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与父亲（右一）和姑姑（右二）在一起。

图为莫言在香港领取“红楼梦奖”。

【人物档案】

    莫言，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我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他在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11年8月，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莫言回忆父亲的最感人片段有两处。一是自从兄弟几个约好了周末上午打电话回家问候父亲，父亲在那一天就早早起床，洗漱清理完毕后，安安静静地等在电话机旁；二是父亲总会在孩子们回家过年的那天，从大清早就等在路的这头。他的叙述轻轻缓缓，一种莫名的悲怆、伤感填塞进空空洞洞的“血脉、亲情、人伦、常理”等字眼中，让笔者听得心尖柔柔地震颤。

父亲给孩子们最多的告诫：别在外面惹事

    1955年，莫言出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一个偏僻小村落里。村里有习俗，产妇分娩时，身子下面垫着一层浮土，婴儿呱呱坠地时，就落在那层浮土上，应和“万物土中生”的道理。浮土是父亲从大街上扫回来的，它是莫父与莫言的第一次交流，混杂着浮土里牛羊粪便、野草种子等等味道。
    莫父在年轻时是一位积极分子，1947年前后，他帮着共产党在村里征粮食，当时村里虽属解放区，但每个家庭还处于温饱的边缘状态，谁家都没有什么余粮，他就挨家挨户劝说乡亲四邻，征来数目可观的钱粮，一并交给组织。
    可这样的积极上进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进步”，因为父亲的大伯是地主，据说二叔也在当年随国民党军队到了台湾（改革开放后，台湾大陆互有往来，这一“据说”得到证实），这两项在当时来说是很重大的政治问题。全家也因此过着循规蹈矩、提心吊胆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改变着莫父的性格，继而影响着全家。
    父亲在村里最有文化，读过私塾，会打算盘，一直担任着生产队里的会计职务。本来，会计因为工作的独特性是可以不下地干农活的，但父亲为了不给人留下话柄，坚持着白天跟其他社员一道下地干活，收工后晚上回到家，开始给队里算账。天天因为算账，忙活到很晚。所以跟家里人也没有更多的交流。交流时间的短缺让莫父从来没有给家里的孩子教书习字，孩子们也极少感受来自父亲的温暖，甚至是一个笑容都甚少看到。“当时外面天天运动，他工作也受气，回家没有好脸色。再说回家后也要算账，天天都忙活到很晚，没有时间跟我们说话。”莫言说。他记得父亲给孩子们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别在外面惹事。

做人要有傲骨，“坚持”不写在脸上

    思想是压抑的，生活是困顿的，但这一切并没有淹没父亲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品行操守。他对一些人一些事，就算要顺应潮流顺应时代顺应生活，也有自己的坚持，并且这样的坚持恰恰给了孩子们与别家孩子本质的区别。
    虽然不教孩子读书习字，但家里人在父亲的影响下，非常重视教育。莫言记得在自己12岁那年，一位邻居买了一套《中国通史简编》，但不知为什么要5块钱转手卖掉。莫言得知后很想要，但当时的5块钱是一笔数目不小的开支。他不敢告诉父亲，只敢偷偷说给母亲。母亲问：你买了肯定读吗？莫言说肯定，于是母亲就做主让莫言买了。母亲没有文化，但她知道文化的重要，这是父亲对她的影响。拿着新书，莫言对母亲充满感激，也隐隐察觉知识文化，以及拥有着知识文化的父亲，能给人以怎样的影响。
    老家有一个用机械收割麦子的农场，但机器收割总收不干净，它一路“啃”下来，留在地里的秸秆能有膝盖高，农场的人把秸秆埋进土里做肥料。当时饥荒年间，大家没吃的，自家的秸秆都是贴着地皮子收割的，大好的秸秆埋进土里，多让人眼红！于是一到晚上，村里老老小小一帮人，就会到农场地里偷秸秆。莫父从来不让自己的孩子干这样的事情。
    “他是一个言语特别谨慎的人，不愿意也不会说出来。有一次我二哥去了，带回来一捆秸秆，他看见了，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我们都知道这说明他不喜欢，他不希望孩子做这种事情。”这是莫言对饥荒年间的父亲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那种文人傲骨，不随波逐流，不与俗世为伍的书生意气是莫父独有的，那是一种隐隐的力量，是一种潜移默化留给子孙的财富。

父亲为脆弱的大家庭默默撑着保护伞

    非常时期的莫家不是很好过。因为出身中农，很多事情落于旁人时，大家不会说什么，但落于莫家，则有可能被告发被检举被清算……比如当兵，莫言的两个哥哥都有当兵的意愿，但每个人似乎都要经历多次的磨难，大哥二哥选了三四次都没选上，大哥最后考上了华中师范大学，莫言选了四次，才最终得偿所愿穿上了军装。
    这些在村里都是值得喜庆的大事，特别是大哥考上大学，但因为是发生在莫家，父亲得闻后，“一句话也不说，闷着头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后来就算我在部队提了干，父亲也没什么话说，更不想到处张扬。”莫言说。
    父亲的低调为人处世是有原因的，他一直积极担任着会计一职也有个人的点点原因。他在那个位置上，负责接待外来调查人员。那些对自家有点偏颇的言辞，他能找个机会说通就说通了。比如莫言大哥在学校入团时，学校来村里调查，要同村的人写调查信函，其中一项是“直系亲属成分”，一个村民出于某种原因，就把莫言有长辈随同国民党跑到台湾的事情写了出来。
    莫父看见了之后，就说那是我大伯家孩子的事情，现在表格里要填写的是直系亲属，他的事情不符合要求，不能往里面写。最终，那条有可能断送莫言大哥前程的“关系”被去掉了。
    非常年代，父亲沉默的坚持给家里撑起一把保护伞，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呵护着整个脆弱的大家庭在历史的车轮前不致被碾散压碎。

面对《红高粱》，他就是清高的旁观者

    熬过非常年代，父亲也佝偻了脊背，塌陷了腰身。这个负重行走的老人，在1984年辞去了会计一职，回家过上了舒坦日子。
    此时的莫言走上了专业创作的道路，小说《红高粱》被导演张艺谋相中，在村里取景拍摄。摄像机的出现让全村人倍感稀奇，不管是拍摄还是休息，片场总是围满了村民。一次张艺谋在莫言家吃饭聊剧本，父亲也在一旁。吃饭夹菜间，他不说一句话，吃完后，扛着锄头又下地干活去了。当时的张艺谋虽不至于像当下这般火，但面对这样不为所动的老者，心里还着实吃惊。
    其实莫父只是本着教育孩子的那句“见着热闹不要围观”的道理行事，他也不知道拍电影是个什么东西，电影出来后，会给儿子莫言带来怎样的荣耀。他就是一个清高的观者。
    《红高粱》成功了。最终，莫父应该是看了这部电影的，在熟悉的让人终年劳作却又给不了人以果腹之粮的高粱地里，在一听见锣声就呼啦啦赶往河堤抵抗涝灾的平原大地上，谁在为谁上演这一出敢说、敢想、敢做的《红高粱》？他不得而知。

对孩子们的严苛和牵挂

    现在，莫父九十有余，回到那片熟悉的高粱地头生活，他终于也不那么谨言慎行，浓郁在心头的是对孩子们的挂念。
    一生走过，他似乎也愧疚于对孩子们的严苛。但如果回到当初，他能不板着脸？能不时时处处地提醒和担心？在12岁的莫言拔了一个红萝卜被罚跪后，他蘸了盐水的鞭子如果不抽个来回，能有莫言在《枯河》中的精彩片段吗——
    哥哥把他扔到院子里，对准他的屁股用力踢了一脚，喊道：“起来，你专门给家里闯祸！”他躺在地上不肯动，哥哥很有力地连续踢着他的屁股，说：“滚起来，你作了孽还有功啦是不？”
    他站起来，一步一步倒退到墙角上去，站定后，惊恐地看着瘦长的哥哥。父亲一步步走上来，夕阳照着父亲愁苦的面孔……父亲左手拎着他的脖子，右手拎着一只鞋子……父亲的厚底老鞋第一下打在他的脑袋上，把他的脖子几乎钉进腔子里去。那只老鞋更多的是落到他的背上，急一阵，慢一阵，鞋底越来越薄，一片片泥土飞散着……
    文中“小虎”最终是被亲人活活打死的。莫言说在抄写这段文字时心脏一阵阵不舒服。因为“小虎”是他，但又不是他——莫父用蘸了盐水的绳子抽打他，而“世外高人”爷爷赶来解救了莫言。这个经历，只是老天要莫言得到一种体验而已。
    晚年的莫父衰老而安详，面对社会的种种不公事件，他有自己的一番见解：做人要纵向比较，不要横着比，要跟自家的过去比，不要跟周围混得比你好的人比。当初农民种地要上税，现在国家反过来给农民补贴，不是么？
    对孩子的挂念，渐渐在这个老人身上体现。每到周六，莫言和兄弟几个都会与父亲通话，后来老人每到周六，就早早起床收拾妥当，坐在电话机旁静静守候着。过年时，孩子们会相约同一天回到老家，那天，父亲常常会穿得厚厚实实，站在村头雪地里等候，久久地等候，哈出来的气息，都是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