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07日10:31 中国作家网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从吴世昌先生的治学经历中，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三个方面的重要启迪：第一是爱国热情与治学精神的完美统一，第二是宽广视野与精深研究的和谐一致，第三是创新求变、与时俱进的优秀品格。

    胡文彬（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红学家）：我们今天一要学习吴先生认真敬业，敢于争论、批评的精神，二要学习吴先生做学问的精神，其细心、深厚的博学品质是今天的学人所缺少的。目前，对吴世昌先生对红学的贡献的评价认识上还不足，这主要是因为先生的《红楼梦探源》最初是用英文写的，而国内的红学家95%以上不懂英文，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学者对其了解肤浅；国内学者对于《红楼梦探源》在中西文化交流以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学接轨的意义这个方面的评价被忽略了。

    陆永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今天在其家乡举办吴世昌先生诞辰100周年大会，既表达了我们的深深缅怀之情，也很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陶文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吴世昌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和文史专家。他一生研究领域广阔，遍及文字学、音韵学、诗学、词学以及敦煌学、红楼梦学等多种学科，还创作了数量不菲的杂文和诗词。他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时论性杂文，还很少有人提及。其实，先生的一生，一直保持着对政治的高度关心。其时论杂文中，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占了相当重要的部分。将学术与现代化紧密联系起来，可以说是吴先生不同于其他现代化论者的一大特色。

    王学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吴世昌先生首先是一个独立的、爱国的、爱人民的、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他的独立的品格，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他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吴世昌先生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文教卫生委员会的副主任，先生担任这一工作是极其认真负责的。他在会上是非常敢说的。 1976年四五运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吴世昌先生是第一个在全国人大发出呼声要为这一事件平反的人。吴世昌先生做学问十分细致。其读书之细致，我感到非常佩服。吴世昌先生除了他的一个宏观的认识之外，还能从微观出发，独具慧眼和见识。

    高克勤（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编审）：吴先生不是一个追逐流行的学者。在他去世20周年、诞辰100周年的今天，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他学问的深广和博大。吴先生的文章，从他就读燕京大学的时候研究“诞”字的文章开始，到后来的词学、红学的文章，虽然不多，但是非常有意义。吴先生的书在他生前除了《红楼梦探源外编》以外，好像没有其他的单行本出版。他的成名作《红楼梦探源》的中译本是8年前出版的，也未经吴先生审定，未必能传达出原作的精髓。后来出版了全集，但是全集印数较少。我想能不能家属和专家学者共同努力，把吴先生的词学论丛、红学著作单独出版。做这件事情，我们出版社很愿意效力。

    王学海（浙江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思想引领学术，就顺应了一个由于社会多元化的复杂之结构，就不把学术建成一元的模式。因此，也就有了百家争鸣和各其特色的学术，而吴世昌先生，是个中的佼佼者。他指出钱钟书先生在理解“红绽雨肥梅”诗句中对“梅”字的误读，初看只是个论辩纠误“梅”字正解的小把式，其实，吴先生之所以能不囿权威说，也不盲从字面说，正在于其有独特的思考。我们再就学术上颇有争议的《易经》卦辞之解来看。吴先生尖锐地指出：“六十四卦辞之全为古代占卜之事例。”“王国维首先注意卦辞作为史料之价值，但他未提这样一个概念：即全部六十四卦卦辞都是历史事例。都是当时卜师之个别占卜档案记录。”我们还可以从吴世昌先生在音韵学上的研究，看其学术研究上的思想引领性。正是在思想的引领下，先生留给世人的学术，是既新锐又深刻的。先生的学术，始终在质疑与辩论中行进。

    董乃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我们今天学习前辈精神，继承学术薪火，主要是继承这样几个方面的精神：一、敢于批评，挑战权威；二、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三、具体批评提高到理论高度。1932年，郑振铎先生出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受到吴世昌先生的尖锐批评。其用词尖锐，但在批评的内容上，则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并且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吴先生批评郑先生的著作存在几个主要问题：一、史料错讹。二、写法可商。三、观点或提法欠妥。四、文字表述上的缺点和校对错误。我认为吴先生的文章不仅是对于郑振铎文学史的批评，而且涉及到文学史的一个理论问题。最要紧的在于“文学史一类的书，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我以为可以不必作”一句。先生主张先研究分体史、断代史。现在我们有很多文学史，事实证明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先生的意见，至今振聋发聩。

    吴令华（吴世昌先生外甥女）：子臧先生作为杰出的文学家，除了在众所周知的词学、红学等领域有卓尔不群的贡献以外，他还很关心民间文学，早在1936年，他就发表了《打趣的歌谣》，说明民间文学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并介绍了好几首硖石儿歌。后来顾颉刚先生为会长的“北京风谣学会”在南京《中央日报》办一个《民风周刊》，发刊词就是子臧先生写的。先生晚年，得知我一直从事社会文化工作，曾多次与我谈起家乡的民歌，兴致很高。如何整理和研究民间文学，还有许多课题需要解决。热衷于弘扬家乡文化的同志们，是否也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探索？我期望。

    陈飞（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文学院教授）：我主要谈一谈吴世昌先生关于韩愈的评论，即他在1979年第五期《文学评论》发表的《重温历史人物——试论韩愈现象》。这篇文章非同寻常，从字面上看，对韩愈可说是彻底否定。先生的本意，应该是有问题才说，肯定的东西就不说了。 这篇文章的产生，有近因，也有远缘。就近因来说，先生自己承认这是对《文学评论》的应命之作，而当时“文革”的影响尚未彻底肃清。就远缘而言，先生早年形成的印象，其思想方法和对下层人民的同情立场，先生对于建设民主科学现代化的理念，都形成了对韩愈的一些批判。

    段启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先生在红学研究方面有多方面的贡献。吴先生的红学研究，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互动交流。把《红楼梦》推向世界，要提到三位浙人。第一位是王国维，第二位是吴宓，第三位就是吴世昌。他用英文写成的《红楼梦探源》，克服了语言上的障碍，对《红楼梦》有全面的论述，在使红学研究走向世界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今天我们读《红楼梦探源》，还是会在很多地方很有启发。比如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学术界不断出现新的说法。吴先生在研究时的思路、观点、方法，到今天还是有启发的，他非常注重作品文本本身的内证，认为一部分可能是曹雪芹原作，一部分是经过改动，一部分则为续作。其注重文本内证的方法，对我们是很有启迪的，是内容、思想、义理的问题。

    张良皋（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教授、高级建筑师）：今天我重提曹雪芹佚诗案。这个案不能算完。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非此即彼的问题。1971年由周汝昌先生传出来的那首诗，开始说是曹雪芹的。到1976年，周汝昌先生说这首诗是现代人模仿的。到1981年才说是自己写的。吴先生说这好办，你再写一首出来看。周先生说他写了三首，拿出来的最弱。现在周汝昌先生还健在，我希望趁他还健在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惊喜。学术能没有争议吗？争鸣哪有不露锋芒的？我都尊重对手。我们的共同目的，就是曹雪芹的诗如果是真的，被人冒领这个损失太大了。如果周汝昌先生提出证据来，那我三鞠躬，如果说明这个诗是周先生作的，我并不收回对这首诗的赞美。

    唐兆基（海宁市吴世昌研究会会长）：近日查阅先生的藏书，发现先生在同乡先贤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一书上留下了近两千字的批注。这些批注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周春生平及《阅红楼梦随笔》一书著作时间的考证；二是对其书中观点的批评；三是对此书中所作引述的指讹。吴评认为该书只有篇首《红楼梦记》中所述乾隆庚戌有人“以重价购得钞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微有异同”及“壬子”（1792）冬，知吴门坊间已开雕矣“诸语，可证在一百二十回刻本以前，已有钞本流传，可资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早期历史之考证外，至其评论见解，荒谬舛误，不一而足。吴世昌先生在写作《红楼梦探源》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有关著作，在周春那本薄薄的小书上就留下了如此多的评语，足见其求真之切、求思之深了。

    闵虹（《河南教育学院学报》主编、教授）：吴先生强调在红楼梦研究中考证完全必要，考证的目的是在求真。同时他也谈到要承认《红楼梦》是小说不是历史，对作者的考证要适可而止。《红楼梦》的研究最容易也最需要避易就难。吴先生强调要争鸣要拿出证据。吴先生对百年红学的贡献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他的奠基性的价值；第二是在《红楼梦》走向世界和世界了解《红楼梦》当中所起到的桥梁作用；第三是吴先生那种科学求真的学术品格对21世纪红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刘扬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吴先生的诗和词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质量很高，在20世纪旧体诗发展史上具有显著的成绩和地位。现有的专著和论文，还很少对此有所涉及。到目前为止，我只看到过江西一位学者在《民国旧体诗稿》第九章提到吴先生的地位，有500字篇幅的简介。这样一种状况，与其实际成就和地位是不相称的。

    施议对（澳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吴世昌先生没有词体结构论，但是他有结构分析法。结构分析法加上理论说明不就是“论”了吗?理论说明就是我加的。词学在哪里？词学就存在于批评模式里，批评模式存在于言谈形式里。在这个意义上我来谈一谈词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传统词学讲本色论，是“似与非似”的问题。这个理论管了1000年。王国维先生的“境界说”，是“有与无”的问题，空间可丈量。这个理论管了100年。接下来将是吴世昌先生的世界，他在最后一篇学术论文《被错解的周邦彦词》中，提出了事、勾、勒的概念，说明事物间的相互联系，有活无死，是“生”（能勾勒）与“无生”（不能勾勒）的问题。

    胡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关于吴世昌的词学研究，涉及到的问题很多，说文、形义、音韵，乃至饮食文化，他是一个大家，我们就如同仰望一座大山。今天我主要谈两个小话题。一个是吴世昌先生提到的郭沫若对郁达夫的旧诗词的序，郭沫若认为郁达夫的诗词超过他的白话诗。他说周邦彦的诗和赋写得比他的词好。他认为李商隐更像一个诗家而不是诗人。李白和李贺倒更像一个诗人。他说托尔斯泰像个诗人。对这些我没有很深的研究，但是发现这个问题。第二个是我和他有过一些交往，我想谈谈跟他交往的一些感喟。他在《文学评论》发文章，当时他和我们编辑部有过一些争执，他说写文章要实名制，作者对文章负责。吴世昌先生声音很急很轻，反映在文学评论上，有时下结论太猛太急。

    邓乔彬（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吴先生以“真”论词，针对常州词派认识之误，予以坚决的驳斥，无论是对词人还是词史，都具有真正的文化还原意义。常州词派将原本“缘情”之词作了“言志”的政治解读，而吴世昌先生以“真”论词、求词，对此给予了真正的历史还原。与说真话相关，先生在以“历史的”俗文学眼光看待唐宋词时，自有“美学”的发现。他对词的叙事性予以特别的关注，突破了文体分工的固有观念，“破体”、“出位”是对艺术的发展，而具有这样的观念，才能正确看待词史，这也是吴世昌先生以俗文学眼光关照唐宋词给我们的启示。

    刘锋焘（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读先生的相关词学论著，受益匪浅。这里仅就一个小的方面——读词须有想像，谈一点心得。按照吴世昌先生的举证，作品写出的东西并不多，而发挥充分的想像，就会看出许多诗人没有写出来但却在作品中暗示出来的情景。想像也有强弱之分。有的作品，描绘的直观性强，稍加联想甚至一经诵读就可显现出来；还有一些作品所描绘的景象，必须经过一番联想，必须充分发挥想像、补充才能体现出来。吴先生的想像，显然属于后一种。想像，不仅有助于分析具体的作品，对组词的理解，同样有帮助。

    郑永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关于北宋词派的“豪放”与“婉约”之争，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段值得回顾并总结的学术争鸣。吴世昌先生力避流俗、惟真是从的治学方法，至今对我们后学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示范作用。吴先生的这些论述给我们的启迪有：一、在学术研究中，应坚持真理，不屈服于政治压力或流行学说。二、对于纷繁复杂的词学现象，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在阅读原典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切忌将文学现象进行笼统而简单化的理解。三、对于文学流派研究，应在确立流派形成的标准的基础上，在尊重文学史发展事实的前提下，对此予以审慎而切合实际的研究。

    诸葛忆兵（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就词的豪放婉约之争，当时我读学术著作的时候，就觉得吴先生文章的学术价值，并不是仅仅限于北宋词是不是只有“豪放派”“婉约派”，或者两分法合理不合理、或者苏轼的豪放词有几首，不仅仅是这些具体的问题，他应该有更深的学术价值意义。我想用“正本清源”这样一个词来形容。这个词比较能够说明吴先生当时这几篇文章在学术史上留下的价值和意义。

    章景曙（海宁市文联名人研究中心主任）：吴世昌先生的家族也是我们海宁的名门世家。吴世昌先生的祖父和徐志摩先生的祖父，娶的是一对姐妹，都来自伊桥的孙家。而这个孙家在海宁又是一个诗礼之家。海宁在这一点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大族世系联络有序、盘根错节，产生了一种文化上的良性的效果。吴世昌先生有句话，说他哥哥吴其昌先生肚子里有两百本书，他自己肚子有一百本书。读书对他们是很重要的。他们小时候也经常在徐志摩家里玩，而且两家人家房子的结构也是差不多的。这种影响我们是不能忽视的。

    欧明俊（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吴世昌先生与王国维既为同乡，又有间接师承关系。与王国维一样，吴先生是以“真”论词，赞同王氏对晚唐五代及北宋词的推崇，肯定其“境界说”的成就，但反对王氏一概否定“花间”及南宋词的观点。吴先生重视词的原生态，求真而不避“俗”；他批判王国维词史观的局限性，看到“一代之文学”说对后世优秀作品的遮蔽。吴先生对王氏“境界说”批评的独到之处在于：重视“元批评”的价值，指出“境界说”非王氏首倡；从修辞学的角度，对“境界说”提出批评；摆脱常州派的影响，对“境界说”穿凿附会处予以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