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力”近年来成了一个热门词汇，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成果颇丰。然而，对于“文化力”这个概念究竟源于何处，诸多研究者在学术著述中则较少提及或避而不谈。贾春峰教授认为，“文化力”一词是由日本人名和太郎提出的;在中国，1992年以前的文字材料包括图书、报纸、杂志中，都没有见过有‘文化力’这个词。十多年来，学术界很少有人对此说法提出质疑。据笔者考证，梁启超是提出“文化力”概念第一人，“文化力”不是舶来品或最近十多年才有的新概念，它早在民国时期就已被广泛使用。本文尝试为我国“文化力”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了本源性的有价值意义的探讨。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他在近代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方面都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深刻影响了辛亥、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革命者，被誉为“舆论界之骄子”。郭沫若曾说，“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胡适评论道，“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曾经是梁启超的崇拜者，他所创立的“新民学会”正是由于受到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新民说》的影响而提出的。作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和学术研究的先驱，梁启超第一个提出了近现代的许多新名词、新概念，比如“中华民族”、“文化力”等。

　　“文化力”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梁启超1920年发表的《欧游心影录节录》。该文第一章《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共分上篇《大战前后之欧洲》和下篇《中国人之自觉》。在下篇的第十三节——《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中，梁启超提到，“为什么要有国家?因为有个国家，才容易把这个国家以内一群人的文化力聚拢起来继续起来增长起来，好加入人类全体中助他发展，所以建设国家是人类全体进化的一种手段。”[1]梁启超第一次使用了“文化力”这个概念，而且是从国家高度和层面上来论述的，很显然，他把文化视为一种国力。梁启超又进一步谈到，“……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在此，梁启超进一步强调了国家发展文化、增强“文化力”的重要性，主张在综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新的文明，此举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此外，民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杨杰在《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等著作中多次提到了“文化力”概念，强调了它在近现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文化组织在现代战争上的新任务：战争可以用武力取胜，也可以用文化力取胜;取胜虽可以用武力，但保持永久的胜利必须用文化力。文化力既能使有形的胜利变为无形的胜利，又能使暂时的胜利变为永久的胜利”[2]，“可见智力，——也就是文化力——在战争中的价值是很重要的，越是近代的战争，越要求军人有丰富的知识和卓越的智慧。”[3]杨杰又特别指出，“一个国家的强弱，是根据全国人力、物力、文化力的总和来决定的”。[4]这些思想至今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化力”近年来成了一个热门词汇，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成果颇丰。高占祥认为，“文化力是软实力的核心”[5]。被誉为“‘文化力’研究之父”、“‘文化力’研究第一人”的贾春峰教授指出，“21世纪的经济赛局，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力’的较量”、“文化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等。

　　然而，对于“文化力”这个概念究竟源于何处，诸多研究者在学术著述中则较少提及或避而不谈。有的直接引用，有的认为它是由其它类似的概念、类似的论断，或者说相关的概念演化衍生而来的，甚至认为它是一个舶来品，或者是最近十多年才有的新概念等。贾春峰教授在《贾春峰说“文化力”》一书中提到，“日本人名和太郎所写的《经济与文化》……这本书是1987年10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提出了‘文化力’的概念”[6]、“在1992年以前，中国的书籍、报刊、文献中有没有使用过‘文化力’这个概念?关心这项研究的同志说：过去还没有看到。我个人也没有看到过”[7]，“在中国，1992年以前的文字材料包括图书、报纸、杂志中，都没有见过有‘文化力’这个词，可能是我第一个用了这个概念”[8]。他还在一次报告中提到，“在1992年以前，我们查一下文献，文化力这个专用概念、专用语，就这三个字，1992年之前有没有这个概念?在中国中文文献中、在中国历来的文献中，有没有文化力这个词?我们查没有，没有这个概念，虽然国外的一本书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词，仅仅用过这个词，也是翻译成文化力，但是国外再没有其他任何中国的文献资料里出现过这样的词，这是这些年才展开的。中国的图书资料文献中，1992年之前没有文化力这个概念。”[9]但他认为，却有类似的概念、类似的论断，或者说相关的概念。比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新的文化力量”、东汉时期的思想家王充“以知为力”以及英国哲学家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等。十多年来，学术界很少有人对贾春峰教授关于“文化力”概念出处的说法提出质疑。

　　综上所述，梁启超是提出“文化力”概念第一人;“文化力”不是舶来品或最近十多年才有的新概念，它早在民国时期就已被广泛使用。当然，随着时代的不同，它的含义也有一些新变化。尤其是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概念之后，国内有关“文化力”和“软实力”的研究在不断深化。“文化力”和“软实力”——这两个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学者提出的概念，甚至还可以合为“文化力是软实力的核心”这句话。也许，这也算是梁启超所说的中西文化的一种化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