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可待成追忆

                           ——悼陈西汀伯伯

                                                    戴 霞

今年7月22日傍晚，我接到陈西汀先生的儿子陈为瑀的电话，说他父亲已于昨日去世，并详细述说了去世前后的情况。放下电话，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虽然我知道，近几年来，陈伯伯身体不是很好，但他一直都在与病魔作顽强的斗争。在此十几天前，我姐姐还接到陈伯伯的一封信，说起前段时间身体不大好，曾进医院检查，最近已经好多了。没有想到，陈伯伯走得这样突然。如今，伯伯写给我的条幅还挂在卧室的墙上，他寄来的婴儿服也穿在我那刚满半岁的儿子身上，而他，这位热心善良的老人，却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

几个月来，我一直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在此，我想把知道的关于陈伯伯的事情写下来，以寄托哀思，并与所有热爱陈伯伯的人们共缅。

                  生花妙笔  谱写古今

陈伯伯是上海著名的剧作家，他一生创作了50多个剧本，而且大部分均“活”在了戏曲舞台上。诸如人所共知《七雄聚义》、《长平之战》、《屈原》、《花木兰》、《郑成功》、《三元里》、《淝水之战》、《红灯照》、《沙恭达罗》、《调风月》、《澶渊之盟》、《尤三姐》等。特别是《澶渊之盟》，由周信芳、赵晓岚主演,演出后颇受好评，是公认的麒派艺术晚期的杰出代表作；还有童芷苓主演的《尤三姐》，于1963年被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和香港金声影业公司联合摄制成电影；《七雄聚义》由盖叫天主演，收入1954年上海电制片厂摄制的《盖叫天的舞台艺术》之中。陈伯伯对现代戏创作也有所尝试，他根据金山的同名话剧改编的反映“二七”大罢工的现代戏《红色风暴》，是建国后国家剧院较早上演的京剧现代戏之一，剧本被选参加1959年莱比锡国际博览会。此外他还创作了《崇高的礼物》等现代戏。

陈伯伯和我父亲戴不凡先生生前是极要好的朋友，他们1954年相识于上海华东戏曲研究院，曾一起住在杭州盖叫天先生家里，帮助整理审定其演出剧目。以后，又一起参加整理周信芳先生的演出剧目。在数次合作中，他们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也与周信芳、盖叫天两位老艺术家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文化革命中，戏曲界是重灾区。陈伯伯和我父亲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这期间，他们仍频频通信，相互勉励，等待着云开雾散，重新为祖国的戏曲事业贡献力量。

在新的历史时期，陈伯伯焕发了更高的创作热情。他根据古典名著《红楼梦》，创作了一系列剧目。主要有：《尤二姐》、《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刘姥姥与王熙凤》、《王熙凤》、《元妃省亲》、《鸳鸯断发》、《妙玉》以及黄梅戏《红楼梦》。此外，他还创作了《汉武帝与戚夫人》、《汉宫双燕》、《新蝴蝶梦》、《桃花宴》、《神剑》、《长生殿》等剧。其中的不少剧目曾赴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新加坡、日本、美国等地演出，受到广泛的欢迎和好评。

陈伯伯不光是一名出色的编剧家，而且在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曾获1984-1986年度上海文学艺术评论奖。上海东方电视台还为他做过《大音希声——戏曲作家陈西汀》的专辑，上海文化局也为其出版了剧作专辑。

陈伯伯一生能创作出这么多的戏曲作品,除了他辛勤耕耘并善于为演员写戏外，还来自于自幼对京剧艺术的喜爱。我每次到上海去拜访陈伯伯，他都会对我谈起许多往事。从他口中，我知道陈伯伯出生于一个书香之家，他家里有不少如《西厢记》、《牡丹亭》之类的藏书。7岁时，由父亲教其读书，到13岁时就读完了《诗》、《书》、《左传》、《古文观止》等。那时候，他经常和村里的小孩子们在辽阔的田野上玩耍嬉戏，还随口唱些山歌小曲什么的。那时候，陈伯伯的兴趣十分广泛，对戏曲、音乐、体育都非常喜爱。他会拉胡琴，会吹笛箫，还特别喜欢踢足球，甚至武术、太极拳也能来上几套。他家的附近，有一个道真观，里面有四个道士，还住着一个男人带着三个儿子。那里琴棋书画样样俱全，陈伯伯对此非常着迷，便经常到那里去玩，有时甚至拿着草席住在道观。在那里，他学会了弹奏乐器，学会了唱清曲，并且阅读了大量的古籍经典。这段生活，为他以后从事专业戏曲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澶渊之盟》  创作前后

    陈伯伯建国初期曾先后在南京京剧团、江苏省京剧团、华东戏曲研究院工作。1955年上海京剧院成立，陈伯伯便又到这里担任戏曲编剧。周信芳先生是该院的首任院长，陈伯伯与周先生一起工作了十几年,他从这位戏曲表演大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周先生的敬业精神使之终生难以忘怀。

陈伯伯曾对我说起他创作《澶渊之盟》的一些情况。那是1961年初，戏剧界正开展关于历史剧的讨论，陈伯伯想创作一部关于澶渊之盟的戏，想听听我父亲的意见。当时父亲正在撰写研究岳飞的文章，为了追溯靖康之祸的根子，他翻了许多有关澶渊之盟方面史料。翻过之后，觉得这段历史的本身，就是一出很好看的戏。以往旧戏中寇准这一形象，给人的印象总是很窝囊，他建议陈伯伯在创作《澶渊之盟》时，能将历史上寇准的真实面目写出来，这样才能使人“耳目一新”，使它成为真正的新历史戏。父亲认为，剧中扮演寇准最理想的演员当推周信芳，因为理想中的寇准是个诗人兼政治家，周先生很擅长演这类性格刚强的人物，并且自身就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没什么文化的人是演不了这个人物的；再者，这个戏在舞台艺术的各方面尝试创新，周先生不是墨守成规的演员，他爱革新，因此由他来演寇准是再合适不过的。父亲让陈先生把他的想法去找周信芳先生一谈，又将有关这段历史的材料寄去。陈伯伯接信后，便去找周信芳院长，向他谈了父亲的建议。周先生听了大感兴趣，于是就把《澶渊之盟》列入到1961年上海京剧院的创作计划中去了。为了演好这个戏，周先生自己也钻到《宋史》中找“感觉”去了。

在《澶渊之盟》中，周信芳先生担任导演，并饰演寇准这一角色。这是他晚年演出的最后一部大型历史剧。剧中，他出色完美地塑造了寇准这一艺术形象，获得了广泛的好评。这个戏，也是编导、演员默契合作的结晶。说到此处，陈伯伯又谈起这样一件令人感动、令人难忘的事：

“当年在外地排这个戏，一天晚上，大家都熟睡了。我被敲门声惊醒，打开门一看，是周院长，原来他是来商量剧本的。他告诉我，把剧中一句唱词里的一个字给改了，他还当场唱给我听。我一听，觉得这个字改得非常好，很恰如其分，显示了周先生很深的文学修养。其实就为一个字，到明天早上再说也不迟。从这里，可以看出周先生对工作是多么认真，对作者又是多么尊重。他从不以院长压人，以大师自居。《澶渊之盟》之所以能取得很大成功，真不知道花费了老院长多少心血！”

陈伯伯还对我说：1961年年底，周信芳先生来北京演出时，都不忘记带上剧本，他说要趁在北京时，请戴不凡同志看看，提提意见。其实，周先生已然功成名就了，他完全可以象别的演员那样，编剧怎么编，他就怎么演，更不用花那么大的力气，戴上老花眼镜去读什么《宋史》和其他的相关材料的。这就显示了周先生对于戏曲艺术的不断探索，不断追求的境界。

陈伯伯每次谈及与周信芳大师共事的这些往事，眼睛总是湿湿的。想到这位人品极好，艺术造诣很高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在十年浩劫中却死得那样悲惨，就更使陈伯伯的心情难以平静。

《逼上梁山》  戏外之事

1977年夏，著名戏剧家马彦祥先生应北京京剧团之邀，导演京剧《逼上梁山》。剧本是根据1943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本改编的，原剧共3幕27场，演出4个多小时。马公（我父亲生前这样称呼马彦祥先生）看到这个已经压缩到10场戏的本子，觉得有些地方仍不大满意。于是，他拿着这个戏的打印本到我家，请我父亲提提意见，并帮助修改。马公走后，父亲连夜干起来，有些地方甚至进行了大的删改。如将原来的第八、九场合并成第八场，另写第九场，一些年代有误的地方予以更正：原稿序幕中的时间是“宋徽宗宣和三年四月下旬”，父亲查了史书，改为“宣和二年（1120年）三月下旬”。马公接受了父亲的一些修改意见，过了几天又把排练用的铅印本拿来，继续请父亲提意见。父亲看过彩排后，对该剧的表演又提出了一些建议。为了确保剧本的质量，他把剧本寄到杭州，请研究古典文学的老友谢狱先生提提意见。谢狱先生看后，把自己的想法和修改意见写信告诉了父亲；之后，父亲又把剧本寄到上海，请陈伯伯提意见，并告之，可直接动笔修改。对于写剧本，陈伯伯当然是行家里手，而且他幼时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10来岁就能吟咏，后来，又有丰富的剧本创作经验。所以经他之手修改的唱词，诗情画意寓于其中。

当时父亲索要甚急，使陈伯伯累得不轻，血压也升高了不少。改完后把剧本寄还时，生性幽默的陈伯伯信手写了几首打油诗，有两首是这样写的：

十年不把夜车开，今日重开“吃力哉”！

吃力也终开不好，歪歪扭扭“上山来。”

一纸书传北雁声，知音何幸遇“林”君。

要他好上梁山泊，累我频吞“降压灵”。

父亲仔细阅读了陈伯伯修改的剧本，深为老友封存了十年的妙笔又开新花所折服，但也为他因此而累得频频吞下降压灵而抱歉。所以在回信中，父亲除表示感谢外，也写了一首七言律诗：

晨封一柬到江南，夕逼陈抟也上山。

十载梦中存妙笔，一朝启牍愧江淹。

忧无后海烤羊肉，惊悉申江降压丹。

但愿歌场同并坐，看他折辩虎堂前。

诗中的“陈抟”，是父亲对陈伯伯的戏称；“后海烤羊肉”一句，是回忆五十年代我家住在后海之滨时，陈伯伯到北京来，二人曾在后海的烤肉季对酒高谈阔论之事。诗中流露出他对老友的思念之情，他盼望着能与陈伯伯早日相见，共同观看这出《逼上梁山》。

《中国京剧史》一书曾提到北京京剧团的《逼上梁山》“在唱词上也作了提炼加工，较有诗意”，我想，这里面是有陈伯伯大量的心血的。其实，这部戏本并不是我父亲搞的，在现在的某些人看来，他根本没有必要为此花那么大的气力，更没有必要拉上千里之外的两位好朋友一起受累，去干这种既无名又无利的傻事。到现在为止，也鲜有人知道他们三个人曾为《逼上梁山》的演出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但是，为了使这出反映我国古代农民起义的戏能以崭新的面貌，高水平的质量出现在“四人帮”倒台一年后的戏曲舞台上，他们三人毅然与马彦祥先生在“梁山”会合，没有人想到名利，想到的只是怎么将这出戏锤炼得更加完美，使之更长久地活跃在戏曲舞台上。

鸿书不断  情意绵绵

    我们兄弟姐妹和陈伯伯通信是在1980年。年初三那天，父亲突然去世。面对这个沉重的打击，我们一家人陷入无比的悲痛之中。这时候陈伯伯来信，劝我们要节哀，要保存好父亲的文稿，以待日后整理出版。有什么困难一定来信告诉他，不要怕麻烦他。以后，他每一次来信都询问我父亲书稿整理和出版的情况，以及一家人的生活、工作、学习近况。他曾说，我有三个孩子，加上你们一共是八个，我会象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惦记着你们的。

当我们在编辑整理父亲的文稿中遇到问题时，总是写信向陈伯伯请教。父亲的《百花集三编》即将付印时，我们和出版社的编辑都想到应该请父亲的恩师，著名的戏曲理论家赵景深先生为此书写个序。但想到赵先生年纪这么大了，实在不太好意思麻烦他。在我们左右为难时，便写了一封信给陈伯伯。陈伯伯在信中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回信让我们将该书校样寄过来。收到校样后，陈伯伯马上又让为瑀将校样送至赵家。赵景深先生认真地看完校样后，为此书写下了3000多字的序言。在序中，赵景深先生对我父亲的治学态度予以充分肯定。正是在陈伯伯和赵景深先生的支持帮助下，父亲的著作得以顺利出版。

算起来，我们和陈伯伯通信长达22年。而22年前，父亲和陈伯伯的通信也有26年之久。后来我们想到，应该搜集整理一下我父亲的书信，因为这对将来研究建国后戏曲改革的历史可能大有益处。2001年夏天，我二哥在上海见到陈伯伯时，把这一想法告诉了他。他听后非常高兴，并表示等他闲暇之时，身体好些，将他与我父亲的通信找出来。

这年的11月12日，伯伯给我来了一信，其中写道：

“愚伯身在病中，但总是忙忙碌碌，似乎也闲不下来。每日吃三顿药，

 看看报纸，再睡睡觉，散散步，上上医院，一天又一天，今年混得差

 不多了。本年度真的没有写一个字，写过的剧本文章想动手整理，

 还有些待写的东西，不知哪一天才能提起笔来。回头看看你父亲数十

 年间，写下了那么多东西，真使我感叹！今年一月份出院时，拿一本

《辞海》腰就痛了。大半年下来好多了，拄杖走三五百步，甚至打套太

 极拳，向好的方面发展。明年如能更好些，要开始做些什么才好……

 这些天在书稿、文稿堆中，一包一包，一袋一袋，找寻你父亲的信。

 先寄去三封：一封是55年8月我结婚后寄来的，与学术无关，内有他

 第一次写给我的打油诗两首，是我们感情的记录，留着看看，于此，

 也可了解你父亲的风趣与深情；一是75年寄来的，那时形势稍微松动，

 四人帮还正在嚣张时候，信的最后部分，记得是你父亲发牢骚的“危

 险”话语，我裁下来，搁到别的地方去。因为是一个小条子，难找到

 了，很遗憾。他敢写，我未敢留。但仍可以窥见你父亲受迫害时的愤

 怒，以致这封信难以还原其完整了；另一信是四人帮垮台之后，是你

 父亲和我讨论戏本最具体最细致，花了大工夫的一封长函。这三封信

 先复印寄给你们，原函暂留这里，等你们姐妹有人来上海时带去，因

 为邮寄会有万一遗失之误。其他还有，如讨论《逼上梁山》的信，我

 在写文章时引用过他的诗和材料，我继续找，会找到的……

陈伯伯帮助我们找信件，花了那么大的精力，而且又是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进行的，真使我们过意不去。陈伯伯过去是学校里的运动员，有很好的健康底子，我想，他的病一定会渐渐好起来的。在千里之遥的北京，我默默地祝福他健康长寿。他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他计划着今年把自己的剧本整理好，还要完成《红楼梦》的戏剧系列……

可是现在，陈伯伯却悄然走了，他的宏伟计划无法完成，留下了终生的遗憾。值得慰藉的是，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陈伯伯的戏剧代表作将由家人整理，不久就会出版。更多的读者会从中领略到陈伯伯的才气，从中得到美的享受。我想，以后我会常常读陈伯伯写的书，看他写给我的信，从中体味伯伯带来的温暖和关怀。而想到与伯伯20多年的通信从此终止，不禁悲从中来。

(载<<剧本>>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