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最后十年
1918年，一战结束。中国南北内战烽烟暂熄，鲁迅《狂人日记》惊雷炸响。在这一年北京大学开学式上，蔡元培发表了最为著名的观点之一—“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
这一年岁末，46岁的梁启超与蒋百里、张君劢等赴欧游历。舟行途中，梁启超白天远望流云舒卷，夜阑独坐默诵《楞伽经》，旧影残梦，都随天风海涛而去。出发时东南亚热如三伏，抵达时伦敦正值隆冬，梁启超一生中盛大、鼓噪的夏季，就这样骤然落幕了。
1920年，47岁的梁启超欧游归来，从此闭门谢客，专心治学。回望1912年他结束14年海外流亡重返故土时，举国若狂、名流趋跄。彼时，梁启超“应酬苦极”，也风光至极：“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个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
归去来兮，人生已是别样风景。最后十年光阴，梁启超抱病奔赴京、津、南京各大学巡回演讲授课，中国高校中，他与清华大学结缘特深，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是出自他1914年的一次校内演讲。1925年9月，梁启超受聘清华国学院导师。
于知天命之年执鞭登坛的梁启超，内心一直为挫败的阴影所纠缠：1912年回国后两度入阁，因党争倾轧，在任仅数月，心血写就的议案纷纷散作阶前雨、袖底风;20世纪20年代以后，因为政治上的保守倾向影响式微;到后来，连平生最受人推崇的文字悉遭摒弃。黄炎培主持《申报》时间，一度拟请梁启超撰写特约文章但不用本名发表。梁遂认定，他的文才如同政治活动一样，都是失败的。
对于一个世纪之交、领足二十年风骚的天才来说，这次第，又能向谁细说?于是，他只能从故纸堆中追寻那些比他更“过时”的老灵魂们——杜甫，苏东坡，王安石，还有一辈子都在“醉里挑灯看剑”的辛弃疾。开卷同交欢，掩卷各分散，无情游如是，相期邈云汉。
但是，梁启超身上最动人的品质，也在这十年沉湎学海的寂寥求索中，焕发出耀眼的光芒——千百年来中国士人对“入世”信仰和“担当”精神的极度执着。不做就当真失败，做了就不计成败，所谓“仁者不忧”，“有所为”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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