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和所有身处于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一样，身上涌动的中西文化养分一直在持续交战，在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中，孕育出形形色色的学术观点，也塑造了他参差“多变”的人格。梁启超和“科学”的关系就是最好的例子。

　　梁启超青少年时代也曾是狂热的“崇洋派”，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他曾经对“科学”的功能十分痴迷，但1918年岁末赴欧期间，目睹一战之后的混乱与萧条，“科学万能梦”宣告破产。回国后转投传统文化麾下，倡导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晚年态度渐趋稳定，既不认为科学无用，也不赞成科学万能，而是希望取中西治学精神之长补缀互砥，批判性地总结中国古代文化遗产。

　　梁启超最后一次为“科学”辩护，用的自己的生命。1926年，梁启超确诊患上尿血症，随后在协和医院接受了肾切除手术。不料，手术后病仍不得愈，才返现原来主刀的中国大夫大摆乌龙，竟然把梁原本的好肾给误切了。

　　一时“群情愤慨、舆论抨击”，梁启超却不想因为此事影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主动为医师辩护，又拒绝了朋友起诉的提议。梁启超当时说：“中国人学西医，能够开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经算不错了。我又何必告他!”其弟梁启勋发现，本来为梁启超手术操刀的应是一位美国外科专家，却换成中国医生，他猜测这有可能是哥哥的主动要求，“谓余之病疗于中国学者之手，国之光也”。“一时感情冲动，遂不惜以身试法。”

　　1929年1月19日下午两点五十分，梁启超因医治无效，溘然长逝，终年56岁，其脑部捐献给协和医院。去世前半年，他开始编写《辛稼轩年谱》，一度痔疮复发，疼痛难忍，每日服泄油，仍坚持侧坐斜躺着工作，导致了病情加重。梁启超最后写下的一行字，是辛稼轩悼朱熹的几句话：“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为公死，凛凛如生。”

　　多年之后再看梁启超等“四大导师”的存照，相片中泛黄的面容、朦胧的身影，不辨晨昏的环境，使得他们看上去都像一座座遗世独立、生满苍苔的孤岛。梁启超老了，须发零落，只有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还像从前一样，“凛凛如生”。

　　并没随梁启超的肉身一同湮灭而流传至今的，还有很多，比如他晚年提倡的治学目的：“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以及1923年他在著名的“科学与玄学”大论战中，留下的一句经典总结：“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涉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

　　还有那个摆在梁启超及同时代所有学人面前、无法回避的“世纪大问”，那个曾经左右他们命运、维系他们信仰、牵动他们悲欢整整一生一世的悬问。现在，此刻，就在我们眼前。

　　东方西方，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