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失败，于今百余年，王安石的失败，于今近千年，历史在惊人的循环，问题是，如果一个民族只能被动地去变革，只能靠惨重的代价来换取进步的话，那么，我们将如何面向未来?难道明天我们仍将在苦难中前行?

　　难得的是，在《王安石传》中，梁启超虽有过誉之处，却保持了高度的理性，他对变法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其中“国进民退”的倾向提出批评，展现出非凡的智慧。

　　“历史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给我们智慧与价值观，说到义，会想到刘关张，说到智，会想到诸葛亮。”然而，说到理性与冷静，我们又该想到谁呢?在国人的价值维度上，这几乎是空白。所以，永远有戾气，也永远在付代价。

　　王安石的悲剧也源于他的性格：因为洁身自好，不参与饮酒、狎妓等勾当，他主政时，士大夫都不愿与他合作。他收回的西北数州，到政敌欧阳修上台时，竟全部放弃，因为，“那是王安石收回来的”。

　　政见不合本属常见，为何没能像民主政体那样，通过左右互搏，共为民生谋福祉呢?翻开《王安石传》，梁启超一语中的：民主政体的党是公党，为公众谋福利，传统政体的党是私党，最终走向意气之争。

　　读到此段，解玺璋不禁掩卷长叹：此书不可不读。 陈辉/文

　　为把梁启超的《王安石传》译成现代汉语，出版社找到了解玺璋，解玺璋随口回应：“1个月吧。”对梁启超，解玺璋不是一般熟悉，大学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他，近两年，还通读了《饮冰室合集》。

　　想不到，真着手译下去，居然干了整整4个月，连解玺璋自己都有点不明白：这点活，怎么这么难?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在字里行间反复掂量，解玺璋渐渐明白了，这不是本普通传记，那其中，承载着一个民族太多的遗憾与痛。解读文字容易，但要把握全书的灵魂，却异常艰难，更重要的是，在全书浓密的悲剧性氛围中，隐含着这样的诘问：究竟该怎么做，才能突破我们悲哀的命运?

　　这，仿佛是梁启超留下的一道谜题，令后人苦苦思索，难以找到答案。

　　错过王安石是民族的悲剧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安石传》是一个被误读者为另一个被误读者写的传记。

　　在公众视野中，梁启超与王安石是失败者，前者被认为是“保皇派”，开历史倒车的人;而后者虽被承认为改革家，但又有多少人知道，错过王安石，中国错过了一次千年机遇，如果变法成功，历史将被重写，近500年我们民族遭遇的磨难，将不会发生。

　　“梁启超为什么要写王安石?因为直到清末，王安石变法的许多内容都不过时。”让解玺璋惊讶的是，梁启超将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与西方当时的宪政思想进行了对照，发现两者在很多地方是相似的：央行、货币体系、低息贷款……王安石的智慧如此超越了他的时代，这，决定他必然会被时代所误解。

　　王安石是“奸臣”，几百年来成了铁案。无怪乎在《王安石传》的开篇，梁启超会哀叹改革者命运的多舛：商鞅车裂、王安石被污、张居正身后凄凉、戊戌变法的血泪，难道，这就是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