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世纪来，尤其伟植根于祖国大地，教书育人，研究治虫，乐此不疲。

    他积极提倡“学习自然，不要死读书。”经常深入田间地头，仔细观察昆虫的生活习性，因此常有新的发现。如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６日下午，在广东中山大学农场散步时，偶见一合欢木上有螱巢，破开一看，发现了多年寻找未见的足丝蚁。后经进一步研究鉴定出２个新种（国内新纪录）。

    他工作起来总是全神贯注、废寝忘食，有时甚至把自身置之度外。到野外工作，他能一蹲数小时，不吃不喝，其专注如此。１９５３年夏天，他带领科研人员在海南老胶园调查，白天与年轻人一道，跋山涉水数十里采集标本。晚上回到驻地，为了让年轻人多休息，自己点上蜡烛，在帐篷里整理资料和标本，直至深夜，天亮后依旧出发。那年８月１４日，强台风猛烈袭击驻地，他叫大家先离开胶林，避进试验站唯一的砖木结构的炮楼，自己则忙着收拾资料和标本，最后撤出。待风过雨停，胶林已面目全非，胶树枝断干倒，帐篷歪斜，被褥也被淋湿，但他庆幸的是标本、资料完好无损。

    尤其伟历来认为“文理相通”，不论学工学农，都应做到文理兼优。工作之余，他对文物字画颇有研究，爱好集邮，善金石雕刻，尤精于刻砚。他刻的砚台构思奇巧，多以昆虫入画，技艺精湛，风格高雅，闻名于国内。这些方面的造诣，对他的教学和研究大有裨益。他所绘的昆虫形态和解剖图，一丝不苟，准确逼真，看过的人都赞叹不已。

    最有特色的还是他的教学，用学生的话说，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备课极为认真，务求内容丰富，融汇贯通。因此在讲授过程中能广征博引，深入浅出，简洁生动，引人入胜。上课时，他常常是仅带几支彩色粉笔，边讲边在黑板上勾画昆虫图，寥寥数笔，一只昆虫便栩栩如生地出现在黑板上。他把直观的形象与通俗的讲解、清晰的板书结合起来，效果往往比使用挂图和幻灯更好。课上，他还经常提问，布置习题和测验。课外，则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调查、采集，开展学术活动。这些方法启发和开拓了学生的思维，也是他能培养出这么多优秀学生的重要原因。他把教书与育人统一得很好，例如在南通学院任教时，有一次低年级的顽皮学生将一只麻雀用草帽盖在讲台上。待他掀开帽子，麻雀呼地飞了出来，引得哄堂大笑。大家原以为他会严厉批评，没料到他叫学生捉住麻雀，拿出解剖刀，上起了解剖课，还感谢学生提供了活体材料。

    尤其伟为人谦和热情，对师长非常尊敬，对同事和学生关怀备至。１９３１年发表《中国昆虫分类检查表》时，他写下“饮水思源一一献给张巨伯、胡经甫、张景欧老师。”在历次填写履历表时，他都将影响自己成长的这些老师列为重要的社会关系。他曾说过：“能助人，宜助人，择善而助，乃真助人也！”在课堂上、在研究时，他对学生和助手十分严格；在平时，则像一位兄长，和蔼可亲。他多次将尚未发表的手稿借给学生参阅摘抄，从不保守；对家境贫寒的学生则慷慨解囊相助，使他们不致辍学，自己宁可省吃俭用。学生们有什么事都愿找他倾诉，因此他家中经常是“高朋满坐”。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在海南兴隆蹲点，每天还要参加劳动，体力消耗大，吃不饱，又买不到香烟。家中设法寄去一些食品和香烟，他都分给了助手和技工。后来因为病倒了，家人才从其他同志那里得知这些情况。

    他为人正直，光明磊落，正义感强。１９４８年底，他获悉当局通缉的２名进步学生尚未离校，便冒着危险通知他们，事后又为他们找工作而奔波。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他的研究课题，说是资产阶级“三脱离”的一套。他虽身处逆境，但始终没有为“过关”而放弃原则。１９６８年９月１５日，他在生前最后一份“思想汇报”中，还是以昆虫学事业为重，对等翅目区系划分和分类研究作了全面回顾和肯定，体现了一位爱国的科学家实事求是和大无畏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