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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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教育的一代宗师

发布时间:2010-09-07 23:05:49      发布人: 天堂墓匠

     傅鹰执教于化学讲坛整整半个世纪。为国家培养了几代化学人才,堪称桃李满天下。

     1编著教材,精益求精。傅鹰编著过物理化学、化学热力学、化学动力力、统计力学、无机化学和胶体科学等教材。在编著过程中,他虚心吸取前人的经验,博采众家之长。如在《化学热力学导论》序言中,他写道:“编写课本既非创作,自不得不借助于前人,编者只在安排取舍之间略抒己见而已。编写此书时曾参考……诸家著作。移植仿效在在皆是。但编书如造园,一池一阁在拙政园恰到好处,移至狮子林可能即只堪刺目;一节一例在甲书可引人入胜,移至乙书可能即味同嚼蜡。若此书中偶有可取,主要应归功于上列诸家;若有错误,点金成铁之咎责在编者。”他把编写教科书的真谛和奥妙老老实实和盘托出来了。傅鹰常常告诫大家,“写教材一不要为名,二不是逐利,唯为教学和他人参考之用,切记认真,马虎不得。”他对自己编著的教材从不轻易公开出版,总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加以修改,做到精益求精。因此,他生前得以亲睹出版的只有《化学热力学导论》一种。而他在30年代就开始倾注心血、50年代曾铅印过的《大学普通化学》纵然已用它教授过几代学生,还是在他逝世后才正式出版。该书被公推授予1987年国家级优秀教材奖。

     2传授知识,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傅鹰讲授过多种化学课程。他在继承前人经验和学识的基础上,不断追踪科学的发展,常以新颖、先进的科学事例和理论充实教学内容。50年代讲授普通化学时,就为一年级学生介绍化学热力学原理、晶体对称性、催化理论、物质波动性、势能曲线和共振论等内容,这在当时国内外的同类课程中是很少见到的。傅鹰讲授科学知识,阐述科学概念,都是从人类认识自然的过程,从科学发展的历史角度,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他常说:“一种科学的历史是那门科学最宝贵的一部分。科学只给我们知识,而历史却给我们智慧。……作为科学的继承者,我们应当知道前辈的成就。前辈的成就不但是后辈的榜样,而且也是路标。明白了发展的途径常常可以使我们避免许多弯路”。因此,读他的书,听他的课,经常受到科学思维方法和严谨治学精神的薰陶。如他在讲授“水的组成”一节时,详述了200多年以来化学家们是如何弄清水的成分和水中氢氧比例的。他说:“关于这个题目,我们用了很多的篇幅。这固然是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数据;也因为自这个研究的历史可以体会到科学研究的精神。……读者不但可以得到许多宝贵的知识,同时也可以知道什么是科学研究的方法。”

     3重视实验,培养学生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傅鹰针对长期存在于化学界某些人身上的轻实验重理论的风气,特别强调实验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50年代初就说过,“没有感性的知识,理性的知识从何而来?在形式上我们全学习过毛主席的实践论,但是常常忘了实践,而将一篇行动指南的经典著作八股化了。”他辩证地对待科学理论和实验之间的关系,认为“任何人全承认理论是必要的,倘若这种理论是从实验的结果出发,有预示的作用,有指导的作用,使我们对于现象了解得更深入一步。没有理论,实验就可能变成盲动,劳而无功,进步迟缓,或根本不能进步。但是无论如何,理论即使是最好的理论也不能代替实验。而我们的学生中有很可观的一部分正犯了以理论代实验的错误。我们有责任来纠正这种错误”。为此,他在教材中,在课堂上经常用翔实的实验数据来论证理论产生的实验基础、精确程度以及适用范围,使学生深刻理解科学概念的建立和修正都必须基于可靠的实验数据。课后,他还亲自到实验室指导青年教师备课和严格认真地指导学生上实验课,检查学生做实验是否专心,教导学生手脑并用。仔细观察和分析每一个实验现象。他严肃指出,“化学是实验的科学,只有实验才是最高法庭。”因此,学生重视实验蔚然成风,对实验教学水平的提高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4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和发展科学的献身精神。傅鹰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去“促进祖国的工业化和建立我们的科学。”因此,他把对学生的无限希望渗透到化学教材的字里行间和苦口婆心的教诲之中。如他讲元素锑时,指出“地壳中的锑并不很多,而且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我国,所以外国的化学家对之未予以足够之注意,因而对它的了解也就没有像其他一些元素那样清楚。作为新中国的化学家,我们有责任将此种缺欠弥补起来。将来中国的冶金、半导体等工业日益发达,锑的用途一定会比现在大得多。要想充分利用我们的丰富资源,首先须更清楚地了解它的化学。”又如讲到稀土元素时,指出“在我国不但不稀,而且是丰产元素”,“稀土化学是尚待开发的领域,无论从何方面皆有许多重要的研究等待着我们。”傅鹰就是这样通过讲授科学知识,不断地唤起青年学生们的爱国激情和献身精神。

     傅鹰为学生讲授化学知识和理论,并不停留在当时的结论和水平上,总是指出其中不足之处和努力的方向;鼓励青年学生放眼未来,奋力求索。例如,当50年代某些人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对鲍林(LCPauking)的共振论大加批判的时候,他却向学生详尽地介绍了共振论的成就,指出一些与共振论不符的事实。他不是随波逐流地片面否定它,而是指出它存在的一些缺点。傅鹰告诫青年学生,“对于共振论或任何科学理论,应当不存成见地研究其成功与失败的关键。这样做一定就可以促进更完备的化学键理论之早日出现。”教书做学问如同处世为人,傅鹰不正是一个光辉榜样吗!

     5教学讲求实效,育人严格要求。傅鹰热爱教学工作,讲求实际、有效的教学方法,他为刚入校的一年级新生讲大课,也为高年级上十多人的小课;他讲一学年的基础课,也开学时不多的专题课。无论什么课程,他都认真备课,实行启发式教学。讲基础大课,注意抓重点,讲难点。凡是学生易懂或已经懂了的就一笔带过,让学生课后自学讲义就行了;而对学生不易弄懂的概念、公式、定律,他则详细深入地阐述。上高年级专门化课,他采取师生讨论的方式,学生们演算、讲解,全班讨论,教师总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傅鹰讲课时通古论今且逻辑性强,语言精辟,形象生动。学生们说:“听傅先生的课,真使人着迷。”偌大的一个大课堂,济济300多人,没有扩音器和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可整个课堂静谧或活跃的气氛,全在他的掌握和调动之中,给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

     傅鹰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实验,习题都丝毫马虎不得。他公开宣布“课堂上我的话就是法律”,不允许在测验、考试时有任何越轨行为,否则就毫不客气地给你打上一个“0”分。他从不出怪题、偏题,从不对学生搞突然袭击,喜欢进行开卷考试,结合平时学习状况,评定学生的成绩。一位30年代初在青岛大学受教于傅鹰现已年过八旬的学生回忆道:“吾辈学生受傅先生春风雨露,得益匪浅。先生学识渊博,待人甚爱。唯其治学谨严,令吾等敬畏。记得一同学作业超过时限,迟交之即不予收留。因之,诸同学不敢稍有怠惰,皆刻苦攻读,学识日精,一应考试,比比良好优秀。先生闻之笑曰:'不严不足以示爱’。”

     1964年,当传达毛主席关于教学改革的春节谈话时,师生们都自然联想到傅鹰别具一格的教学方法,对他的学识、风度和气魄更加钦佩。

     忠贞不渝的爱国者,党和人民的诤友

     傅鹰1950年10月回到北京,正遇美国侵略者发动侵朝战争。他立即响应政府号召,把他们夫妇俩在美国的存款全部调回国内,以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和抗美援朝的正义事业。他欣然接受了人民的重托,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些爱国之举,对这位在美国生活多年而刚进国门的科学家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

     唾弃国民党恶政、厌恶资本主义金钱万能的傅鹰,对新中国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充满着极大的热情,始终合着共和国跳动的脉搏,不断前进。他参加过土地改革、思想改造、三反五反运动,经历了整风、反右、大跃进直至灾难空前的“文化大革命”。他身为知名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全国政协常委,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多次关怀和鼓励;也受过左的错误给予他的不公正对待和饱尝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对他的凌辱和迫害。在解放后近30年的人生道路上,他有顺境时的安宁和喜悦,更有在逆境中的痛苦和不幸。但他始终甘于淡泊,从不以功名为念,唯为国家之富强而思而作。为了一生钟爱的祖国,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是义无反顾,从不动摇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当他挨了一天的批斗,由儿子接回到被红卫兵抄得凌乱不堪的家后,儿女问他当初回国而今是否后悔时,他瞪大眼睛毫不犹豫地回答:“不!中国是我们的祖国,我回来不后悔!”1970年夏,当他得到“解放”之后,发还给他被查抄的存款时,他当即表示愿拿出其中的大部分约十数万元人民币,捐献给国家,为恢复高等教育出力。然而,驻校宣传队却以“国家办教育不需要资产阶级的钱”为由而拒收。后来,他又书面请求赠款7万元人民币给他的一个早期学生,用以帮助开展科学研究,同样地遭到拒绝。致使报国无门的傅鹰老泪纵横,不能自已。

     傅鹰襟怀坦荡,为人刚正不阿。言谈话语一向直抒衷肠,待人处事一贯直道而行。1957年,他曾坦率地对党在知识分子和科学教育工作中某些左的政策、对一些基层党组织和个别党员的错误作法提出过尖锐、中肯的批评。对此毛主席曾给予充分的肯定。1962年3月,傅鹰应邀出席中央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他又对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中的错误和知识分子政策中的偏差等陈述了肺腑之言,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和关切,紧接着任命他为北京大学副校长。

     傅鹰对学生和晚辈和霭可亲,严格要求;对朋友同行谦和平等,以诚相待。傅鹰的挚友、国际知名的结构化学家唐有棋教授,1951年历经艰险、曲折之路回到祖国之后,也如傅鹰本人一样,屡受不公正对待,工作常受影响。傅鹰深知他的品格和才华,把他视为“国宝”人才,径直向国家推荐,使其能够全面展示自己的才能和专长。张存浩在傅鹰、张锦夫妇的培养和影响之下成长并留学美国,22岁获硕士学位后,即于1950年,紧随傅鹰夫妇之后回到祖国,现已是中国科学院较年轻的学部委员之一。他深有感触地说:“在福建长汀,我上中学,每晚和傅、张两先生攻读于同一盏小油灯下。有一天,我在读英文,傅先生轻轻地问,为什么不花些时间在中国语文上?接着他谈到了祖国历史上灿烂的文化,谈到了振兴中华,谈到了青年一代的责任,指出一定要学好祖国的语文。当时使我感动得泪流满面。像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对我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50年代到70年代,每当我工作有成绩时,他总是很高兴地给以鼓励,每每郑重地把重要的图书送给我,累计多达三、四百册。”反之,对于学术界少数的不良作风和倾向,他却是毫不留情地给以揭露和批评。这样的事例在教育、科技界早已是众口皆碑了。

     傅鹰爱憎分明,一身正气。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一直进行抵制和批判,既使在他们极其猖獗之时,也从不顾及个人安危,仍然指名道姓地进行无情地揭露。而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却无限热爱和崇敬。1975年,上级派人征求他对四届人大有关国家领导人安排的意见时,他说:“中央给邓小平同志这么多领导职务,我相信他一定能做好,我完全拥护。如果中央早让他担任这些职务,许多问题早就解决了。”1976年1月8日,他衷心爱戴的周总理与世长辞,清晨听到噩耗后泪流满面。他说:“世界上那有这么好的总理……连我的病他都惦记着。”

     1979年9月7日,傅鹰因病逝世。邓小平同志亲自批示隆重悼念这位勤勤恳恳、顽强奋斗,为科学和教育事业贡献一生的伟大爱国者。傅鹰的渊博学识、高尚品德、求实作风和爱国精神,将永远为人们颂扬与景仰。(作者:杨培增)

     傅鹰简历

     1902年1月19日 出生于北京。

     1919年 在燕京大学化学系学习。

     1922—1928年 留学于美国密执安大学化学系,获科学博士学位。

     1929—1930年 任东北大学教授。

     1930—1931年 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

     1931—1934年 任青岛大学教授

     1934—1939年 任重庆大学教授。

     1939—1944年 任厦门大学教授、教务长,兼理学院院长。

     1944—1945年 任重庆大学教授和重庆动力油脂厂实验室主任。

     1945—1950 再度赴美国,任密执安大学研究员。

     1950年8月 离美归国,10月到达北京。先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

     1952—1954年 任北京石油学院教授。

     1954—1979年 任北京大学教授,并于1962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

     1955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79年9月7日 逝世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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