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高校科学研究，直言《三部曲》

  　  傅鹰回国后，在不同场合，坦诚直率地发表过许多有胆识、有创建性的意见。1955年9月，在《化学通报》第9期上发表的“高等学校的化学研究一个三部曲”就集中反映了他对发展祖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赤诚之心和系统看法。

    　《三部曲》的第一部是献给学校当局的。他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国家正在过渡时期，高等教育之发展，至少在广的方面一日千里，因此学校的领导人中做过科学研究的并不多，做过化学研究的就更少了。这也就是说，我们的领导人对于化学研究不是行家。”有感于此，他就什么是研究、对待研究的态度和如何提倡研究发表了“供领导参考”的看法，恳请领导“本着言者无罪的精神，以容忍的态度对待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意见”。

    　傅鹰认为：“科学研究是扩大科学领域的努力。它的目的是推广一门科学的理论及实用范围，它的一个必须的而不是充分的标准是有创造性。”他认为有些领导人一时“不明了化学研究是什么”的情况，“在不久的将来自然会改正”；而对于把科学研究“当作一种时髦的东西而滥竽充数”的毛病，则应当“立时必须加以改正”。他呼吁领导为研究创造有利条件，消除一些影响研究开展的不合理的状况。他要求给研究者以充足的时间、必要的设备和尽力消除影响发挥积极性的顾虑。特别把“不必要的会太多”、“杂务太多”和“一般人不珍惜研究人员的时间”，看成是影响科学研究顺利开展的“三害”，应该除掉。他殷切希望领导者逐渐由外行变为内行，这样才能“针对研究者的心理”进行“有针对性的、中肯的严正批评，而不是扣帽子”。

    　傅鹰在其第二部曲中，指出“学校当局创造了有利条件之后，研究之能否顺利地展开，首先要看导师们对待研究的态度。”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全应当体会，时代已经变了。现时中国化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帮助祖国发展工业和建立我们的化学，从前那一套应当铲除了。”他把“为科学而科学”的“脱离现实”的观点、“不顾一切企图将自己造成一个大师”的倾向、“甲向乙刺探，乙对甲保密”的“不合作”歪风和“轻实验重理论”的“本末倒置”的毛病，统统列入“必须纠正”之列。而且指出这些缺点的根源是“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并主动从他们一辈检讨做起，说：“我们如此，我们的学生比我们还坏，因为他们受了'学贯中西’的老师的薰陶。我们不应当怪学生，因为始作俑者是我们自己。”他呼吁教师们要“很勇敢地面对现实”，要有“统筹全局的思想”，要进行“相互间的合作和善意的关怀”，选择研究题目“首先要考虑国家建设中的需要，既要注重理论上大有发展前途的项目，也不应该忽略在经济价值上更大有发展的题目”。最后诚恳告诫作导师的人“要为学生指出明路，不要只为自已打算而将学生领到牛角尖或泥塘里去”。

    　傅鹰以师长的身份，把第三部曲献给下一代。他充满挚爱、信任和希望，深情地嘱咐他的学生：“你们应当认清你们的责任。我们的祖国能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现代化的国家和我们的科学水平有极重要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化学水平，而提高化学水平的责任主要是在你们的肩上。这不是恭维你们的话，因为你们是我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一辈的人，我若是对你们讲任何虚伪的恭维话，就失掉人民教师的身份了。……我们一生的最宝贵的光阴是在反动政府下混过去的，而你们正赶上光明的开始。时间和机会全是站在你们的方面。我们年青时也全有一番抱负和一些理想，现在我们将这些抱负和理想寄托在你们的身上。我们不能允许你们使我们失望，因为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这段沁人心脾的衷曲，竟出自一位在旧中国生长又在国外漂泊多年，而仅在新社会生活了5年的科学家之口，它和党、毛主席对青年的教导和期望多么一致!

    　傅鹰接着以和青年谈心的方式，指出普遍存在的影响开展研究的心理障碍。首先要求青年们打掉自卑感。他针对“许多青年将研究看得太高，认为自己的准备太差，应当再充实一下”的想法，告诉他们“解决准备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边做边学，做到老，学到老”。其二，告诫青年教师不要“把教学与研究对立起来”。他根据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指出“搞好研究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捷径”，不做研究就只能教学生“达到似懂而不可能达到真懂的地步”。其三，应当信任和尊重老教师。他说：“有些青年认为这帮年长的教师们受的全是资本主义的教育，因此一错百错，全无是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又说：“一个人民的科学家与一个资本家的科学家不同之点只看他愿意为谁服务，至于研究化学的方法是万国同风的。”他坦诚嘱咐学生们“不要在与导师之间树立起一段高墙。”同时，他苦口婆心地教育青年，不要“好高骛远，”“要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不要只“强调兴趣，”“应当将我们的兴趣和祖国的需要结合起来；”不要“偏重理论，轻视实验，”既要看到“没有理论推动实验，化学就不能进步。”也要注意“以计算代替实验，是死路一条”………最后他要青年们记住：“研究是严肃的事不是赶时髦的事；研究是愉快的事不是轻松的事。世界上还有比建立祖国的工业和科学的事业更严肃更愉快的吗？”这正是他一生孜孜以求的抱负和理想，也正是他对青年学生和教师寄托的无限希望。

    　傅鹰这个著名的《三部曲》是他回到新中国以后，以在高等学校辛勤工作的亲身感受写成的。是他在参加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经历了经济恢复的过渡时期以后，为迎接科学事业的大发展，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而倾诉的报国之声。这既表现出他作为一个科学家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又表现出他在科学研究上的真知灼见。他的心声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理解和尊重。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在傅鹰的《三部曲》发表以后，特邀傅鹰夫妇到家中做客，告诉他们，毛主席和周总理都看了《三部曲》，并转达了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使他们深受感动。以后，傅鹰先后参加了周总理亲自主持的“1956—1967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和“1963—1972科技发展十年规划“的制定工作。他对发展祖国科学技术的意见和建议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采纳。

 　   傅鹰的三部曲，在当时的化学界，乃至整个科技、教育界引起了震动，引起了共鸣。35年过去了，今天人们只要一提到傅鹰，总要说起他这个令人难忘的三部曲。

    　新中国胶体科学的奠基人

   　 傅鹰一踏上新生的共和国大地，他那发展祖国科学事业的雄心“像枯木逢春似的复活起来”了。当时，他已是公认的享誉国内外的表面与胶体科学家。但他没有在个人已有的成就和地位上止步不前，而是把“帮助祖国发展工业和科学作为严肃的首要任务”。他直率地指出：“我们的科学是非常落后的，落后到和我们国家的地位丝毫不相称的地步，处处是空白点。我们每一个人全有尽我们的力量来帮助消灭这些空白点的责任。”他下定“不怕沾污双手和搅痛脑筋”的决心，选定了填补胶体科学这个空白点去为祖国贡献余生。他上书学校和教育部门的领导，以充分的事实和理由，申明胶体科学是利国利民的科学，建议在我国发展这一学科，使之既能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又能迅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他的意见很快得到批准。傅鹰渴望在自己的祖国发展胶体科学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以他为主任的我国第一个胶体化学教研室和相应的专业，1954年在北京大学建立起来了。

    　1先抓教学，培养骨干。傅鹰带领物理化学专业中的几位青年教师首先集中精力抓教学工作。他通宵达旦地编写了急用的《胶体科学》讲义，亲自为教师上课，指导建设实验室，培养既严谨笃实又注意勤俭节约的好学风。他从“在一个正在进行工业化的伟大国家中，胶体科学一定会起重要作用”的前提出发，急切提醒“在这门科学中的高分子、乳状液、凝胶、气胶、胶状电解质、电动现象……部门之中，我们究竟有多少人才？而这些人才哪一种不是在工业建设中所急迫需要的？作为高等学校的教师，我们的神圣任务就是培养这些人才。”于是他提出先招收研究生，让他们边学边干，和原有教师组成骨干队伍，然后再大量培养本科生。建室当年，他与苏联驻校专家组长、列宁格勒大学化学系主任诺沃德拉诺夫(ЮКНоводранов)一起，一次就招收了13名研究生(随即诺沃德拉诺夫离校，他一人承担了全部研究生的培养任务)，同时还指导了一定数量的进修教师，以后又招收了本科生。从1957年起至1959年，各类学生相继毕业走出校门，使新生的胶体化学又在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重点高等学校和一些科研单位生根、开花、结果，成为我国化学科学和教育领域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2开展研究，建立基地。傅鹰是最早主张把高等学校办成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的学者之一。他批评那种认为“研究是科学院的事，学校只管教学就够了”的“很流行的意见”。他在呼吁学校领导重视和提倡科学研究的同时，积极带领教师和研究生克服困难，认真开展多方位探索。作为造诣很深的学术带头人，他面对国家建设的现实，提出很有见地的观点和具体设想。他说：“现时我们能够指导化学研究的人，可以指数，而空白点如此之多，倘若我们不肯牺牲一些学术上的地位，将面铺得广一点，指导学生做些不是我们非常内行却也不十分生疏的研究，我国化学之发展就慢得多。”为此，他一方面继续在他擅长的表面化学领域，指导部分教师和研究生研究不同的吸附模型和热力学，深入探讨吸附质、吸附剂和溶剂复杂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又组织力量开展国内尚属空白的许多胶体体系的研究，如高分子溶液的物理化学、缔合胶体的物理化学、分散体的流变学、乳状液与泡沫的稳定性、水面不溶物膜等。由于傅鹰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崇尚埋头苦干，在短短的三、五年内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他所指导的杨孔章、秦关林、鲁子贤等13位研究生所完成的聚电质的加溶作用、铜矿浮选电动现象与应用、非电解质溶液吸附、泥浆流变性、离子交换理论与方法、活性炭孔结构与吸附关系、脂肪醇的泡沫性能、濛脱土的润湿与吸附等学术论文，都是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实用价值的开创性研究工作，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建立了可靠的实验基地。当年那些跟随傅鹰共同为新中国胶体科学事业奋斗的研究生、年轻教师而今都已成为我国科技、教师育战线上的专家、教授和学术带头人。一位知名的化学家后来评论说：“傅先生才是一位大科学家，书教得好，科研做得精，有远见，有胆识，当初是他把胶体的各个领域都带动了起来。”

    　3重视协作，提高水平。傅鹰一贯强调协作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化学家太少而任务又如此之多，所以合作是很重要的。”在校内，他提倡开展系内、系间的合作研究；在校外，他热情受聘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化学物理研究所等单位，兼任研究员和学术委员，密切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联系。1957年，他为了探索化学在生命科学中的作用，和植物学家汤佩松合作，开展了生命起源课题的研究。用火花放电法首次由简单的无机物H2S合成了含硫氨基酸，证实了他们提出的“在地球原始状态下的还原气体中，作为蛋白质和酶或辅酶中一个重要成分的含硫氨基酸，可以不借助任何生物的参与，由火花放电的辐射能直接产生”的看法(科学纪录，1959，3：150)。这是从化学角度研究生命起源的先驱工作之一。

    　4岁月磋跎，知难而进。傅鹰本人和他所开拓的胶体科学园地都历经坎坷。在左的思潮和错误路线下，他屡受不公正对待和打击。他所创建和主持的胶体化学教研室，几经沉浮，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取消。1958年，他受到错误批判时，教研室一度被合并，他愤愤不平，经力争，于1960年再度恢复。为重新开展教学和研究，他一方面夜以继日地赶译生产部门急需的《乳状液理论和实践》一书，另一方面又查阅文献，亲自去工厂、油田调研，筹措新的研究计划。在国家科委领导的支持下，他联合黄子卿，成立了北京大学物理化学和胶体化学研究室。在他的带动和指导下，胶体化学的师资力量和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设备得到了更新和补充，很快就在分散体系的光学、流变学，表面活性剂的物理化学、表面膜、气溶胶和用超真空技术研究吸附理论诸方面开始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有些项目较快地取得了成果。

    　好景不长，灾祸接踵而来。1964年，张锦教授因病逝世；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为教学停止、科研下马而心急如焚。直到1970年，他才又开始上台讲课，并到工厂去开门办学。1972年他和原来胶体化学教研室的教师们一起，承担了大庆油田的一项科研任务。他的渊博学识和工作精神，一直受到工人和师生的称赞。他因能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事而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