什么说中国猿人是最早的人”，他诙谐地回答说：“因为是我发现的”。显然，后来由于非洲和中国的考古新发现，裴文中已经意识到了北京猿人“最古说”的问题，所以他说“我原想改正一些错误，但我个人的偏见，因多年坚持惯了，很难改正。”（裴文中，1980）。裴文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出任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处处长。1950年6月19-23日，裴文中受文化部文物局派遣前往泥河湾盆地大同李家湾查看人民来信报告的动物化石和石器。第一天乘火车到张家口，与当时的察哈尔省文教厅取得联系，第二天与雁北文教科接洽，第三天搭乘水利公司材料车到李家湾观察产化石地点地层，并查看发现的化石和石器。经过鉴定，石器是自然石块，不见人工打制痕迹。发现的动物化石有象、马和犀牛等的牙齿和骨骼带回北京移交自然博物保存（裴文中，1950a,b）。同年7月21日-8月31日，文化部文物局根据察哈尔省人民政府报告山阴县桑干河南干渠开凿工程发现文物，便组织雁北文物勘察团前往雁北调查，勘察团由16人组成，分考古和古建两个组，裴文中任团长，刘致平和陈梦家为副团长，团员有阎文儒、宿白、傅振伦、张广泉等。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组织的规模较大的实地调查研究的工作团体，其调查报告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出版的关于这方面的科学调查报告。此次考察遍及泥河湾盆地西部的大同、阳高、山阴、应县、浑源和朔州（郑振铎，1950）。考古组在大同云岗石窟附近发现了高山细石器遗址和其他史前遗迹（裴文中，1951a,b）。高山遗址位于桑干河支流十里河第二级阶地，阶地面遭受后期风雨营力的侵蚀而显得不很平整，地面上散布着细石器和较晚期的文化遗物。高山细石器很可能是地层剥蚀暴露的产物，如果细石器出自地层，其遗址地貌和地层可以和后来发现的虎头梁遗址进行对比。继裴文中之后，在大同云岗石窟附近的青磁窑和小站已经发现了旧石器时代考古遗迹。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考古真正获得零突破的是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太原工作站王择义。王择义在1963年和1965年分别发现了峙峪和虎头梁遗址。王择义虽然年长于裴文中，但他却是裴文中的科学弟子，他从1954年就跟随裴文中在山西进行调查发掘，从高师获真经得门道，在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因此，有理由说王择义在泥河湾盆地的考古发现是裴文中言传身教的结果。1972年盖培带领我进入泥河湾盆地发掘虎头梁遗址，在发掘过程中，裴文中在安志敏的陪同下来工地视察。虎头梁遗址地层里出现细石器在考古学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它被发现之前，中国细石器尚无地层出土的记录。裴文中在虎头梁对遗址没有发表评论，熟知情况的人明白，这是对虎头梁遗址给予肯定的表态。裴文中平易近人，常常深入群众，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在视察期间，他和安志敏在盖培以及县有关人员的陪同下住在阳原县三马坊乡（当时是公社）澡洗塘温泉疗养院。当时人们逗一位年轻姑娘找婆家，在场的一个老太太大声嚷道：人家要找一月赚300块的。盖培立即同裴文中开玩：裴老，只有您够格。裴老诙谐地笑了笑说：“那让她做我孙女好了”。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研究人员的工资都很低，一般只有56 圆或62圆。裴文中结束虎头梁遗址的考察后返到张家口，受到张家口专署专员的热情接待，住在最好的张家口宾馆，在小灶餐厅用餐，并指示河北地质学院安排了吴树琦和吴锦程携带水准仪和经纬仪协助测绘虎头梁遗址地层剖面。张家口领导对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给予极大支持，张家口不管隶属过去的察哈尔省还是现在的河北省，重视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传统始终没有改变。1973年夏天，裴文中在邱中郎和文本亨的陪同下再次视察虎头梁遗址。这一年虎头梁遗址新发现多处重要地点，并且发现了有意义的埋藏内涵。裴文中此次考察虎头梁遗址不仅是对考古发现的重视，而且是对从事野外发掘工作人员的鼓励和慰问。裴文中在前往泥河湾盆地的旅途中自己拿钱出来买了好多高级糖果和西瓜，与我们一起共享考古发现的欢乐。后来裴文中在盖培的协助下，科学地阐述了虎头梁和日本石器的关系，提出了史前中日文化的交流的精辟论断（裴文中，1978）。 1978年春天，裴文中在安志敏和吕遵谔的陪同下参观了许家窑人遗址和鹅毛口遗址。我打前站先到大同市与有关部门接洽，第二天天不亮我与雁北地区文化局苏士清局长和曹安吉副局长带车到火车站迎接，接到了安先生和吕先生，但不见裴老先生。而后经过电话艰苦地联系，才知道是因为司机睡过了头，耽误了送站的时间，决定行程推迟一天。第三天，我们原班人马再次上火车站迎接，裴老终于到来。在雁北地区文化局的帮助下，裴文中在强劲的冷风中参观了怀仁县鹅毛口新石器遗址，然后又到河北和山西两省交界处参观了许家窑旧石器时代遗址。从许家窑遗址返回大同途中遇到了沙暴过境，骤然狂风暴起，黄沙遮天盖日而来，吉普车不得不开灯缓行。 泥河湾，人们通常把他看作为代表“早更新世”或“下更新统”的专门术语。所以在时间概念上虎头梁和许家窑等遗址与地质学上的泥河湾之间尚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1978年，中国科学家尤玉柱、汤英俊和李毅在泥河湾盆地阳原县官亭村西北侧从下更新统中发现了小长梁遗址。发现证明更新世初期在泥河湾盆地确实存在过人类，使泥河湾盆地令人期盼了半个世纪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从此，正式揭开了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旧石器时代考古之迷，使泥河湾盆地的科学研究出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卫奇，2002）。小长梁遗址发现后，裴文中坦率明确表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关于‘泥河湾组旧石器的发现’一文写得还是很好，但前边两段，一引用了东非的发现，二又引用了卫奇、盖培等的发现，两者都是有疑问的问题，作为本文发现早期的证据，我认为似乎不恰当，作者自己也承认有问题，故可以省掉。小长梁的石器问题，在于这里的地层是否属于真正的泥河湾系，有人看到过说，这里的地层颜色较黄，是否是黄土石器的黄土与泥河湾系的地层混合堆积在一起的。所以问题是要将这个地层土质作详细地分析，看其中有没有黄土的成分，再看看所发现的古生物化石有没有黄土时期的遗物。至于新发现的石器，确有明显的第一步加工痕迹，说明它是人工打制的，还有的有第二步加工者，这又说明它们曾被古人类使用过。再者它们的体形都比较小，我们若用它们和周口店第一地点的大量石器作比较，周口店第一地点最下层的石器，有许多个个体说明是最早使用过的石器。其后，在每一地层中都有了变化，直到最上层已经成了将近晚期的式样，周口店石器进步这样快，泥河湾的石器早已开始使用，进步也应当很快，已经达到了黄土时期的式样，当中把周口店时期飞跃过去了。这也不能令人信服。再在描述石器之后，又引用了贾兰坡华北文化分为两类的假说。本来贾氏之说，矛盾很多，这又说明了作者们对于泥河湾小长梁的石器有怀疑！总之，这个发现是重要的，如果能证明它确是泥河湾期的产物，这将对于旧石器考古学和古人类学有一定的革新作用。” (尤玉柱等，1980) 显然，裴文中对小长梁的发现是肯定的，只是出于传统观念和谨慎考虑，认为地层结构需要进一步确认。1979年中国第四纪委员会第三次学术年会在泥河湾化稍营召开，裴文中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并参观了小长梁遗址和东窑子头地层剖面。当时裴文中因身体状况行走困难，李毅等雇用民工抬他到小长梁遗址，他坐在小长梁遗址观察，并从地层中扒拉出1件石制品，李毅问：“这石器是怎么来的？”裴文中很幽默地回答：“钻到地层的。”很显然，裴文中对小长梁的地层仍然存有疑惑。 1981年，裴文中组织考察队点名委派我和孟浩检查小长梁遗址地层，究竟是真正的属于下更新统的泥河湾地层，还是与黄土同时的相变地层。组队的时候，裴文中要我制订计划向所里报告，我知道他身体欠佳，所里不赞成他出野外，所以我说：“裴老，我说话不如放屁，既没响声，又没臭味”，他笑了一笑回答：“那我说，我有臭味！”他用一张小纸片写了考察泥河湾、扎赉诺尔等一大串名单作为考察“计划”交给了时任古人类研究室副主任的邱中郎。就这样，泥河湾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队成立了，所里配备了一辆北京212吉普车，由王秋原开车，我和孟浩在阳原县文化馆成胜泉和胡锡奎的协助下展开了对泥河湾盆地的科学调查。经过调查，确认小长梁遗址的地层是属于小下更新统的泥河湾地层。同时在与小长梁遗址以东相距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东谷坨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卫奇等，1985）。经中外科学家的深入调查研究，东谷坨遗址位于小长梁遗址上方10米左右的层位里，处于松山反极向期的杰拉米洛正极性亚时段底界之下1.8-5.1m米, 其年龄可能略大于107万年。东谷坨遗址分布广，文化层厚，遗物丰富，考古信息量大，是目前研究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文化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遗址。1990-1992年间，中国和美国的科学家在东谷坨遗址进行了联合发掘，中外科学家认为东谷坨遗址是研究东亚地区早期人类时空活动分布模式最有潜力的一处早期人类考古遗址（ Schick et al., 1991）。为了进一步了解东谷坨遗址文化遗物的空间分布及其埋藏情况以及泥河湾盆地早期文化的性质，2000-2001年对东谷坨遗址进行了小面积全面发掘，获得了研究东谷坨遗址的第一份发掘记录完整的资料。 正当东谷坨遗址试掘过程中，裴文中因身体原因住进了医院就没有再走出来。因此，他最后计划到泥河湾考察的愿望结果变成了终身遗憾。我在东谷坨遗址野外发掘结束回到北京，立即携带发现的典型石器标本向正在住院治疗的裴文中做了汇报，裴文中坐在病床上一件一件地摸过标本，但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很显然，这是他的又一次肯定。尽管在他去世若干年以后才有论述：“在华北，已报道了若干比中国猿人文化早得多的‘旧石器文化’，就我们所知，或因‘石器’人工性质无法肯定，或因产石器的地层需要作进一步研究，因之，关于华北早更新世旧石器的研究仍须今后努力工作，目前无法肯定”（裴文中等，1985）。泥河湾盆地是一个实在令人扑朔迷离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圣地。我虽然从1972年进入泥河湾盆地以来一直没有间断其调查研究，但越搞越问题多，越搞越难度大。特别是裴文中对小长梁石器的评语，多年来越品越有味。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旧石器确实具有“黄土时期的式样”，而且发现的石器材料表明其绝非偶然出现的考古现象。究竟是中国旧石器本身固有的性质？中国旧石器的分期有别于外界；还是中国旧石器一开始就发展到了高水平？像美国人类学家Geoffrey Pope说的“中国的古人类很聪明”；还是年代测定有问题？目前在泥河湾盆地的地层年代学确实存在令人难解的疑虑。科学的道路不是平坦的。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前景是越来越美好。裴文中是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奠基人。待到泥河湾猿人化石发现日，大师九泉含笑时。 参考文献卫奇，2002。泥河湾盆地---东亚古文化摇篮。化石，（4）：5-7。卫奇、孟浩、成胜泉，1985。泥河湾层中新发现一处旧石器地点。人类学学报，4（3）：223-232。尤玉柱、汤英俊、李毅，1980。泥河湾组旧石器的发现。中国第四纪研究，5（1）：1-13。张森水，1994。裴文中传略与浅析。文物春秋，增刊号，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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