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文同志生前长期担任文艺部门的组织领导工作。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发表了大量的革命歌词、诗歌、散文、剧本和小说。他创作的歌词《纺棉花》等曾在解放区广为传唱，堪称经典。他80岁高龄时创作的反映波兰革命的史诗性长篇小说《桦树皮上的情书》获波兰共和国文化部授予的“波兰文化贡献奖”奖章。

　　在《骆文文集》出版首发之际，我们特刊发作家周翼南的文章，以纪念作家骆文。

　　2007年12月20日，我收到一份邀请函——邀请我在湖北省艺术馆参加七卷本《骆文文集》的首发式。我脑海里又一次浮现出离我们而去的骆文同志的面影。

　　他是2003年因一次意外的车祸而离去的，噩耗传来，使我难过了好几天。我最后一次同他交谈是2000年5月，我在市文联展览厅举办《京剧人物和脸谱》的个人画展，他以85岁高龄从武昌欣然而至，他如过去一般硬朗，一般和蔼，他身上有一种常人没有的儒雅风度。他兴致勃勃地、认真地看了每一幅画作，还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握着我的手小声对我说：“翼南，你应该让你的这个画展进入北京中国美术馆！”

　　他的期望后来实现了。只是我没有想到，3年后他骤然离开了我们。

　　湖北武汉目前文学创作硕果累累，新人辈出。有这样的局面，有这么多成果，是与骆文同志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为湖北武汉文艺的繁荣倾注了他的心血，为湖北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我就是一例。1978年，我37岁，在一所中学教书，业余写了一篇题为《严峻时刻的音乐会》的小说，写一位钢琴家用演奏《国际歌》来抗击“四人帮”的暴虐，现在说来没什么，而在当时，“四五运动”尚未平反，而我这篇小说是以“四五运动”为背景的。这几乎使得小说没有发表的可能。更糟糕的是，当时发表作品要得到本单位领导的同意——如果“出身不好”、“表现不好”，作者单位有“否决权”。不说别的，就我与作家曾卓、白桦等人的往来关系也足使我入“另册”，因为他们是尚未平反的“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尽管如此，我还是把这篇似不可能发的小说寄给《长江文艺》。

　　但是，奇迹发生了。简单地说吧，这篇小说到了当时任湖北省文联主席的骆文同志手中，他在稿子上写了一段长长的、充分肯定的意见，主张立即发表这篇小说，并要和作者见面。

　　后来，《长江文艺》与我当时的单位作了沟通。这篇小说终于发表在1978年10月的《长江文艺》上。既有《长江文艺》“作保”，我的一些原来未能发表的小说逐一出现在全国的报刊上。从这时起，我认识了骆文同志。我永远感谢他，也感谢他的夫人、当时《长江文艺》的主编王淑耘同志。

　　就这样，我不顺利而又顺利地进入了文坛，后来成了一名作家。像我这样得到骆文同志帮助的作者有多少呢？我想，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如刘富道、李建纲、熊召政、沈虹光、方方、张映泉、陈应松……他们已经成为湖北文学创作的中坚。可以说，湖北的中年作家几乎都得到过骆文同志的帮助，他的帮助是可见的，甚至是细致入微的，熊召政说过，他的成名作《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 这首诗当时有些“犯忌”，但骆文同志决定发表，并改为这样的题目，因为这更为醒目。

　　如果每一个受到骆文同志帮助的作者都写一篇回忆录，那一定是一本厚厚的、有意义的书。在我们心中，骆文同志是一位长者。

　　骆文同志早年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是一位“老延安”，解放后任武汉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继而担任湖北省文艺界的组织领导工作。他工作繁忙，但他仍写出了大量诗歌、散文、剧本和小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离休以后，以顽强的毅力，以80岁的高龄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桦树皮上的情书》，当我收到他寄赠的这部分为上、下册的反映波兰革命的史诗性著作时，我被震撼了。

　　如今，《骆文文集》已经出版，我将置于我的书架上，在我看来，这不是普通的文集，它是骆文同志留在世上的生命之碑，它凝聚着骆文同志的精神品格，它告诉所有从事文学的人们，该如何为人，如何为文。我们要珍惜骆文同志留下的这份精神遗产，像他一样，走完我们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