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母亲”-天堂纪念馆

       母亲1917年2月3日（农历正月十二）生于城南约一公里的大庄头村，后统称北庄。祖父少时因家贫远出家门到固原学做生意，祖母逝后，因为家境破败，父母结婚只好在李家坡老舅家完成，婚后随即去了固原。在固原，一方面面对继母与一父两母的兄弟关系，母亲免不了要受继祖母的虐待，父亲便想着回合阳为长远之计。当我三岁（1940年）时便让父亲带着母子二人回到合阳安家务农。

回来后面对着破败不堪的家庭重建母亲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白天农活又家务，晚间油灯下做针线，六个子女的养育是他最大的负担，为此父亲还雇用了保姆，常年一个雇工。

       解放后土地改革被定为地主，大部分土地、财产被分，其中自然包含着母亲的汗水、心血与辛劳，对此，她只能泪往肚里流！

1957年父亲被工作组整得含冤而去，在一次公社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母亲被提前通知到会，当主持人点“四类分子”名时，母亲站了起来，当问及父亲时，母亲答“死了”，主持人坐在那里，手臂撑着头，思考片刻，便让母亲站到前排四类分子队列，就这样轻而易举、不明不白的将“地主分子”帽子转戴在母亲头上，被列入另册，打翻在地。这就是政策，真是为所欲为，轻率又荒唐啊！

少年丧父（母），中年丧夫（妇），晚年丧子，是人生三大不幸。母亲与我们都占其一。仅此一点对母亲就是致命打击，足够她受了。且不说莫须有的飞来横祸！

       从此，一位一字不识，勤劳本分，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便失去了自由，被管制起来，在家要劳役，外出必请假，还要受某些村干部的训斥责骂。打扫巷道长达两年之久，酷夏、严寒无休止，大雪纷飞不许停，母亲很自尊，尽管自己就属于劳动之家、热爱劳动，但对这种侮辱性劳动非常抵触、又无奈，也是任何有尊严的人无法接受的。所以总是赶天明人们都还没有起床就早已完成自己的劳役任务，不愿让人看见。除此，还要给公社拆洗被褥，特别是村上个别干部甚至将自己家的衣被也交给母亲拆洗。开会要站端立正，稍有不慎便遭训斥，女儿蕊萍曾亲眼看见某村长踢她婆的脚，嫌没并拢站端，心里气愤又难过。有一次明明是被通知开会，母亲与其他两位遭同一厄运的妇女远坐在一个角落，这位村长看见，竟然恶狠狠大骂：“今天是一个干净的大会，四类分子滚出去！”赤裸裸的人格凌辱！芝麻官位，年龄不大，竟如此不识长幼，举止粗鲁，出言污秽，可见其教养之差，品德低下，实在是他个人、家庭及社会的耻辱与悲哀！有人同情的说：真是人瘪了狗都欺负！

       那时，无论哪里有集市都要母亲去示众或陪庄，每次去龙王庙，家在附近李家坡的老舅都十分关切的去看望，完了，便叫去他家吃饭，安慰、宽心！每次母亲一旦外出，弟、妹们无不悬着一颗心，生怕她又遭什么罪！

        据二妹灵芳回忆说母亲在水利工地住在一个土窑洞，他去看望时母亲坐在只铺着半个麻袋片的土炕上纺棉花，心里一阵寒酸，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舅父曾多次怪怨母亲没有将此遭遇告诉他，十分生气的说：“咱家是贫农，我又是共产党员，党家的人嫁给曹家，而且只是一般妇女毫无劣迹，凭什么遭这般罪？”但是生米做成熟饭，在那淫威横行的年代是没有回旋余地的。

        文化大革命打、砸、抢、抄，“破四旧”中，一伙人到家便翻箱倒柜，不论谁的什么东西，只要喜欢就随便拿，母亲的箱子被洗劫一空，连一把扫炕笤帚居然也能看上，一掠而走。“妇联主任”抱着一捆母亲自织的土布及裙子等喜气洋洋的走出大门时，被时任村长的曹满盈挡住问道：这怎么能算“四旧”？她只好又送了回去。甚至连老伴与弟媳结婚时陪嫁的耳环、手镯、戒指以及桌上摆放的镜框等都无一幸免。据老伴回忆说她是被特意打发到地里做活时被抢的，回来时家里已被翻得乱七八糟，破纸箱也被拆开，连她给劲松、育松做的小背心都拿走了。耳环是父亲当初做媒时让她借给那位当嫁媳妇的，后来就是因她知底而偷走的，坏透了良心。特别不解的是我上卫校时保存在箱子的六本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卫延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儿女英雄传》《铁道游击队》方志敏烈士所著《可爱的中国》还有一套父亲给我两本厚厚的《词源》也被抢走，株连全家啊！真令人匪夷所思，滑稽透顶！这一切既无登记，又未公布，最终均没了去向，尽被哄抢者攫窃为私有了。这些人在那乱世年代，飘飘然、疯狂起来，自认为升官、“发财”的机会已到，动作起来了。而且把这一切强盗行为都推给“上面的政策”或“大局”，分明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心怀一己之私罢了。只能充分暴露出他们的本质而已。对比曹春元，曹满盈，赵振中，同样都当过村长，为什么能够那么正直、本分，有分寸的把握政策，没有那份恶气呢？

       20多年的管制与欺凌，在极其困难、既无社会地位又没吃没穿的情况下，养育着大小五个子女，并且一个个完成了他们的婚嫁，可以想见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一切都是将就再将就，简陋再简陋，清芳结婚时的陪嫁脸盆架是我在铜川找匠工与木材作的，带回家与在家的简陋箱子一起由我自己凑合着刷了点漆，十分粗糙。父亲逝后穿的部分寿衣都是旧的，棺材是借老舅的。礼仪招待更不必说了。平日生活真正是吃糠咽菜 凡能吃的野菜都用来充饥，甚至连棉花籽也不放过。已被折腾得体无完肤，一贫如洗的家，连常用的挑水扁担都要借人的。八零年回来看到、听到这一切，令人心寒。

       母亲常在回忆这段艰辛经历时不无感慨而难过地说：“哎…你爸死得实在好，躲过了一劫，不然，光在水利工地背石头他都受不了，非整死在那里不可，且不说吃的了，最终还是一死，迟死不如早死，也再不受那般罪了”。说的我们一阵心酸。

       极左路线、十年文化大革命真正是一场大浩劫、大灾难。残酷的阶级斗争，无法，无情，无义，全国千千万万无辜者均程度不同地遭此厄运！尽管如此，母亲却常安慰儿女：“日子就过这个胶结劲儿，才有意思”。这句话经常在我脑海里回旋，品味无穷。它虽出自农妇之口，却有着深刻的含义，完全是她个人经历中的真切感悟。既是一种无奈，也表现出战胜困难的决心与乐观情绪。她在教育儿女顽强面对，自立自强，淡薄名利，正直做人！

       正当打扫巷院已将两年之际，一天又通知母亲他们到公社开会，不过这次与以前每次开会不同，没了那份恐怖紧张气氛，变得轻松、平和许多。一位公安模样的人讲话说：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从今天开始把你们头上的帽子统统摘掉，地位与大家一样，可以自由自在地过自己的日子了，现在回去吧，祝贺你们！母亲获此消息真如拨云见日，内心无比高兴。20年冤情从此结束，回到自己应有的位置，不再受人欺凌了！但她却不知这是“四人帮”被抓，邓小平复出，结束了残酷的阶级斗争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