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用在1939年到1941年曾经多次为毛泽东买书

　　然而，《读书》创刊号的一篇文章《读书无禁区》还是惹出了一场风波。范用说，《读书无禁区》作者是中宣部新闻出版局理论处处长李洪林，原来的标题是《打破读书禁区》，发稿时，范用把篇名改成了《读书无禁区》。他并非不知道这样做会有麻烦，但是他说：“我当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因为毛泽东读书就没有什么禁区。”

　　原来，范用在1939年到1941年曾经多次为毛泽东买书。1946年在上海，他接到任务，上海出的杂志，不论“左”“中”“右”，包括外文的，各买两本，积攒到一定数量，装箱由海路运往解放区，也是毛主席要看的。范用当然喜欢这样的美差，因为可以饱读过路书刊。而且他由此总结出了自己的读书观，即：“博学之，看书要广；明辨之，看了以后你要分析它，读书无禁区应该这样子。关键是在明辨之，我说最重要在这三个字上。”后来《读书》的发展和社会对它的高度认可都证明，范用最初把握的导向是正确的。“人家说范用是个光拉车不看路的人。我说我是个实干家，我不大懂政治。”范用说。认准的事情，范用会一丝不苟地完成。从创刊起，每期《读书》付印前他都要看清样。从组稿到封面设计、排印、装订，范用一抓到底。直到退休，《读书》一直稳步发展。这本至今仍然拥有大量读者的“文革”后第一本思想文艺评论刊物，成为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思想的一个前沿阵地，也是中国读书类杂志的成功范例。

　　范用16岁入党。用他的话说，他从来就是一个坚持党性原则的人。但他的特色在于，不是让个性泯灭于共性之中，而是创造性地贯彻党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导思想，让个性在共性中发扬光大。对思想、文化、精神价值的执著追求，对先进文化的弘扬，始终是他作为一个出版家最看重的东西。就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出版业的贡献来看，范用无疑是成功的。

　　书衣翩跹　

　　范用爱书，也爱书的装帧设计。三联书店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书籍，不少封面都是出自他之手。他不是一般的爱，他爱得很痴情。书在他眼里，是有生命的机体，书的内容以及封面、扉页、勒口、正文版式、插图、纸张材料等，都是生命的组成部分，丝毫将就不得。

　　凡是遇到一本好书，一本封面设计好的书，范用总是随身带着它，一见到熟人，就情不自禁地掏出来，对人说：“这是一本好书，看，封面设计得多好啊！”滔滔不绝地夸赞。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如果一本书的封面设计得很难看，不成样子，他就会生气，发怒，说话很难听。

　　提到书籍的封面设计时，范用的眼睛霎时变得光彩灼人，胸脯一挺，说：“我喜欢给书设计封面！”话音未落，他已经从书房拿出一本《叶雨书衣》：“看，这些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叶雨书衣》2007年2月由三联出版社出版，那是他为三联设计的七十余种图书封面的“自选集”，有巴金的《随想录》、夏衍的《懒寻旧梦录》、杨绛的《干校六记》、郑振铎的《西谛书话》、曹聚仁的《书林新话》、叶灵凤的《读书随笔》、傅雷的《傅译传记五种》等等，三联近20年来的人文社科类精品多囊其中。“叶雨”，乃是“业余”的谐音。设计书衣之于范用，确非主业。然而他设计的书衣纯手工制作，简洁大气，素净淡雅，透着浓浓的书卷气，为很多专业装帧者所不及。花笺、版画、手稿、白描画、框线，是他最常用的元素。有人说，范用设计的封面，可以下酒。

　　比如范用设计的书话集，封面用作者自己的字，选用一张旧的花笺做装饰，扉页用一幅作者的手稿，富有个性，形式却基本统一。在为朱光潜先生设计《诗论》封面时，他别出心裁地把朱先生手稿中《诗论》的两个字放大了几十倍作书名，作者签名也用朱先生的手书，下缀一方朱先生的名章，几乎将封面占满，显得美观、大气。为李一氓先生设计的《一氓题跋》，狭长的本子，上面落了十余方李老常用的印章，氓公自题的书名肥硕挺拔，腴而有力。书页间开阔疏朗，令人忘俗。

　　多年的经验使范用对装帧的看法变得简明而精粹。他说，一是要提倡多样化的风格，二是要量体裁衣。他认为三联的人文社科类图书，多属学术作品，比较严肃。因此，封面的色调宜冷，构图宜简，色彩宜单。这样才富有书卷气，才有韵味，才能典雅而大方。

　　范用特别强调：“美术编辑要读懂书的内容，把握书的性格，这是设计的前提，否则就会闹笑话。”范用说，曾有人设计黄裳的《银鱼集》封面，就闹过笑话。黄裳先生将蛀食书页的蠹鱼赐以“银鱼”的美称，结果弄得此“鱼”落水，出现在封面上的竟是七八条在水中悠然游动的鱼儿。

　　范用还讲过这样的故事：1984年，在香港办报的朋友告诉他，有人阻止他们刊发巴金先生写的短文，他听了以后很生气。恰好得知巴老来京，住在民族饭店，他就给巴老打电话，说：“我们想出版《随想录》的合订本，出版时一字不改。”巴老很高兴，马上答应了。过了3年，巴老写完了五卷书，就交给三联书店出版合订本了。

　　范用为这本珍贵的书设计了封面预包封，印制时，又将原用于印《毛泽东选集》的一批上好的纸张，调拨了一部分印《随想录》。书印出后，巴金先生很满意，去信称“真是第一流的纸张，第一流的装帧！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书引进‘文明’书市的。”

　　故人情多　

　　范用有“三多先生”之称，“书多，酒多，朋友多”。夏衍先生曾经说过：“范用哪里是在开书店啊，他是在交朋友。”范用自己也说：“毫不夸张，三联可以说到哪里都有朋友，所谓得道多助。”

　　范用的朋友遍天下，对待朋友，范用一片热诚。

　　1969年9月底，人民出版社近200人被“连窝端”，来到鄂南接受所谓的劳动锻炼。忽然有一天晚上，北京来了长途电话，要调范用回城工作。出人意料的是，当范用听说连里只调自己，没调其他人时，立刻做出反应：“那怎么行，还有许多有经验的行家在干校，光调回我一人有什么用？”他想得更多的是奋战在一起的各位老友。

　　范用在人民出版社工作36年，在三联书店520办公室待了30年，由中年到老年，很多好友故人都曾来过这里饮茶神侃，其中多有名家：王世襄、费孝通、萧乾、吴祖光、冯亦代、黄苗子、郁风、黄宗江……办公室离厕所很近，范用被同事们戏称为“文史馆长”。“文”者，“闻”也。范用打趣说，自己如入芝兰之室，久闻不觉其香，不过“客人陪闻，我很抱歉！”有一天，真文史馆长启功先生来了，老人家欣然登高，赠给范用一书一画，范用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有一年，艾芜要率团到朝鲜访问，从成都到北京来，七十多岁了，还爬上五楼到范用的办公室。卞之琳从干面胡同到东四邮局寄信，走累了，没有地方歇脚，也来爬五楼，走进范用的办公室说：“你忙你的，我抽支烟。”另一位老朋友戈宝权每回来，两人只谈书，不谈别的。他们谈书，谈了四五十年，从重庆谈到上海，又谈到北京。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也是范用的书友。田家英住在中南海，经常往范用的办公室跑，看到好书就拿走。有一次借走一部《艺林从录》，非常喜欢，看完不还，范用便去追索。田家英还了，却在上面盖个印：“家英曾阅”。

　　有段时间，丁聪是这间办公室的常客，每周必到办公室找范用诉苦，说“家长”（夫人沈峻）太怜爱他，不忍看他横向发展，早餐总是定量供应，他只好找范用“反饥饿”。他们有一条不成文的约定：以西单到西四这条马路为界，路西的馆子，丁聪掏钱，路东的馆子，范用付款。

　　提起老友，范用显得有些伤感。现在他仍不时与丁聪通电话，却已许久不曾见面了。夏衍、叶浅予、萧乾、柯灵、戈宝权、汪曾祺、新凤霞等渐次辞世，自然的铁律，把他的师友们浸染成梧桐枝头的黄叶，肃杀的秋风一掠，没准又卷走一枚。范用说，他最怕夜半的电话铃声，电话铃一响，多半又有老友要告别。但有一回却是虚惊一场。

　　有天半夜，日本的一个朋友刈间君忽然打来电话，陡然冒出一句：“听说苗子先生去世了。”范用好像五雷轰顶，一夜翻来覆去，不能成眠。清早时确定是讹传，这才放下了心。为此，黄苗子在给范用的传真中调侃说：“各位应写的给黄苗子的挽联悼词，一个都没有交卷，生前看不见这些‘荣哀’，死不瞑目。所以目前正在犹豫，是死是活，听候发落。”几句调侃，尽显他们名士般的风流与神交。

　　1989年，范用体检时疑患胰腺癌，自拟了几句告别词。但人有福寿，到底只是有惊无险。那几句告别词倒是要言不烦，十分豁达别致：“匆匆过客，终成归人。在人生途中，倘没有亲人和师友给予温暖，给予勉励，将会多寂寞，甚至丧失勇气。感谢你们！拥抱你们！”其对待朋友之豁达洒脱而又率真多情，一至于斯。

　　书梦依旧　

　　有人问范用，为什么选择出版业？范用说：“不是我选择了出版这一行，是读书生活出版社收留了我。也可以说，我是为了读书才选择了出版这一行的。”

　　书是串起范用人生的线索。他儿时即痴迷于读书，十五六岁进入出版业，在那个黑暗与辉煌交织的时代里，靠自学和勤奋成就一份出版事业，在出书实践中结识许多作家学者并成为良师益友，怀抱为普通大众出版价廉质优图书的梦想和追求——这就是范用的一生。

　　小学毕业的范用，却是真正坐拥书城的雅士。他有两间书房，四壁皆书，连书架隔板都被压得弯曲了。藏书之多，不亚于一个小型图书馆。

　　黄裳先生称范用的书房是“宝库”，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书籍、杂志，别人有的，他几乎都有；别人没有的，他可能也有。据说，某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因展览之需，要用斯诺的《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因图书馆的书都统一另做了封皮，没有红封面的初版本，不得不向范用“征借”。说到这儿，他又踅回书房搬出《西行漫记》及续篇，让我大开眼界。

　　范用还藏有一本《大堰河》的初版本，当初连艾青先生自己手中都没有。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老诗人见之，喜不自胜，题诗一首于扉页：“好像一个孤儿，失落在人间，经历了多少烽火硝烟，经历了多少折磨苦难，相隔了四十多年，终于重相见——身上沾满了斑斑点点，却保持了完好的容颜——可真不简单！”并写道：“题赠藏书的范用先生，以志感激。”

　　范用的借书必索是出了名的。提起自己别致的自制藏书票，范用又哒哒哒地穿堂入室，掏出一沓与我欣赏。凝神看时，上面手绘一只大书架，架上满满书却缺了几本，如同缺了牙的委屈儿童。旁边亲书“愿此书亦如倦鸟归巢”，让借书之人不忍赖账。

　　范用患有哮喘，身体欠佳，酒已不能常饮，三联书店也久不去了。问他“您现在还每天读书吗？”他点点头，说话的声音也大了几分：“读！每天都读，读了书才能睡着。”

　　言谈中，范用显得十分留恋故土。他说，1996年暮春时节他曾重回镇江，寻觅童年旧梦。那条河五十年前已经填平，当年的故乡不复旧观。几年前他还惦记着，有机会坐火车，睡一觉，天亮到镇江，赶到宴春茶楼去喝茶。如今已无法追寻那如梦的江南往事了。范用说，他依然怀念儿时那印刷机转动时悦耳的声音。

　　书、酒、友、文人、江南，这些皆是美好的。江南的旧梦，出版业的往事，无数次的聚饮风流，如许多老友和故事，从一个老人传奇般的生命崖岸冲刷而过。光阴荏苒，往事如烟，不变的还是手中的书卷，依旧晨昏忧乐相伴，这真是“书卷多情似故人”了。范用是痴情人，书衣翩跹，书梦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