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我的人生以趣味作根抵。”这是梁启超的一句名言。如果要说治学上，他成于“趣味”，毁于“趣味”，也不算太过分。他常说，做学问还是当从趣味入手，才易出成果;但另一方面，自己为学“浅芜”，原因正在于“学问欲”很旺又“病在无恒”，以致“不能专积有成”。

　　梁漱溟在《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中，有一段专谈梁启超的个性，说他“热情多欲”、“感应敏锐”，“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没有兴趣的治学是难以持久的，但仅凭心血来潮的兴趣也是远远不够的，梁启超就输在“明心定慧”的功夫上，心思活泛者当以此为戒。

　　梁启超曾坦言，自己所做的事，严格说来没有一件不是失败的，但他相信：“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凡事只要去做，就忘却得失之心，连失败也会觉得津津有味。他告诉子女们：“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生活中，梁启超的确是个“烂漫向荣”的人，听京戏，也听古典音乐，收藏字画、楹联书法，样样都来。一生藏书4万多册，藏有碑刻拓本1200多件，逝世后尽数捐给了北京图书馆。人生最大“俗癖”，首推“四人功课”。在清华时，梁启超有句名言非常流行：“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

　　有个段子可以证明梁启超牌技如何：某日，一牌友出题考他：“手中七张万牌，已听牌，并且听六、七、八、九万，问手中七张牌是什么?”梁启超一分钟后出示答案：三张六万，两张七万和两张八万，完全正确。

　　梁启超有个“一心二用”的绝活——边打牌边作文章。依据他的说法，打牌有助启发智商：“手一抚之，思潮汩汩来”。传说，梁启超在担任《时务报》主笔时，经常半夜一边吆喝“八万”、“九条”，一边口述社论，由专人记录下来，即可付梓。约稿、演讲统统不预选准备，临阵之前，一阵“东风、白板”过后，便大功告成。著名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据说也在打牌过程中起好腹稿的。全文是一篇电报，由梁启超口述，发电员打字，费时2个钟头才打完，一共九千多字，一刻不停，一字不改。

　　他青年时代写过一句诗，“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后来写成对联送给后辈，勉励年轻人要永远乐观、豁达、振作、向上。梁启超生平每件事都做得“兴会淋漓”，打牌作文一律全情投入。即使在海外逃命期间，他也随身带着宝爱的碑帖，每天临池不废;夜来呼朋唤友推牌九，不亦乐乎。

　　晚年患上尿血症，身体每况愈下，他照例每日挥毫自娱。在家书中，他活灵活现地描摹“老白鼻”(幼子梁思礼乳名，即Baby的意思)模仿家中女仆，把“乡音无改鬓毛衰”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的样子——看惯了半个世纪的鲜血、权术、战乱，经历了一次次希望的凋敝，心底竟然还是一派灿烂和天真。或许，这就是“趣味”在治学所失之外，给予梁启超最好的补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