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有云：“士有诤友，则身不离於令名。”梁启超身边总有一帮“诤友”，时不时地“泼冷水”。历史学家夏曾佑就毫不留情地批评梁的《清代学术概论》“错处开卷即得”，两人逢见面必相互驳难，十有八九是梁甘拜下风。

　　史学家周善培在青年时代和梁启超有过一次同船之谊，当时梁已有盛名，而周仍是无名小卒，梁启超主动表示交好。二人订交从一开始就定下原则“彼此多规过，少奖善”。

　　周善培多次劝梁启超治学为文不可一味求速。有一次，周对好友说，他的文章能“动人”，却不能像《史记》那样“留人”。“你这几十年中，作了若干文章，莫说百读不厌，使人读两回三回的能有几篇?” 1924年9月梁启超在夫人李蕙仙去逝时写下了深情悱恻的《祭梁夫人文》，一反常态地做了一天，“慢慢吟哦改削”，又改了两天才完成，列为“一生好文章之一”。

　　周善培认为梁启超不是从政的料，预言他与段祺瑞共事的结果是“长叹一声下台”，果然言中。周又问他“你讲了一生政治，有几天是愉快的?”梁无言以对。

　　古往今来的学者，对利通常可以看得很淡，但对于名，就未必能做到全然潇洒。对于钦佩的对象，梁启超从不吝啬赞美。“四大导师”中他尤其推崇王国维的“专精绝学”，甘心将王列为四人首席，还谦虚表示“深以得与先生共处为幸”。但对于不是彻底认可的人，特别是后起之秀，心态就未免有些复杂。

　　胡适少时深受梁启超“新民说”影响，算是梁的弟子辈，留学归来一跃成为新一代学术界“领军人”，风头正健。梁欣赏其才华，却不认同其哲学理论，曾在北大公开演讲发难。1923年，二人同时应《清华周刊》之请，为青年开出一份《最低限度国学书目》，胡将《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也列入其中，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梁很不满，当即撰文批驳说，自己偏偏就没读过这两本书，“但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

　　1924年正月，两人又同在安徽会馆共同主持戴东原二百年生辰纪念会，梁启超几乎独占了两小时讲演时间，只给胡适留下十分钟。胡适登场前，他向听众“隆重介绍”：“现在请不讲理的胡适之，来讲不讲理的戴东原!”

　　梁启超显露出的“争胜”的念头，不仅为胡适所察觉，周善培也看得很清楚。他说，梁启超常以不知一事为耻，如胡适偶然研究哪怕“极无价值”的东西，他也要跟着研究一番，有时还发表文章来竞赛一下。于是，周劝他：“论你的年辈、资格，应当站在提倡和创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对，你却总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这种求足的方式，何时才到头呢?”梁启超当时也一再点头，终究还是拴不住自己“竞赛”的心。

　　无论如何，周善培为了回报梁启超当初“礼贤下士”的诚意，做了一辈子的“魏征”，梁启超也是他平生“最能受直言”的对象。两人的友谊持续终生，达30余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