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作为地理、生计、风俗、宗教结出的果实，也被夏曾佑视为一项重要的历史内容。所谓政治，主要指“关乎皇室者，如宫廷之变、群雄之战”，也包括“贼”即农民的起义。他把两汉的历史归结为宦官、外戚、方士、经生四类人的相起仆;对两晋南北朝，则大写贾后之乱、八王之乱、王敦之乱。对统治者的荒淫残暴，也时予揭露和抨击。例如《战国之变古》说：“战国之刑，不得谓之国律，皆独夫民贼逞臆为之者也。”《秦于中国之关系》则说：“夫专制者，所以为富贵，而其极，必并贫贱而不可得。嬴氏可为列朝皇室之鉴戒矣。”相对来说，夏曾佑对经济、文化、科技等则很少着墨或根本不提。如两汉，既不讲司马迁、班固的史学，也不讲汉赋文学，更不必说张衡的科技成就了。

　　《刊印宪政初纲缘起》说，中国历史所书，只是一家之兴替，而无民族全体之史。这当然与梁启超《新史学》一致。《武帝儒术之治》说，汉高祖只是汉朝一家之皇帝，秦皇、汉武则是中国二十四朝的皇帝;教科书第三册开篇则把中国历史归结为孔子、秦始皇、汉武帝三人的历史;《景帝名法之治》更是对秦皇汉武的“历史决定作用”大书特书。这些，与梁启超、陈黻宸等人提倡的“写民史”主张，又显得很不协调。那个时候，努力把“民史”主张付诸实践的，是陈黻宸。

　　历史认识的特点取决于历史对象的特点。《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说：“古人死矣，古之人与其不可传者俱死矣。色不接于目，声不接于耳，衣裳杖履不接于吾手足。”这是说，历史对象的特点与性质，在于它的一去不复返和不可实验，认识者无法面对认识对象。

　　那么，通过什么去认识历史、历史又依靠什么流传下来呢?他说：“然则何以知有古之人?古之人则未有文字之前赖语言，既有文字之后赖文字矣。举古人之事，载之文字，谓之书。”就是说，古人依靠由语言文字构成的“书”流传下来，所以只能以“书”作中介去认识古人。《中国社会之原》进一步说：“昆仑之东……此神皋奥区者，其出海面之年，其动植物之迹，其种人之兴替，地学未明，金石未出，不能明也。今之所恃以考古者，惟书存耳。”就是说，作为历史认识中介，除“书”之外，还有“地学”、“金石”等手段。

　　但是，第一，“书”有不同种类：书之纪人事者谓之史、书之纪人事而不必果有此事者，谓之稗史，“此二者，并纪事之书。”第二，“书”的真实性常常不可靠，因为“古人之书，以笔点漆，则移写难;简策繁重，则护藏难;篆隶变更，则传信难;焚坑迭起，则求备难。”从记载方面看，“自秦以前，其记载也多歧;自秦以后，其记载也多仍。歧者无以折中，仍者不可择别。况史本王官，载笔所及，例止王事。而街谈巷语之所造，属之稗官，正史缺焉。治史之难，于此见矣。”总之，“古人多设想之词，未可据以为实也。”“由不可恃之物，而欲求可信之理，难矣。”他认为，这种困难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增加，感叹道：“然此犹为往日之言也。洎乎今日，学科日侈，日不暇给。既无日力以读全史，而运会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又不能不亟读史。若是者将奈之何哉!”

　　这是很精彩的历史认识观点。对象不能直接接触，认识中介不完全可靠，认识主体原有局限，历史认识真是难上加难。那么，是否无法达到对历史的真实认识呢?夏氏认为不是。他说：“虽然，此犹用差器以测天，仍可得不差之数。事在人为而已。”“人为”的具体途径有两条：其一、读史之人应力求进入历史情境中去。《历史之益》说：“夫读史之人，必悉其史中所陈，引归身受，而后读史乃有益。其大概如此。”在与历史情境的视野融化过程中，认识主体的介入是积极的，所谓“有令人悲喜无端、俯仰自失者。”如此，才能与历史建立起真正的对话关系，达到“读上古之史，则见至高深之理想、至完密之政治、至纯粹之伦理”的效果。其二、要有存疑态度。《夏传疑之事》说：“既不得明证，存疑可也。”

　　对那些不能明确判定的历史对象，夏曾佑一律采取既不信其有、亦不信其无的存疑态度。他称“开辟至周初”的历史为“传疑之期”，因为“此期之事，并无信史，均从群经与诸子中见之。往往寓言实事，两不可分。”《上古神话》则采取将各家记载客观罗列予以评说的作法，指出读者只须姑妄听之。但由于荒诞记载中包含真实成分，故须运用有效方法予以鉴别，将信史与神话区分开来。对此，他在《神话之原因》中以炎黄为例说明之。后世所谓“疑古”，在他已有明确意识。特别是指出“群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