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思想3
夏曾佑的史学思想，首先表现在关于历史对象的选择上。他并非对所有的历史对象都不分轻重缓急地予以叙录，而是按照个人的理解，有选择、有侧重。教科书《凡例》说：“每时代中于其特别之事加详，而于普通之事从略。如言古代则详于神话，周则详于学派，秦则详于政术是也。余类推。”在这个层次下面，又各有轻重缓急，例如讲周人“皆先详其兴替治乱，而后讨论其宗教、典礼、政治、文艺诸事。”那么，什么是“特别之事”呢?既要看它在历史上的实际作用，更要看它对“今日社会”的影响。例如，黄帝蚩尤之役，是我国民族竞争的发端，亦即“吾今日社会之所以建立”，所以给予特别详细的叙述。
《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提出，地理、生计、风俗、宗教是国家政治的基础，宗教尤其重要。《战国之变古》说：“宗教之改革，此为社会进化之起源，即老、孔、墨三大宗是也。”宗教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和种的关系，二是宗教与外族逼处的关系。教和种的关系，他认为二者相辅相成，甲定则乙定，反之亦然。而宗教与外族逼处的关系，他认为是构成国家成立的根本。夏氏著书，即力求阐明外族逼处与宗教熏染的关系，进而上探国家成立之本。他所谓“宗教”或“教”，涵义宽泛。不仅基督教、佛教是“教”，而且儒、墨、道诸子以及某些原始信仰等“关乎社会者”，都是“教”，中间夹杂着一部分学术、风俗、教育而又与种族相关的内容，他统统“每于有大变化时详述之，不随朝而举也。”可见，“教”既是“宗教”，也指“教化”。
种族问题与少数民族相关，所以，夏曾佑对历史上的少数民族非常重视，视为一项重要的历史对象。教科书第二册凡例曾将该册纲要分为三端，其中第二端就是“关乎外国者，如匈奴、西域、西羌之类。事无大小，凡有交涉，皆举其略，所以代表。”与此相应，对边疆地理给予很大关注。对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及边疆史地的重视，构成夏著一个显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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