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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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建功-字典之父

发布时间:2011-02-17 14:20:35      发布人: lisa

“没有人要求他编字典”

  魏建功生于1901年,正值中国传统语言学向现代语言学的转变期。先生早年,即同他的老师——中国著名语言学家钱玄同先生一道,投身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1945年10月,台湾光复后,先生被借调赴台从事推行国语运动,历时3年,使台湾成为中国所有省份中最早普及普通话的省份。解放后,他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创意并主编了《新华字典》。
  五四运动以后,国语运动进入推行期,提出“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大口号。“言文一致”是书面语不用古代文言,改用现代白话。“国语统一”是现代白话要以北京话为全国通用的国语。国语运动中,年轻的魏建功就已显现惊人的才华。1928年,他在老师钱玄同先生的推荐下,加入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并任7名常委之一,负责编辑《国语旬刊》,兼“大辞典编纂处”的资料员,时年27岁。1941年,他又主持编写了《中华新韵》,经国民政府明令颁布为国家韵书,一直沿用至今。
  抗战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相当普及,然而中国的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广大中小学教员和一般中等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等一类辞书去查,而这类旧辞书在收词上往往存在着重文轻语、脱离人民群众的语言实际,释义辗转传抄,缺乏语文科学分析等弊病。

在炮声中构想一步新型工具书

  1945年8月,魏建功以“国语会常委”的身份,被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借调”去台湾推行国语。1948年10月,他在台湾为推行国语运动做了最后一件事,即把当时设在北京的《国语小报》连人带设备迁到台湾,创办了《国语日报》后旋即回京,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那时,解放大军已经包围了北京城,父亲找来了周祖谟、吴晓铃、张克强、金克木等几位北大的语言学家,在围城的炮声中商议编字典的事。”魏至回忆称,“当时我还在上高中,有时放学回家,就能瞥见先生们在光线很暗的客厅里商议事情。”
  金克木先生有一篇回忆短文,也谈到了这件事:“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老式的房屋内光线不强,我们在朦胧中高谈阔论。涉及英文中的《约翰逊博士字典》《牛津字典》《韦伯斯特字典》以及黎锦熙主持多年未能成书的《中国大辞典》等。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节拍,我们当时想不到所拟字典的前途,但有一个信念,中国的未来系于儿童,危险在于文盲和无知,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咬文嚼字。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
  1949年4月,魏建功写成了《编辑字典计划》。魏至至今保留着这份计划书的原件。在八张大的、淡黄色的竹纸上,魏建功以正楷书写了一部新型工具书应当具有的十大特色:一、就实际语言现象编定;二、以音统形;三、以义排词;四、以语分字;五、以用决义;六、广收活语言;七、由音求字;八、由义选词;九、适合大众;十、精选附录。
  后来,魏建功又把这“十大特色”,进一步归纳为“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作为《新华字典》编写的“总体例”。

此去北京大职务专心编字典

  有了《编辑字典计划》,接下来便是联系出版社。魏建功找到了开明书店,商议编辑出版字典的事情,表示不要任何报酬,只要求书店能够提供一个聚会的场所和给一顿便饭。但这件事最终没有谈成。
  正当魏建功为联系不到出版单位犯愁时,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他到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先生告诉魏建功,上级有关领导想让出版总署把当时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大辞典编纂处接收过来,叶老问他:“我们把大辞典编纂处接收过来之后,你能不能来主持工作?”魏建功一听要他来编字典,立即表示乐意干,只是困于自己正担任着北大中文系主任一职,必须摆脱,才能有时间和精力从事编辑字典的工作。
  5月23日,叶圣陶给当时主持北大校务的汤用彤先生写了一封信,请他撤掉魏建功中文系主任的职务,以便有时间来出版总署主持辞书机构。6月,北大撤销了魏建功的行政职务,只保留教学任务,魏建功即开始积极筹备组建辞书机构。8月1日,辞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他给机构起名为“新华辞书社”,未来的小字典也被定名为《新华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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