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用
　　 在认识李黎之前，我先读到她的一篇短篇小说《谭教授的一天》，那是在1980年以前。
　　 这篇小说发表于台湾文学刊物，传到香港，一位朋友剪寄给我。我读后，一次去看茅盾先生顺便带给他看。我说这篇小说像您的作品，茅公看了点头笑笑。
　　 1980年李黎来北京，我请她在“读书杂志讲座”与读者见面，并请她以《我的创作生活》为题做了一个报告。
　　 李黎出生于1948年江苏南京，在襁褓中随家人离开大陆抱到台湾。在那里成长，受教育，在台湾度过二十二年。二十二岁去美国，以后在那里做事定居。
　　 那时，李黎他们被禁止看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李黎说：“我听到过这些名字：鲁迅、茅盾、巴金，可是那好像是非常遥远的一些名字，我总共只看到一个手抄本的《阿Q正传》，还有人家偷偷从香港买来的巴金的《家》。一到美国，就到大学中文图书馆去，看到一架子都是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我真是如饥如渴地整天整天地坐在办公室里看，一本一本地看，我觉得我接触到一个新的世界，一个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世界。”
　　 在图书馆，她借到一本很旧的《茅盾选集》（1948年上海春明书店出版。我在童年也看过这本书，那是上海一家书店的盗版书）。李黎在1981年茅盾访问记中说：“至今我也不会忘记，深夜里在宿舍的斗室中是怎样激动得不能成眠的心情。那样巨大而深沉的苦难和力量，在一本薄薄的书册中竟似排山倒海般地震撼。即使是那篇有自传性的、带一点哀愁的《列那和吉地》，也使我禁不住一次又一次地流泪。”“茅盾成了一个带领我走上一条新的心路的人。”
　　 1979年李黎在上海访问了巴金。老人跟这位年轻作家的谈话十分坦率亲切。巴老谈过去、现在与将来；谈自己的写作和翻译计划，要写五本《随想录》，一本回忆录，两本小说，还有翻译赫尔岑的回忆；谈人道主义、双百方针、谈民主与法治。这次谈话给了李黎非常深刻的印象。
　　 李黎写作十分勤奋，几乎每年都要出一本书。我收到她二十来本赠书，在书架上放了一排。199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李黎系列”：《三城之恋》《悲怀书简》《袋鼠男人》。我高兴的是，她的第一本书是在大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西江月》，是我推荐给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并且请茅盾题签，丁玲作序。她的根在中国。
　　 丁玲在序言中说李黎的作品，“使人感到是我国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文学的继续”。“李黎生长在海外，她不被那些目迷五色的表面的繁荣所欺骗，她常常透过那些表面生活看到一些要求生存的、要求进步的、要求革新的、普通正直人的挣扎与斗争。”
　　 陈映真对李黎的作品作了这样的评论：“李黎写的故事里，总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对于大陆和台湾两地的牵连，和流放异域的、心灵与生命的荒凉，却又始终透露着作者对于人的良善的不二的信心。”“在艺术上，李黎的语言有一种独特的素净之感。”
　　 李黎的写作是多方面的。她写小说，写散文，还写随笔。近几年她给内地、台湾报纸、美洲华文版报纸写专栏文章。写专栏不仅需要勤笔，还得善于捕捉题材，情趣成章，如她所说的：“好的专栏文章，不但须得具备好散文的条件——学、识、才、情，缺一不可，此外还得加个‘趣’字。专栏文章若是无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岂不令读者疲倦不堪？恐怕作者自己先就吃不消了。”
　　 作为作家，李黎有自己的信念，她说：“一个作家的热情和使命感固然是最重要的，可一个作家的诚实和良知促使他去对事物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与思考，这才是更重要的。”说得很好。
　　 我期待并且祝愿李黎写出更多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