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我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他在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11年8月，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莫言回忆父亲的最感人片段有两处。一是自从兄弟几个约好了周末上午打电话回家问候父亲，父亲在那一天就早早起床，洗漱清理完毕后，安安静静地等在电话机旁；二是父亲总会在孩子们回家过年的那天，从大清早就等在路的这头。他的叙述轻轻缓缓，一种莫名的悲怆、伤感填塞进空空洞洞的“血脉、亲情、人伦、常理”等字眼中，让笔者听得心尖柔柔地震颤。

1955年，莫言出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一个偏僻小村落里。村里有习俗，产妇分娩时，身子下面垫着一层浮土，婴儿呱呱坠地时，就落在那层浮土上，应和“万物土中生”的道理。浮土是父亲从大街上扫回来的，它是莫父与莫言的第一次交流，混杂着浮土里牛羊粪便、野草种子等等味道。

莫父在年轻时是一位积极分子，1947年前后，他帮着共产党在村里征粮食，当时村里虽属解放区，但每个家庭还处于温饱的边缘状态，谁家都没有什么余粮，他就挨家挨户劝说乡亲四邻，征来数目可观的钱粮，一并交给组织。

可这样的积极上进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进步”，因为父亲的大伯是地主，据说二叔也在当年随国民党军队到了台湾（改革开放后，台湾大陆互有往来，这一“据说”得到证实），这两项在当时来说是很重大的政治问题。全家也因此过着循规蹈矩、提心吊胆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改变着莫父的性格，继而影响着全家。

父亲在村里最有文化，读过私塾，会打算盘，一直担任着生产队里的会计职务。本来，会计因为工作的独特性是可以不下地干农活的，但父亲为了不给人留下话柄，坚持着白天跟其他社员一道下地干活，收工后晚上回到家，开始给队里算账。天天因为算账，忙活到很晚。所以跟家里人也没有更多的交流。交流时间的短缺让莫父从来没有给家里的孩子教书习字，孩子们也极少感受来自父亲的温暖，甚至是一个笑容都甚少看到。“当时外面天天运动，他工作也受气，回家没有好脸色。再说回家后也要算账，天天都忙活到很晚，没有时间跟我们说话。”莫言说。他记得父亲给孩子们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别在外面惹事。

思想是压抑的，生活是困顿的，但这一切并没有淹没父亲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品行操守。他对一些人一些事，就算要顺应潮流顺应时代顺应生活，也有自己的坚持，并且这样的坚持恰恰给了孩子们与别家孩子本质的区别。

虽然不教孩子读书习字，但家里人在父亲的影响下，非常重视教育。莫言记得在自己12岁那年，一位邻居买了一套《中国通史简编》，但不知为什么要5块钱转手卖掉。莫言得知后很想要，但当时的5块钱是一笔数目不小的开支。他不敢告诉父亲，只敢偷偷说给母亲。母亲问：你买了肯定读吗？莫言说肯定，于是母亲就做主让莫言买了。母亲没有文化，但她知道文化的重要，这是父亲对她的影响。拿着新书，莫言对母亲充满感激，也隐隐察觉知识文化，以及拥有着知识文化的父亲，能给人以怎样的影响。

老家有一个用机械收割麦子的农场，但机器收割总收不干净，它一路“啃”下来，留在地里的秸秆能有膝盖高，农场的人把秸秆埋进土里做肥料。当时饥荒年间，大家没吃的，自家的秸秆都是贴着地皮子收割的，大好的秸秆埋进土里，多让人眼红！于是一到晚上，村里老老小小一帮人，就会到农场地里偷秸秆。莫父从来不让自己的孩子干这样的事情。

“他是一个言语特别谨慎的人，不愿意也不会说出来。有一次我二哥去了，带回来一捆秸秆，他看见了，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我们都知道这说明他不喜欢，他不希望孩子做这种事情。”这是莫言对饥荒年间的父亲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那种文人傲骨，不随波逐流，不与俗世为伍的书生意气是莫父独有的，那是一种隐隐的力量，是一种潜移默化留给子孙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