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腿走路”的剧目方针提出前后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大地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中央多次强调要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此后，文艺界开展了一系列错误的政治批判。特别是毛主席对文艺问题所作的两个批示公开发表后，就像发生了强级地震，波及到文艺界的各个领域。两个批示对建国后的文艺工作以及文艺队伍状况做出了错误的评价，也为有人要全盘否定文艺工作尤其是戏剧工作成绩，打击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提供了理论依据。笔者的父亲戴不凡先生，时任中国剧协机关刊物《戏剧报》副主编，他与许多长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在岗位上工作，自以为是忠实执行党的文艺路线的干部一样，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严厉指责，感到茫然困惑和不解。事情应该从1963年的首都戏曲工作座谈会谈起。

田汉说，《戏剧报》还是要两条腿走路

1963年8月29日，文化部、中国剧协、北京市文化局联合召开了首都戏曲工作座谈会。会议是在中宣部直接部署下进行的，主要是对戏曲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我父亲作了《谈历史剧的古为今用问题》的大会发言。会议结束后的10月中旬，上级让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郭汉城及我父亲住到翠明庄，一起修改周扬在座谈会上所作的报告，准备公开发表。

一天，周扬来到翠明庄，在了解报告修改的情况后，他对二人说：这次会议关于推陈出新的讨论收获很大。解放以后我们对戏曲采取的政策是正确的，既没有像“五四”时期那样全盘否定，也没有全部继承，而是鼓励各剧种的发展，因此戏曲得到发展。他说，何谓“陈”、“新”？“陈”，主要是封建主义，“新”是社会主义，但也可能出资产阶级之新，我们不能倒退。推陈出新的障碍是粗暴与保守，二者都违反艺术规律。要区别封建性和人民性，精华和糟粕等。我们对继承遗产究竟采取什么标准？到底继承什么？这些问题都要想清楚，如艺术表现技巧当然也要继承。神话和宗教有联系也有区别。神鬼戏的区别问题要讲一下，可以短一点，鬼戏在文章中可以谈。他说，写鬼戏的文学作品也有好的，如《牡丹亭》、《窦娥冤》等，少数演几个，其实也无所谓。鬼戏的问题是由于演得太多了，所以要批。前两年报上竟发表了一二百篇捧鬼戏的文章，反映了一种社会思潮、倾向。文章不要平铺直叙，要尽量想反面问题。中心问题是谈推陈出新，要谈陈和新、古和今，神和鬼等关系问题。最后他对二人说，一定要把问题想清楚、想透彻再写。现在有些人自己都没想清楚没搞懂的问题，也来写文章评论。

根据周扬的这些意见，二人又继续工作。郭汉城负责修改“封建道德”、“艺术革新”这两部分，我父亲则负责修改“推陈出新”、“神话和鬼戏”、“历史剧和现代戏”三部分内容。修改过程中，他们常互相交换意见。一个多月后，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苏一平来电话索要周扬报告的修改稿，郭汉城和我父亲在交稿前又逐段仔细通读了一遍，才把稿交上去。至此，修改报告的工作暂告结束。

12月18日，即中国剧协召开第四届常务理事扩大会的前一天，中午时分，田汉派车把父亲从翠明庄接到他家，询问戏曲工作座谈会上周扬、林默涵讲话的主要内容及报告的修改情况（座谈会期间，田汉正出访朝鲜）。父亲把他们发言的记录给了他。田汉说：明天就要开会了，我来不及看，你把重点指给我。听完父亲的汇报后田汉又问了一句：“会上他们都谈了两条腿和三者并举？”父亲肯定回答后问，前两天听张庚说江青最近在抓剧团和演员，要大力提倡现代戏。《戏剧报》怎么办？田汉说：这我也听说了，还听说主席也在大力提倡现代戏。但是我们《戏剧报》还是要两条腿走路。不过要把重点——现代戏突出，其他东西也要一点。

关于“两条腿走路”方针提出的始末，还要追溯到1958年首都戏剧界跃进大会结束之后。当年4月，杭州越剧团带了《关不住的姑娘》等现代小戏来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前门火车站、百货大楼前等地进行街头演出。当时北京舞台上鲜有表现当代生活的戏，更无剧团在街头演出。演出后《人民日报》记者特地找到父亲说：杭州越剧团的街头演出对首都舞台冲击很大，剧团又是从你家乡来的，你得写文章宣传一下。当时父亲正忙于筹备纪念关汉卿戏剧创作七百周年大会，并准备为郭沫若起草纪念大会的发言稿，他告诉记者，没有准备写越剧团的文章。但记者一再请他写，还索要甚急。理由是剧团来京演出好几天了，舆论界不见反响说不过去，并让他当场拿笔就写。父亲只好牺牲睡眠通宵赶稿，次日上午交稿，第三天，《看杭州越剧团的演出》一文便见诸《人民日报》。

几天后，中国剧协副秘书长伊兵让记者通知父亲，说周扬要找杭州越剧团谈话，让他也参加。路上父亲问记者开什么会，回答说伊兵给周扬打电话，汇报浙江各剧团和杭州越剧团来京演出的情况，因浙江剧团影响很大，希望周部长能明确表示一下态度。今天星期天周扬有空，便来剧协找越剧团谈话，绍剧团的人员也一起来。父亲听后心情有些紧张，因他的文章见报后，伊兵曾让人带口信说应先听听中宣部对越剧团演出的意见，再写文章也不为迟，老戴的文章发表得太急了！还有就是越剧团演出后，他听见编辑部有人议论说，如果这样搞下去，还要不要演传统戏历史戏，要不要剧场演出。

会议开始经过一番漫谈后，周扬说，今天不是一个正式的会，主要是听你们谈谈情况，来京演出后对北京有什么意见。大家发言时，周扬不时插言询问，如：绍剧上座好不好等。杭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唐向青向周扬提出，希望更多地听到北京评论界的意见，周扬指着坐在对面的父亲说：“你们这些评论家为什么不写文章呀？越剧团的演出好得很嘛！”父亲说他已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周扬说：“啊，我官僚主义，还没有看你的文章。但是你写一篇不够，还应当再写。是你们浙江的戏嘛！”他对越剧团说：你们的现代戏很好，值得大力宣传，剧团上街头演出很好嘛！但越剧团还应当和绍剧团一样，多作一些剧场演出。越剧团的现代戏要好好评论，绍剧团的传统戏也应该好好评论，《龙虎斗》就很好。伊兵说：“绍剧的《女吊》很精彩！”周扬说：“《女吊》，鲁迅肯定的嘛！你们能演，我要看看。”最后，周扬作了长篇发言。他肯定了越剧团在街头、田头作广场演出的重要意义，谈到提高剧场演出艺术以及编演现代戏的重要性，同时强调要重视历史剧与传统戏的演出。他认为，表现新时代和继承传统都不能偏废，在提倡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同时也要重视传统，鼓励创作新剧目的同时也要继续整理改编旧有剧目。周扬对戏剧工作“双管齐下”的方针，就是这次座谈会上提出来的。

座谈会后，《戏剧报》发表了周扬与杭州越剧团谈话的纪要，《文汇报》等也摘要转载。剧协为此召开了座谈会，田汉在会上发言说：周扬同志告诉我们要用两条腿走路，过去在这方面总是摇摆不定，强调搞现代戏就把古典剧目丢掉，以为演古典剧目就是落后；后来政府对挖掘整理遗产和继承传统作了强调，又有人把这方面强调过当，现代生活的剧目几乎绝迹。我们用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单靠传统剧目显然是不能完成任务的。他后来又补充道：周扬同志说作家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是继承传统，一是表现现代，这好比用两只脚走路，不能偏废。会后，《戏剧报》在刊载座谈会发言纪要时，田汉亲笔题写了《用两条腿迈向戏剧的新阶段》的标题。从此，“两条腿走路”的剧目方针就被正式确立起来。但事隔仅三个月，这一方针便被“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提出的“以现代剧目为纲”的口号替代，这是后话。

苏一平说，我们只有一个党，没有两个党

1963年12月19日，中国剧协召开了第四届常务理事扩大会，田汉在讲话中号召戏剧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生活，繁荣现代题材的创作，提高现代戏的演出质量，并深入开展戏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讨论。27日大会闭幕那天，《戏剧报》主编张庚找我父亲及编辑部正副主任谈工作，主要是安排64年1月号的选题和版面。张庚说，河南豫剧院三团以传统的豫剧形式编演了《朝阳沟》等60余个现代戏，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借鉴。1月号要着重宣传河南豫剧院三团，把它作为头条。老戴负责抓好这个头条，其他事情就不必都管了，最近他在翠明庄赶写几篇文章，身体不好，可休息几天。父亲按照张庚的要求，组织人力去搞豫剧院三团的情况。几天后，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来京演出《芦荡火种》。父亲向张庚建议，把沪剧团演现代戏的经验作为1月号的第二重点，张庚表示同意，他们都想在一月号着重宣传现代戏。

12月25日，华东话剧观摩会演在上海举行。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在开幕式的报告中指出：“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有些地方，舞台上居然在那里宣传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起着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作用。有些人，特别是还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干部，对此不痛心、不干涉、不制止、不反对，甚至还去找理由替它辩护，岂不是咄咄怪事。”当时，毛泽东于12月12日对文艺界所作的批示尚未公开发表，所以柯的讲话，在文艺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对于华东会演的报导及相关领导的讲话，编辑部原计划排在2月号集中编发。后来参加会议的《戏剧报》其他领导到上海后，突然函电交加，向主编建议要在1月号上华东会演的稿件，转载柯庆施的报告。张庚找父亲商量，认为柯的报告由新华社播发后，全国各报已于12月26日发表，《戏剧报》在一个月后才能出版。毛主席在1964年元旦晚上观看了豫剧《朝阳沟》，如果一月号上柯的报告，在版面上会影响宣传《朝阳沟》和沪剧《芦荡火种》，因此二人意见一致，认为二月号集中宣传华东会演为宜。另外，柯在报告中对“推陈出新”的解释与其他领导的解释不同，由编辑部自做决定匆忙发表是不合适的。

说实在话，当时父亲对柯的报告有两点搞不明白：一是写十三年的问题，二是对“推陈出新”的提法。1952年以来，周扬对推陈出新的提法一贯是这样的： 陈是基础，新是目的。新不能离开陈，新的东西要在陈的基础上产生出来。这个提法，不久前的会上周扬再一次重申。而柯的报告却直截了当地说要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之陈，出社会主义之新。这样一提，对如何继承文化遗产将是个难以解释的问题。另外，父亲当时也主张多搞一些现代戏，但觉得在整个戏剧领域内，演现代戏的问题是出在戏曲剧团方面，而不是在话剧方面，话剧演现代戏不存在什么困难。华东搞的是话剧会演，这对于促进戏曲演现代戏的作用到底如何，还应该再听听各方面的反映。

元旦过后，张庚找到父亲，说他与剧协党组研究后，决定请党组派张颖去上海借解决田汉问题之便（风闻田汉到上海后，讲话不小心，又一次“走火”。华东局对剧协常务理事会有意见，张颖去是为了协调关系）与柯庆施面谈，请他把报告修改后，交《戏剧报》发表。张颖抵沪后不久，与会的编辑部记者便寄来华东会演的报导稿，主要是摘录柯的报告和某戏剧学院党委书记的祝贺文章，并附信传达与会领导的意见，即报导是经华东宣传部长亲自审定修改定稿的，希望不要改动，在1月号用最显著的位置刊出。

大家看了两篇文章后，感觉报导的有些提法与周扬的提法不一致，而学院党委书记的文章属于表态性质的。张庚看后，认为这两篇文章在1月号上发表分量不够，他认为华东会演很重要，搞得草率反而会引起意见。1月号还是以宣传豫剧院三团及上海沪剧团的文章为头条和重点。等华东会演结束后，在2月号上再好好宣传一下。

当时《戏剧报》刊发的重要文章，都要送中宣部审查。由于是否在1月号刊发华东会演稿件的问题上有分歧，父亲决定把稿件校样送审中宣部。三四天后苏一平打电话来，让编辑部负责人立即去他那里。父亲和编辑部主任在他办公室一坐下，就见苏一改往日的和善和客气，表情严肃地指着桌上的校样说：你们为什么把工作做得这样草率？报导中引用柯老的报告就没有很好地推敲，不应当把这样的文章送文艺处审查。父亲说，报导是华东宣传部长亲自改定的，编辑部领导特地嘱咐不要作任何修改。我们作具体工作的感到为难。苏一平说：这样的报导，不行。需要修改！父亲说：如果寄回上海修改，发稿来不及；如果让我们来改有困难。苏问其中的原因，父亲回答说，一是写“十三年”的问题。二是推陈出新的提法和周扬不一样。编辑部就有人提出“我们是听中宣部的，还是听华东局的”问题。苏一平板着面孔，用手拍着桌上的校样说：“我们只有一个党，没有两个党！”听了这番话，大家全都愕然了。半晌，父亲请示道，究竟如何修改这篇报导？如遇到柯、周二人提法不一致的地方怎么办？苏说，你们认为哪些需要报导就报导，你们要摘引，那就根据你们编辑部的理解去摘吧！父亲说，上海《新民晚报》上有些杂文的精神和戏曲推陈出新座谈会的精神不太一样。苏一平说，我们没有注意，找来看看再说。

出了大门，随去的主任对父亲说：“苏一平说话真稳！”回办公室后,他们把谈话内容对编辑部其他同志说了, 大家认为“我们听中宣部的，准没有错。”苏一平的意思大家领会得很清楚，那就是听周扬的。

几天后，张庚转给编辑部一封信，信是编辑部另一领导从上海写给他的，内容很简单：华东会演结束在即，一月号最好还是能转载柯老的报告。这时齐稿日期已到，编辑部往上海打电话，问是否还有华东会演的其它稿件？答曰：没有。但当时可发的稿件只有三篇：一是柯庆施的报告，如果发，已较《人民日报》晚了一个月，而且柯已答应张颖，修改后交给编辑部；二是报导，三是学院领导的文章，但后两篇已被苏一平给否了。         

按编辑部以往惯例，可在杂志上先发一篇报导。因此，父亲与编辑部主任商量，说干脆建议张庚先把报导发出去算了。主任说，“我们究竟受中宣部领导还是受华东局领导，将来中宣部批评起来谁负责？”父亲觉得他的话有理。

参加会演的领导回京后，父亲向他汇报了与苏一平谈话的主要内容。领导的意见是，1月号一定要上华东会演的稿件，否则会犯错误。父亲再三问他华东会演的具体情况究竟如何，领导缄口不言。后来他们去张庚那儿开碰头会。当时，父亲对柯报告中的论点实在是搞不清楚，但会演已结束，想到如果1月号上只字不提会影响与地方的关系，因此说，“还是发了吧！”张庚说：柯的修改稿寄来怎么办？将来修改稿寄来又得重发一次。最后大家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张庚的意见：1月号以豫剧三团作头条；华东会演留到2月号，好好搞一下。

1月号齐稿的那天上午，剧协的负责人赵寻匆匆来到编辑部，说：华东会演这样的大事，一月号上还是应当反映，否则会犯错误。大家问没有稿怎么办？柯庆施的报告，已答应修改后给我们，2月号上。赵寻问大家，华东局宣传部长的报告怎样？有人说转载其报告分量不够，而且报告中还牵涉到文艺理论上的某些具体问题，可能会引起不同看法。赵寻说：“那怎么办？反正华东会演的稿子一定要上。”有个在翻阅《文汇报》的同志说，魏文伯的闭幕词不错，他是华东局候补书记，可以考虑转载。赵寻问父亲的意见怎样，父亲说，他的文章还没来得及看，宣传部长的文章没有看完。赵寻当即命人把两篇文章剪下来，让父亲到他办公室去看，然后提出意见。看完剪报后父亲说：那篇报告可能会引起不同意见，以不转载为宜；闭幕词说得比较平稳，可以转载。赵寻看了魏的闭幕词后，也觉得作为头条转载很合适。于是编辑部删去了报导中写十三年和对待遗产问题的内容，把报导修改、补充后与魏文伯的闭幕词编为一组，送中宣部文艺处审查，苏一平看后没有再提什么意见。

林默涵说，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历史不能忘记

华东话剧观摩会演期间，剧协在组织干部政治学习时，大家就议论诸如什么叫社会主义戏剧？是否只有写十三年才算是社会主义戏剧？《白毛女》、《红岩》算不算社会主义文艺？提倡写十三年，传统剧目怎么办？推陈出新工作是否意味着只搞现代戏等问题。大家请父亲发言，父亲说：就整个戏剧领域、戏剧舞台来说，社会主义戏剧必须大力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题材的比例上必须占压倒优势。但就每部具体作品来说，确定它是不是社会主义的，主要还是应当看它的思想和观点。这时有人插话不同意父亲后半部分的观点，父亲反驳说，如果只看题材，不管思想观点，那么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度及其起源》算什么性质的作品？关于推陈出新，父亲说他同意周扬的观点，即推陈出新是全面的，包括：现代戏、传统戏、历史剧。当前的问题是现代戏太少了，占压倒优势的是传统题材和历史题材的戏，因而大力提倡编演现代戏，甚至在一个时期内把搞传统戏和历史剧的工作暂时搁下来是可以的，但说推陈出新只意味着搞现代戏，就会将整理改编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的工作排斥在推陈出新之外，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是将解放以来的戏改工作给全盘否定了。父亲的这些观点与华东会演的精神相左，这就为文革中剧协的造反派留下了把柄。

毛泽东在1963年12月12日对文艺界做了批示，而批示的内容，直到1964年2月6日才向各协会的党外领导干部公开传达。批示中指责许多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云云。父亲这才明白1月号要上华东会演稿件的重要性，也明白了周扬报告送出后没有叫他们再修改的原因。

1964年3月在剧协召开的一次会上，赵寻请大家谈谈最近一段时间看到、听到、想到的有关戏剧方面的情况。父亲发言谈到这样几个问题：一是社会主义戏剧必须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服务，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在于广义地还是狭义地理解“政治”二字？为政治服务，是不是就不要娱乐性的剧目了。当然，自己不主张把娱乐性的剧目搞得喧宾夺主，数量太多。但是否可以有一些？二是《新民晚报》上有文章说，旧社会那些看旧戏的人，都是“饱暖思淫欲”的人。自己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旧社会的农民也是看戏的，难道他们也是“饱暖思淫欲”？对传统剧目这个遗产是否一概否定了之？如果这样，是否还要区分精华、糟粕？如何理解列宁一个民族两种文化的名言？三是如果只提倡写十三年，那么，还要不要写革命历史剧？如何通过舞台对观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最后赵寻把问题归纳起来：一、什么是现代戏？我觉得原来的结论还是对的，即包括革命历史剧和十三年；二、什么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艺？是否只是反映社会主义生活的作品才算社会主义文艺？这个问题要进一步研究；三、不能说反映什么题材，作品就是什么性质的。要从作品的观点上去看；四、我们的整个文化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否容许同盟军存在？会后，赵寻把会上大家发言的要点——包括我父亲与柯庆施报告中观点不同的那些意见，向上级作了汇报。

4月3日晚，在剧协召开的话剧作者座谈会上，林默涵对大家说，在一个时期内不演历史剧没有关系，但从长远来看，舞台上不能排斥历史剧。历史教育很重要，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历史不能忘记。外国戏也要演，不演革命的外国戏是错误的。很显然，这些言论与柯庆施的报告观点是针锋相对的。父亲觉得林默涵讲话时情绪很激动，他认为是中宣部领导出来“纠偏”了。回家路上，他禁不住对同事说道：今晚林部长谈得很全面、深刻，我最感兴趣的就是 “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历史不能忘记”这句话。

6月5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开幕词中说：“我们从来不反对京剧演出一些好的传统剧目”，“要提倡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新编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戏”，“京剧里需要开一朵革命的鲜花，就是表现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斗争事迹的、表现全国解放以来阶级斗争和生产建设的现代戏。”其讲话精神与周恩来所说“我们不要只局限在写十三年，还要把近百年斗争、世界革命斗争都在自己作品里刻画出来”是一致的。这些观点，实际上是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和“三者并举”的剧目政策所作出的准确解释。这次大会共演出了35台京剧现代戏，包括田汉改编的京剧《红色娘子军》。

大会期间，《戏剧报》组织召开了由萧长华、盖叫天、周信芳、姜妙香、马连良、尚小云、荀慧生、徐兰沅、俞振飞、高百岁、梁一鸣11位老艺术家参加的“京剧十老座谈会”，会议由田汉主持。会上，大家一致表示拥护和支持演现代戏。但汇演还未结束， 6 月27日，毛泽东又对文艺界作了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果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批示发表后，广大文艺工作者更加震惊和不解。康生、江青却在演出大会上大肆活动，借提倡现代戏之名，否定“现代剧、传统剧、新编历史剧三者并举”的方针，并有阴谋有计划地打击迫害田汉等一批老艺术家。

之后，剧协开始对田汉进行批判。1965年春，剧协领导命父亲起草批判《田汉反党反社会主义文艺路线》一文的第二部分——戏剧主张，让他批判田汉在剧目工作上“两条腿走路”的反党方针。父亲提出：“田汉的‘两条腿’是从周扬的‘双管齐下’发展来的。批了田汉，会使人想起周扬，田汉反党，周扬算不算反党。”父亲认为说周扬反党，简直是不可思议，另外自己也是“两条腿走路”的积极执行者。后来，领导决定不再让他批田汉的“两条腿走路”。同时，《戏剧报》从上海组织稿件，对父亲写的《喜闻乐见和潜移默化》一文进行重点批判。虽然那时父亲还担任着副主编，但已不让他做具体工作了。当他偶然在编辑部看到这篇批判他的稿件时，便问领导：“你们在对我重点批判？中宣部批准了？”因为当时的重点批判文章是由中宣部控制的。

虽然父亲找理由不愿批判田汉的“两条腿走路”，又拿中宣部的“制度”做挡箭牌使自己暂时躲过批判。但在文革中，这些事都被剧协造反派翻了出来，并大肆歪曲事实，上纲上线。对刊发柯庆施报告一事，他们说父亲“大删大砍报导中宣传毛主席声音的地方，这是对抗毛主席批示，为阎王殿效劳的又一严重罪行”等等。1972年9月，我父亲被医生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不久，就又被勒令立即返回五七干校。当时父亲由16岁的二哥陪着，一路上走走停停，终于回到团泊洼，但等待他的却是一份宣布他政治上死亡的“结论”。结论说“戴不凡于１９５２年调来北京工作后，由于其反动思想没有得到改造，写作了大量吹捧封建戏剧宣传修正主义文艺理论的毒草文章，影响极坏，成为周扬文艺黑线在戏剧理论方面的骨干……１９６４年初，戴秉承旧中宣部的黑旨意，拒绝发表大力提倡革命现代戏的柯庆施同志在华东会演大会上的报告……戴在解放后写作了大量毒草文章；鸣放时期，配合右派攻击党的领导，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面对一系列不符合事实又自相矛盾的结论,父亲要求重新审核。可得到的答复是：“可见你坚持反革命立场！”父亲要求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列举证词，专案组的人说“你思想有问题，你不相信党！”干校连长说，结论是“最后定稿”，“一个字都不能再改动！” 他们觉得这样处理父亲已是格外开恩了，多次强迫他在结论上签字，并威胁说，如不签字，便不能请假看病。

正是这样一个“结论”，压得父亲长年积郁、愤懑，哥姐的前途也受到影响。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粉碎“四人帮”后，在林默涵伯伯的过问之下，最终撤消了原有的结论。在他去世之前，终于看到了上级机关下达的对他建国以后为党的戏剧事业所做大量工作的肯定和“政治历史问题是清楚的”的定论，同时他也看到了在农村插队的哥哥们考入了大学。

                                                写在父亲诞辰85周年之际

(原载<<纵横>>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