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的莫家不是很好过。因为出身中农，很多事情落于旁人时，大家不会说什么，但落于莫家，则有可能被告发被检举被清算……比如当兵，莫言的两个哥哥都有当兵的意愿，但每个人似乎都要经历多次的磨难，大哥二哥选了三四次都没选上，大哥最后考上了华中师范大学，莫言选了四次，才最终得偿所愿穿上了军装。
这些在村里都是值得喜庆的大事，特别是大哥考上大学，但因为是发生在莫家，父亲得闻后，“一句话也不说，闷着头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后来就算我在部队提了干，父亲也没什么话说，更不想到处张扬。”莫言说。

父亲的低调为人处世是有原因的，他一直积极担任着会计一职也有个人的点点原因。他在那个位置上，负责接待外来调查人员。那些对自家有点偏颇的言辞，他能找个机会说通就说通了。比如莫言大哥在学校入团时，学校来村里调查，要同村的人写调查信函，其中一项是“直系亲属成分”，一个村民出于某种原因，就把莫言有长辈随同国民党跑到台湾的事情写了出来。

莫父看见了之后，就说那是我大伯家孩子的事情，现在表格里要填写的是直系亲属，他的事情不符合要求，不能往里面写。最终，那条有可能断送莫言大哥前程的“关系”被去掉了。

非常年代，父亲沉默的坚持给家里撑起一把保护伞，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呵护着整个脆弱的大家庭在历史的车轮前不致被碾散压碎。

熬过非常年代，父亲也佝偻了脊背，塌陷了腰身。这个负重行走的老人，在1984年辞去了会计一职，回家过上了舒坦日子。

此时的莫言走上了专业创作的道路，小说《红高粱》被导演张艺谋相中，在村里取景拍摄。摄像机的出现让全村人倍感稀奇，不管是拍摄还是休息，片场总是围满了村民。一次张艺谋在莫言家吃饭聊剧本，父亲也在一旁。吃饭夹菜间，他不说一句话，吃完后，扛着锄头又下地干活去了。当时的张艺谋虽不至于像当下这般火，但面对这样不为所动的老者，心里还着实吃惊。

其实莫父只是本着教育孩子的那句“见着热闹不要围观”的道理行事，他也不知道拍电影是个什么东西，电影出来后，会给儿子莫言带来怎样的荣耀。他就是一个清高的观者。

《红高粱》成功了。最终，莫父应该是看了这部电影的，在熟悉的让人终年劳作却又给不了人以果腹之粮的高粱地里，在一听见锣声就呼啦啦赶往河堤抵抗涝灾的平原大地上，谁在为谁上演这一出敢说、敢想、敢做的《红高粱》？他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