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邵燕祥:悼念三位老编辑
然而,这一个秋天,有三位友人先后谢世,我怎么能没一点悲凉,几分感伤?我将尽量多叙事少抒情,或说控制自己的感情吧。
九月初,我们一起从北戴河回京不久,就听说章仲锷陷入精神亢奋的状态。我知道,在北戴河的作协创作之家时,他遇见一个他所不愿重见的人,那个人触动他恼人的记忆。是他在作家出版社任职时,一个突然闯入的所谓工作组长。据说那人从他发稿的作品中搜索“问题”,上纲上线,不一而足,在那里作威作福,进而对他拍案斥骂,仿佛文化大革命又来了。对老章来说,这是十年动乱以后,改革开放以来,一次毫无精神准备的屈辱。能不叫他耿耿于怀吗?近二十年的时间磨钝了记忆,偏偏那人又到他眼前晃来晃去,等于在他伤口上再撒一层盐。老章虽说十几岁参军入党,但他毕竟是书生,有其脆弱的一面,加之内向,憋气无从发泄。他想不通,他方寸已乱。九月下旬我去看他,他先领我到书房,看他珍存的多种版本鲁迅著作,又说他要清理一些旧书,让我看看要什么就拿去……而他主要是想让我听他的倾诉。但他处于急躁和焦虑中,一件事没说完又转到另一件事,甚至一句话没说完又转到另一句话,他口干舌燥,不断地饮水,我怕他过于激动影响健康——实际上已经严重影响健康了——一边劝慰他好好休息,我会再来跟他聊天,一边向高桦建议,是不是找毕淑敏来跟他谈谈,做一次心理咨询。高桦也答应了。
谁知这一切都来不及了。第二天,在老章失眠一整夜之后,不得不送入医院,再没出来,一过“十·一”就殁了。
在八宝山的告别仪式上,来了那么多朋友,还有外地赶来的业余作者。我平时不太清楚小说界的事,这才知道名家中谁谁的处女作是经他首发的,谁谁的头一部长篇又是由他发稿的,他还为谁谁的纪实文学吃过官司……他对文学编辑的职业乐此不疲,直到入院前不久还带病看完了一期校样。
接着传来了江晓天的噩耗。久病之后,一个早晨准备去医院,穿戴整齐坐轮椅下楼,他就在电梯间溘然长逝了。
老江原先也住虎坊路,跟我作了十五年的邻居。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这个年轻的“老革命”就由团中央调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无论斟词酌句剪裁文字,还是策划选题组织稿件,他不愧为一位好编辑,一位好的编辑室主任。他善与人同,据我所知,老编辑张羽、黄伊,还有从开明书店合并过来的叶至善等,都跟他相处无间。作家萧也牧(吴小武)因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惹祸落难,处境困难,社长李庚拉他来跟江晓天合作。在五六十年代的十几年间,一两代青年读者,包括我在内,所读“中青社”版的新书,从最早的《刘胡兰小传》、《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到后来的《红岩》、《创业史》、《李自成》(第一卷),都与他们这个编辑集体不可分,有的且是老江亲自经手的。
对这些书作什么样的历史评价,可以从长讨论,但这些书的畅销,的确曾经在精神荒芜的年代给千万读者带来阅读的满足。无论如何这不能算是他们的过错。但就在反右派斗争中,在老江出差期间,他的合作伙伴萧也牧被划右派。随之李庚被划右派,老江也受到党内处分。又过几年到了“干校”,萧也牧竟被活活整死。“文革”中的事情,一个不大的单位怎么搞得这么复杂,生死一线,谁能说得清?
“文革”后老江没有回那个出版社。他参与恢复文联作协,并留下搞研究工作。虽说到了“新时期”,文坛有时却还像“旧时期”一样波谲云诡,而老江说他广交朋友,不拉帮结派,他是不主张以评论为棍棒的,可以想见其在夹缝中的为难。据说,有一副部级干部有意找他作助手,让他当个文艺局长什么的。他连连婉辞,说“我不是当官的料”。有官可做而敬谢不敏,且不说他坚守什么,就算是逃避吧,也该说是难得的了。
老钱晚年有一段两三年住进上海郊区一家老人院。头一年很满意,因为免于为日常琐事操心,第二年就不太满意了,因为寂寞,同住的一些老人,经常谈的是他们儿女赚了多少钱,买了什么房子什么车,搭不上话,到第三年就坚决回来了。但话已经越来越少,晚年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没有意思”。求医也不积极,就这么悒悒而去。
“岁月忽其不奄兮,春与秋其代序。”草木凋零,美人迟暮,这是自然规律。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但求无愧于天,无怍于人,这是平常心的自律。老钱、老江生于20年代,老章生于30年代,他们从不同的路上走来,各经各的坎坷,也各有相对短暂的顺心岁月。总之人的命运都为时代所左右。但无论在顺境在逆境,我这三位友人毕其一生,可以说都是为人正直,甚至有几分傻气几分迂阔,然而无可否认,他们做了他们所能做的奉献。我这里写下他们片断的际遇和言行(自然是单位起草的讣告或生平中不会写到的),聊作对他们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