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本段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卡尔梅克人参加了红军，组建了卡尔梅克骑兵团，为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浴血奋战，参加了著名的察里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1918年8月10日和1919年2月，在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领导下，3次打退了盘踞顿河地区的克拉斯诺夫白匪军对交通枢纽察里津的围攻。这次战役，卡尔梅克骑兵团总是奋马疾驰，冲锋在前，杀入敌阵，东拼西搏，使敌军无法实施围攻，狼狈而逃，从而保障了中央地区的粮食肉食的后勤供应，稳定南方战线，保护了卡尔梅克游牧民不受侵扰。1920年，卡尔梅克骑兵团解甲归牧，官兵回到家乡继续放牧牛羊，捕鱼晒盐。1920年，卡尔梅克建立了卡尔梅克自治州，1935年，改为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亚·涅克里奇著，沈江译《被流放的民族》第100页）。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卡尔梅克两万多子弟组成骑兵团参加著名的基辅保卫战。1941年7月7日，德国法西斯南方集团突破苏军西南方面的防御，苏军顽强抵抗，卡尔梅克子弟也英勇出击，重创敌人不少，并多次实施反突击，反包围，打击敌人，阻击敌军进攻。8月13日苏军反包围，将希特勒的两个方面军全歼，歼灭敌军达6万多人。8月14日德军中央集团军从莫斯科南下，威胁苏军西南方面军侧后，8月19日苏
渥巴锡军西南方面军奉命撤至第聂伯河东岸设防，9月15日陷入重围。9月19日放弃基辅城，9月20日苏军被歼，这个战役中苏军损失约70万人。卡尔梅克子弟1万多人壮烈战死，近万人被俘。在斯大林格勒（察里津）战役、高加索战役、第聂伯河战役中，卡尔梅克人民积极支援红军，送去无数的牛羊、毡靴、粮食，为了三大战役的胜利出过不少力。同时，卡尔梅克人在克里木、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地的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积极打击敌人，骚扰敌人，重创敌人，和德国法西斯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史迹。1943年12月，苏军在第聂伯河战役胜利后，不幸的是全体卡尔梅克族人被扣上了通敌罪的大帽子，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撤消，全民族不分老少被迁移到中亚、西伯利亚等地（亚·涅克里奇著，沈江译《被流放的民族》第101页）。原因：一是卡尔梅克3位主要领导人在纳粹德国占领期间投降了德国，并组织了伪政府。二是三大战役胜利后，苏军清理被俘人员时发现有两千多卡尔梅克子弟。这些子弟是德国法西斯看他们身体悍，百般威胁利诱，并被伪卡尔梅克政府以雇佣军的名义征用的。正是由于这些人在苏联红军进攻时，往往是消极，或者逃跑，或者速降，使苏军取得了某些不可缺少的胜利，促成了战役的全胜。但当时苏联的极左政策，打击面过宽的株连政策，凡是被俘的苏联人无论怎样情况，基本上都被扣上了通敌罪，凡是投降的人被定为叛国罪，杀的杀，判的判，关的关。他们的家属、子女基本上都被扣上了通敌叛国罪，备受极左政策的折磨。像这样全民族全地区的人不问青红皂白扣上通敌罪有好几起大案。甚至许多十月革命时期的老红军战士，老布尔什维克都无一幸免。卡尔梅克人不服，成千上万的人起诉、上访、控告，甚至冒着杀头的危险要求给予平反。在国际上，中国、美国、德国许多反法西斯的老战士和知名人士都作证，声援，要求苏联澄清事实。在苏联国内，伏罗希洛夫公开站出来为受株连的红军老战士、老布尔什维克讲话，请求予以平反。平反冤案　　他们反法西斯的行为应该受到尊重，经过长达15年的调查取证，苏联政府在1958年5月才平反这起卡尔梅克人的冤案，卡尔梅克人的民族声誉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得以恢复，大多数人得以返回伏尔加河两岸的原籍，1958年11月7日重新建立了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据1978年统计，卡尔梅克人达174000人（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2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其中土尔扈特人65000人。他们的后裔讲蒙语，使用中国的蒙文托忒文，少数人信仰东正教，大部分人信仰藏传佛教，有自己的喇嘛庙，多数人已经不从事畜牧业，而是从事石油、铁路、机器制造业。生活在国外的土尔扈特人，大部分聚居在俄国境内，少部分聚居在美国、法国、蒙古、瑞典等国家，零星居住在西欧、中亚、西亚、东南亚的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生活在法国的土尔扈特人，是俄国十月革命时逃到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又自动联络，聚居到巴黎定居的。1990年有3400多人（其它部落有2000多人），法国卫拉特蒙古人有5400多人，中产阶级较多，生活优越，文化素质较高，大部分使用法语、法文，不少人会蒙语、蒙文和汉语、汉文。主要从事经商、法律、金融、制造业。基督教民占百分之四十，信仰藏传佛教仍占多数，并在法国巴黎市有自己的喇嘛庙，不时有人到西藏班禅活佛处熬茶礼佛。生活在瑞典的土尔扈特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法西斯占领了原苏联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一部分卫拉特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既没有能力参加苏联红军同法西斯作战，也不想在纳粹德国法西斯统治压迫下生活，只好到西欧各地流浪避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逐渐聚居在斯德哥尔摩，这就是现在生活在瑞典的土尔扈特人。瑞典对他们持优惠政策，他们陆续将自己的不少亲人从苏联的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接到瑞典一同定居。苏联对卡尔梅克人也予以放行（实际上驱逐出境），“因1943年12月，苏联政府将全体卡尔梅克人扣上了通敌叛国罪（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城的民族》第2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除名，全体卡尔梅克人不分老幼，不予甄别，不分是非，强制迁到西伯利亚劳改，或者驱逐到外国，瑞典有亲戚的万幸放行到了瑞典。瑞典政府同情他们，也乐意接收。1990年人口2000多人（其它部落有1700多人，瑞典的卫拉特蒙古人共计3700多人），他们在家庭中至今讲蒙语，在外讲瑞典话，知识分子占了二分之一，许多人除了学官方文字瑞典文以外，还自学蒙古托忒文和汉文，不少人还是研究卫拉特蒙古史的专家。所有的卫拉特人都能背出自己十几代祖先的名字，信仰佛教占多数，建有喇嘛昭（尼玛·道尔森著《瑞典卫拉特人的生活》第3页），时常去供佛，生活习俗还保持着许多卫拉特的习俗。信仰天主教的占百分之十，瑞典政府给予他们信仰宗教的充分自由，不予干涉，也不强迫他们信仰哪种宗教。生活在美国的土尔扈特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部分土尔扈特青壮年被纳粹德国法西斯军队胁迫，参加了法西斯德国组织的反对苏联的伪军，并参加了防御美军和英军的战役，英、美军胜利后被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不敢回到苏联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一是乡亲们因为他们的原因，全民族扣上了通敌叛国罪，怕乡亲们歧视他们，认为他们是奸细和叛徒。二是被苏军俘虏的卡尔梅克人杀头的杀头，坐牢的坐牢，他们担心回去后要遭到更坏的待遇。辗转迁移　　他们请求回到中国的伊犁或焉耆，参加波茨坦会议的英、美代表，将这一要求转告了中国政府，竟然遭到拒绝。他们心灰意冷，要求留在德国，而苏、美、英3国代表又不同意，担心增加纳粹的势力。后来美、英代表私自商议，建议他们迁往美国。他们接受了建议，但要求美国政府同意他们的一点要求，全部的人聚居在一个城市生活。美国政府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全部聚集于旧金山市。他们迁往美国时，都是男性青年，当时有一千多人，多半是土尔扈特部落的。他们后来大部分人和黑人妇女结了婚，少部分人和白人妇女结了婚。他们的妻子和后裔知识分子较少，仅占百分之十，他们的后裔中，有不少是汉学家和卫拉特学家。现在约有3200多人，基督教民占百分之三十，大部分仍然信仰藏传佛教，旧金山市有卫拉特蒙古人的喇嘛昭和敖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事铁路和机器制造业，少部分人从事畜养业和种植业，有的开垦了不少美国西部土地，成了种植园主。生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土尔扈特人。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1911年11月30日），喀尔喀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沙俄政府的怂恿下，乘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之机，宣布外蒙古独立，即派人到科布多和阿尔泰游说，均被当地卫拉特蒙古人扭送中国官府查处斩首示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大怒，派兵进攻科布多，胁迫卫拉特蒙古人1万多人到了外蒙，“其中土尔扈特人达5000多人（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戊集四，民国三年一月十三日）。”土尔扈特密什克栋固鲁布，坚决反对哲布尊丹巴分裂祖国的行为，于1913年5月16日毅然举行起义，要求南迁吉木萨尔县，中国政府即予支持慰勉。1913年8月20日，密亲王只带回了土尔扈特部2000多人回来，以后又陆续通过各种渠道逃回2000多人，其余仍被羁留。他们曾多次要求回到中国。由于当时沙俄政府干涉，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至今仍留在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的后裔主要从事畜牧业，少数从事和畜牧业有关的手工业。信仰藏传佛教，至今讲托忒蒙语，使用托忒蒙文，许多风俗习惯至今和中国的土尔扈特人相同。零星居住在土耳其、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国、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的土尔扈特人，他们有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末期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有的借口回到祖国亲人那儿去，取得签证出苏联的（见A?多尔济著《卡尔梅克人概略》第3页）。当时中国新疆伊犁正在进行三区革命，国内抗日战争到了最后最艰苦阶段，以后中国内战又起，他们就没有回到中国，而是怀揣签证，到了德国慕尼黑难民营，这些难民，以后辗转到了各国，成了这些国家的新移民。他们第二代、第三代已经成了所在国的一员，但仍然信仰藏传佛教，一些零星散居在各国的土尔扈特人很少有改变宗教信仰的。究其原因，一是怕忘掉了祖宗，二是怕祖国的神忘掉了他们。在这种心理中，他们一般在家供佛念经，有条件的还自建喇嘛昭供佛。零散居住在各国的土尔扈特人一般从事经商。散居的土尔扈特人为3000多人。从当今土尔扈特人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情况看可以称其为世界性的民族，生活在国外的土尔扈特人总数为80000余人，多数人信仰藏传佛教，并有自己的喇嘛昭，大部分已经不从事畜牧业
编辑本段天山北部斋尔的问题综述　　土尔扈特汗渥巴锡部众被安置于斋尔地方后，远途劳顿虽告结束，但生活上的各种困难却接踵而至。归纳起来，存在如下四种问题：温饱问题　　首先是温饱问题。土尔扈特部众离开伊犁前往斋尔时，按人数领取了粮食和羊作为路途所需盘费。到达斋尔之后，虽然按月发放口粮，但仍不能彻底解决温饱问题，其根本原因有三： 一是渥巴锡部众系远道来归，路途历尽艰辛，踏上故土之时已是粮尽炊断，衣不遮体，牲畜殆尽。也就是说，土尔扈特人众几乎不具备任何自救能力，需要依靠他人帮助。二是塔尔巴哈台地方本属极边，物资匮乏，储粮原本无多，当地有限的资源无法满足数万之众生活之需。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安泰最初得知数万土尔扈特部众将安置于斋尔，其本能的反应就是塔尔巴哈台所存粮食本是比照当地近两千名驻防官兵的数目储备的，如果按照以每人每日三合三勺粮计，每人每月给粮一斗、十人合给羊一只的标准按月发放，估计土尔扈特人众即便只有五万，当地粮食也只能支撑四个月。何况安泰所制定的标准，按照乾隆帝的说法，十人合给羊一只，作一日之餐尚可足食，要作为一月口粮，谈何容易。三是土尔扈特东归壮举,虽经渥巴锡等人详尽筹划并实施，但中间少了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未曾与清廷通信联络。清廷在事先不知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做出应急反应，也需要一个过程。清廷在了解了土尔扈特人众的窘境之后，几乎是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来帮助土尔扈特人渡过难关。据镌刻于至今耸立在承德普陀宗乘之庙院内石碑上的乾隆帝亲自题写的《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记载，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及内蒙古等地各族人民捐献物品计有：“马牛羊二十余万头、米麦四万多石、茶两万余封、羊裘五万余件、棉布六万余匹、棉花近六万斤、毡庐四百余具”。除此之外，清廷还拨专款采办牲畜、皮衣、茶米等等，尽力接济来归的土尔扈特人众。清廷所做的这些努力，对贫困中的土尔扈特人固然是雪中送炭，但所有运作过程，需要耗时耗力，不可能瞬间齐备。因此，土尔扈特人众所得到的资助是陆续的，存在时断时续的问题。疾病流行　　其次是疾病流行。据署伊犁将军舒赫德奏称：“此辈投出之时，正值严寒，隆冬时节从原地起行，至夏季始抵于此，途中又遭兵事，其蒙古包、帐篷等悉被遗弃，风餐露宿，行抵大瀚海数日不得水，故见水则不管其好坏即饮，食倒毙牲畜之肉，腹涨而死。又因汗病死亡者甚多。即便未受穷困饥馑之苦者，亦俱勉强到达。” 可见，土尔扈特部众到达伊犁之时，已深受疾病侵害。尤其是渥巴锡部众，在回归途中一路冲锋陷阵，其损失最大，病弱伤残者也最多。鉴于渥巴锡部众这一贫病交加的情形，清廷加以区别对待，凡病弱伤残者，约15 000余人，一律暂行留在伊犁，安置于伊犁河南岸克特曼、双科尔等地养病，使之免于再受路途颠簸之苦，惟将尚属强壮、能够坚持行走者迁往斋尔。但这部分渥巴锡部众到达斋尔之后，一种不幸突如其来，天花开始在渥巴锡所属部众中流行，本已很脆弱的生命抵御不了瘟疫的肆虐，许多人因此而丧生。渥巴锡的妻子、女儿染患天花，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 十月二十二日同日病殁。十一月初三日，渥巴锡的母亲又因染患天花而病殁。到了十一月二十七日，渥巴锡之五岁幼子阿苏盖出天花亡故，最后仅剩一婴儿。渥巴锡部众出天花不已，不断有染患者，而痊愈者极少。此间男女老少22 490余口，相继亡故者3390 余口，次年正月领取口粮人数仅为19 000余口。渥巴锡遭此不幸，乾隆帝很是同情，立即谕令护送渥巴锡等从避暑山庄返回游牧地的户部侍郎福康安加以开导安抚，并转赏银两要渥巴锡回至游牧地后用于为其亲人念经超度。还考虑渥巴锡在思想上会有波动，即一是担心渥巴锡面对丧亲之痛会对自己的来归之举产生悔意。二是与其邻近的策伯克多尔济、巴木巴尔等部中并无天花流行，因此怕渥巴锡会怀疑清廷指给自己的牧场不佳，以至于会有过激行动。基于这种考虑，乾隆帝要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伊勒图在安抚的同时，须不露声色地加以防范。渥巴锡离开避暑山庄，一路缓行，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 正月十二日才返抵其游牧地博湖图，但为避痘疫，并未深入其游牧地,只是住在边缘地带，直至月余之后据报尚未去探视其幸存的婴儿；所属斋桑等来见，也不准进蒙古包，只是命人传话。也许正是这些防范隔离措施，使渥巴锡逃过一劫而得以幸存。这年年底，疾病和天花再次流行，又有不少人死亡。天花不仅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而且也使幸存者产生了恐慌心理，包括渥巴锡本人在内的部众都不愿再在斋尔居住，他们希望能有更好的生存环境。畜牧不旺　　再次是畜牧不旺。渥巴锡部众回到故土之时，所带骆驼、马匹、牛羊所剩无几，严重影响了日后牧业生产的发展。清廷通过募捐和购买等手段调集大量牲畜分发给来归之众，仅来归当年分发的牲畜就达200 000头之多，其中100 000头牲畜是作为维持生计的孳生牲畜发放的。但正处于贫困中的土尔扈特人并未像清廷期望的那样很好地牧养这些牲畜，而是将大多数牲畜偷杀食用。我们不妨从以下数字了解当时的情况，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 底，“巴尔品所管默们图等游牧，孳生牲畜原为一万零四百一十八头，现剩三千六百九十六头，仅剩三分之一；萨喇善所管策伯克多尔济等游牧，孳生牲畜原为七千七百一十九头，现剩一千四百八十余头，仅剩七分之一；阿思哈所管渥巴锡游牧，孳生牲畜原为三万七千四百六十四头，现仅剩九千二百七十四头，仅剩四分之一”。可见，其牧养牲畜数目在急剧下降。在此暂且不论策伯克多尔济等人游牧牲畜减少的原因，但就渥巴锡部来讲，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给养不足，清廷尽管调拨了大量粮食、牲畜用来接济，但毕竟被接济人口众多，物资供应许多时候还是捉襟见肘。二是在渥巴锡前往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帝期间，代为管束部众的渥巴锡之妻染患天花亡故，部众一时无显要首领管理，外加时值冬季，因此随处移动，各寻背风处躲避风寒，住处逐渐分散，远离了清廷派往管理大臣的驻地，给收束管理带来了难度。尽管管理游牧的大臣等一再嘱令各个斋桑等严加制止，但宰杀孳生牲畜的现象还是屡禁不止。渥巴锡游牧地流行天花期间，许多人由于其亲属患病，将清廷拨发的孳生牲畜偷杀熬汤，用于为患者滋补，也有部分患者分到的孳生牲畜，因无力喂养，被他人盗去偷杀。
　　等到渥巴锡从避暑山庄回到伊犁，伊犁将军舒赫德将其游牧地的详细情况一一告知，并要渥巴锡回到游牧地后一定要严加管束部众。渥巴锡也不愿坐视盗风日盛，尤其后来发展到偷盗管理游牧大臣等人的马驼，就连渥巴锡自己的坐骑五匹，也在其住处附近被盗，因此采取了一些很严厉的措施。先是将伊犁将军缉获解送的六名盗犯“，在其蒙古包附近责打，灼其左眼，用火镰烙其脸颊”。继而用托忒文颁布两份布告，其中一份写：“盗羊一只以上，其拿获此贼之人，赏以百狮(土尔扈特人众所用货币） ；讦告之人，赏以十狮。”另一份写有“诸斋桑须好生管束所属之众，每日点数，倘有欲往他处者，经禀告准假方可。斋桑等倘不管束其众，复行偷盗,将免其职治罪”。10渥巴锡如此赏罚分明，偷盗之风略被遏制，但盗案仍有发生，以至于渥巴锡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将“一名偷驼之人，用斧击头而毙，悬尸于木示众，并宣称再行偷盗，拿获后概照此办理”。渥巴锡的这些措施，对维护其内部安定起到了一定作用。
　　渥巴锡游牧地孳生牲畜的锐减，直接影响了渥巴锡部众的生计，为以后的生产自救及发展带来了困难。渥巴锡返回游牧地之时，其部众所剩马匹已很少，但骆驼尚有6000余峰，因此舒赫德为其生计考虑，要阿思哈告诉渥巴锡：“倘以尔等之驼换取牛羊立业，则现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厄鲁特等尚有少许牲畜，我等为尔等通融办理，视其自愿赶至牛羊，换取尔等骆驼，尚可利裨尔等生计。” 渥巴锡虽然同意交换，但厄鲁特、察哈尔可供交换的牛羊也不多，厄鲁特所报用来贸易羊只也就2000 余只。为了加强解决困难的力度，又决定从达里岗爱等官牧场途经塔尔巴哈台送往伊犁等地的羊只内“，动拨二三万只，由塔尔巴哈台遣派官兵，命与渥巴锡属众，或以驼只，或以银两贸易”。这些易获牲畜仍不能满足渥巴锡部众生产、生活之需。因此渥巴锡提出派人前往青海、喀尔喀蒙古地区，或与哈萨克易换牲畜，但未得到清廷允许。最后渥巴锡派出商队携带银两、骆驼，前往库尔喀喇乌苏、博罗塔拉、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以伊犁将军舒赫德等人奏定“头等驼一峰折羊二十五只，二等驼一峰折羊二十只，带牛犊乳牛一头折羊十只，牛一头折银四两，羊一只折银七钱，重七钱银币折银三钱”之例进行贸易。现根据档案粗略统计，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 渥巴锡部众迁居珠尔都斯为止，渥巴锡派出的商队通过贸易，共换取牛马600 余头、羊近40 000只。这一贸易活动，确实有助于解决渥巴锡部众生活中的燃眉之急，从交易过程中拒购当时不能挤奶及怀羔羊只的情况看，贸易目的还是重在解决生活困难，对生产发展所起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务农不善　　再次是务农不善。清廷在平定准噶尔之后，调迁满洲、察哈尔、索伦、达斡尔、锡伯等八旗兵前往伊犁等地驻防实边。这些驻防兵在征战巡边的闲暇，亦耕亦牧，收到了农牧丰收、社会安定的实效，清廷在借鉴此经验的同时又基于防止土尔扈特人众因专事游牧力量逐渐强大的顾虑，在土尔扈特回归之初就确定了令其“农牧并举”的方针，计划“明年春季，由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再酌情拨给彼等籽种，令其耕种”。至于安置在斋尔的渥巴锡部众究竟在何处种地为宜，管理渥巴锡部众的三等侍卫阿思哈经过派人勘查，称“惟有布鲁勒地方堪以耕种。据闻，塔尔巴哈台厄鲁特去年曾于果哲尔德地方耕种，果哲尔德距布鲁勒甚近，本年若令厄鲁特仍于彼处耕种，相互混杂，似属烦琐，将厄鲁特等另行拨地耕种方善。再，斋尔之舒鲁斯泰、乌兰霍托、多罗诺图、楚尔、擦勒海、博湖图、布尔噶苏泰、达尔达木图等地，为过冬之地，春夏不可居此。现游牧皆已迁出,移牧于乌尔图布拉克、雅玛图、沙喇霍洛苏等草原。察哈尔等倘于沙喇霍洛苏地方种地，不可在土尔扈特游牧之中，令察哈尔等在他处种地，则于事有益”。最后确定“抽一千人携眷安置布鲁勒种地，命渥巴锡游牧人等，俟至三四月，由果哲尔德向东南游牧，夏秋在雅玛图、斋尔西礼、喀喇麦礼游牧，冬季在乌兰霍托、楚尔、撒勒海等地度过”。所抽1000 人，考虑其不会种地，原定每人只种10 亩，并拨给了所需麦种。及至渥巴锡回到游牧地，看到部众极其困难，也认识到种地比较有益，遂向管理游牧的侍卫阿思哈要求多种地亩，因此又决定增拨粟黍籽种200 石。确定耕种地点、人数、亩数以及调拨籽种等前期工作结束后，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 三月，渥巴锡部众耕种了青稞、麦子，并陆续出苗，四月二十日前又赶种了粟，耕种面积达13 000亩。只是土尔扈特蒙古原本是游牧民族，不谙农事，虽经清廷拨给籽种、农具，挑派绿营兵教习耕作技术，但毕竟是一厢情愿的事，其耕种者本身并无生产积极性。据阿思哈报称，渥巴锡部众在“月初领取口米后，半个月间尚各奋力，二十日以后则怠惰推诿，耕作不力。照料种地土尔扈特人众之护军校常春、教习耕种千总安成福等尽力开导敦促，方勉强种齐，此外再不能增种”。17 原先决定增拨的200石粟黍籽种，也只种了起先运到的40 石。渥巴锡部众种下粮食后，也未善加管理，却远牧他处，再加这年雨水稀少，山水短缺，渥巴锡部众只是作法祈雨，也未找水源引水灌溉，天旱地干，所种作物长势不佳，及至最后，全都枯黄，基本颗粒无收。
　　面对如此结果，乾隆帝除严厉训斥阿思哈办事不力外，再次颁旨接济，并同意舒赫德等人分散渥巴锡部众（迁往博罗塔拉、塔尔巴哈台1500 户，迁往伊犁1900 余户） 的方案，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 初始，实际迁往博罗塔拉、伊犁的有1265 户。至于留在斋尔的渥巴锡部众，则拟令“遣派三千二百人，在布鲁勒、沙喇霍洛苏等地，耕地四万余亩。所需籽种两千七百余石，官为拨给”。18 后核计仅耕这些地亩仍然不敷一年口粮，又拟于额敏河以南地方耕种18 000亩，并增调土尔扈特男丁850 人，加拨籽种1600 石，耕畜由1500 头增加到2000 头，农具则由乌鲁木齐调运，分在六处耕种，派60 名绿营兵教习耕作，由守备安成福督办，至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中旬,麦、粟、黍三种作物全部播种完毕。清廷期望土尔扈特汗渥巴锡游牧“存留男妇大小共一万三千一百余口”，通过这60 000亩地、4400 石籽种，到秋天能收获粮食35 000余石，以解决“该游牧一年需口粮二万七千余石，尚可余粮七千余石，以为明岁籽种之用”。19 好在这年雨水充沛，作物长势极好，六月底已有收获。从收成上来讲，这年已比上年大有成效，但务农毕竟有违渥巴锡部众的生活习俗，种地之后需要管理灌溉，种地就意味着定居，就再不能寻觅冬暖夏凉的地方随意迁移，游牧民族受不了这种束缚，渥巴锡部众种地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总结　　另外，由于缺粮饥馑和疾病流行等原因，渥巴锡部众潜逃事件也偶有发生，凡被获者，均受到惩处。这些逃亡事件的出现，对稳定人心和共同克服所面临的诸多困难，毫无疑问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面对以上种种问题，渥巴锡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佳方案就是另选地方迁移，离开斋尔这个天气寒冷且邻近哈萨克使其部众易于逃窜的地方。渥巴锡向伊犁将军舒赫德提出自己的想法，请求另行选址安置。伊犁将军舒赫德基于当时渥巴锡部众的实际情况，表示同意考虑，但关键问题是找到合适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