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仲锷夫人的文章
忆我的老伴（一）

你走了，你走了，再也不回家来了。女儿和咱们的小呱呱（外孙）每次回家来，都哭着找爸爸和姥爷。小呱呱说，姥爷还没教我当作家呢，他怎么就走了。你走的当天，他写了一首诗，写道：“死神、死神，你抢走我的姥爷，我恨你……”，还说：“我再也不能和姥爷一块儿看体育节目了。”女儿哭着说：“我再也不能和爸议论足球的输赢了。爸爸，我们想你。”
你走了，你走了，我不能没有你，你要吃什么我给你做，你要穿什么我给你买，53年来，我都是依着你。我不叫你抽烟是大夫说的，我不叫你吃“下水”是因为胆固醇高，也是大夫说的呀，我不叫你熬夜看稿子，那是我心疼你带病的身体；你总嫌我唠叨。现在我又给谁唠叨呢？只有整天对着你的遗像，泪流满面地唠叨个没完。小萍说我已经成祥林嫂了。
我不能没有你，没有你我怎么活下去。咱们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辛酸苦辣地过了53年，记得那年咱们金婚纪念日，你还说：“咱们相依为命要过钻石婚……”，你怎么就走了呢。
53年来，我把你惯得家里的事儿什么都不会做。赵大年在一篇文章里说你的生活自理能力是幼儿园大班的孩子水平。这并不夸大。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不要你做家务，不叫你管孩子。我是山东人，咱山东妇女对丈夫和孩子都是一门子心思照顾，所以这53年来，我要你全心全意把工作做好，所以，你看稿子，我把饭做好端给你吃，把茶沏好送到你的书桌上，水果我削好拿给你吃。为了不叫你抽烟，我把瓜子嗑好给你吃，从来没叫你洗过衣服、做过饭，所以今年我病了住院时，你不会用洗衣机、不会用电饭锅、不知道煤气怎么开关，我只好在医院给你订饭吃。
“文革”期间，你劳动时染上了肝炎，急性期过了又变成了慢性。１９７５年顾工同志的《大海子孙》，是反映战争时期的纪实性散文集，北京市决定作为林彪翻案的重点批判作品。因为是你编发的，所以对你党内帮了党外批，你不肯说话，闷在肚子里，结果曾大出血。同宿舍的都不敢管。那会儿，女儿才七岁，她哭着在院内喊：叔叔，我爸爸吐血了，可是没有人来帮。美术编辑李培戈说“不管那些了，救命要紧”，背起你便上了医院。路上，血吐了他一背。到医院救过来，需要手术，可是因为吐血过多，要输血，上哪里找血呢，两个孩子都小，我又要支撑这个家。我求了这个求那个，我给人家磕头，求领导批点血，这才批了800CC输上。可是，800CC不够啊。孙大夫的丈夫是部队团长，她对我们这些部队转业的同志特别有感情，于是又到处帮着找血浆，为此还挨了整。因为你的胃和肝粘连在一起，为保护肝，需要切除胃，孙大夫为你做了８小时的手术，她发现你已经早期肝硬化了。你手术后，我想方设法给你治病。那时你工资７０元，我６２元，四口之家，难啊！我长时期不吃菜，省出钱给你买药，保肝。当时孙大夫对我说：肝硬化病人如果不转癌也活不过１０年。可是你奇迹般地又活了３０年。
以后你又患了冠心病，几次抢救都活过来了。去年抢救时安了两个支架，大夫说：为了安全，还要安起博器。你说：我们编辑部经费紧，我能不安就不安，一拖再拖。领导表示救命要紧，经费可以想办法。但是你还是坚持拖下来。
你走了，你的一生总是为作者想、为公家想，唯独不想自己。你早就想写一部传记长篇，总安排不开时间。现在你上了天堂，就在那里完成吧。
我和孩子们想你啊，你知道吗？
2008.10.23


忆我的老伴（二）

一辈子为人作嫁，唯独没有自己。老伴一生就是这样过来的。我的女儿叫他“看稿机”。是的，吃饭、穿衣，家里一切生活上的事，他从不动手，除了看稿就是看稿，唯一喜欢的就是看稿子之余，看电视转播的体育节目。
生前，他对我说自己有个愿望：“我给别人编了几十年的书，我的杂文和文学评论文章，你给我整理一下，编成集子，不过，出钱买书号出书，我不干，我在作家出版社工作过，我想在那里出。我有生之年还想写个传记长篇。”可是，这些都还没实现，他就走了。
他走了，他是累死的。他67岁正式办离休手续，但是直到临终前一个月还在看稿子。那是《小说选刊》，一位崔同志电话里说：我们的刊物经常有读者来信挑出错，请您给我们把把关，最后通读好吗？老章很痛快地答应了。我不同意，因为他身体多病，又患了青光眼，看东西困难。他却说，这是作协自家的刊物，人家有要求，我能办到的。《小说选刊》每期大约３０万字，要求4天看完。又没有底稿，全凭认真细读，还要查对资料，白天看了，晚上看，我真心疼，但他答应下来，我是不能推的。第八期看完，他写了评语，对病句、错字、不适处分别提出建议。《小说选刊》的编辑和领导来电话致谢时，他那个高兴啊。他说：这是我为自家的刊物尽责。崔同志又来电话，让看第九期。而且要求得更急，三天就要。我实在不忍心叫他这样看了，但是他硬是答应下来，连夜看完。这期稿子错处更多，第一篇甚至没校对就拿来了，老章看出70多处差错。这个第九期啊，把他累得犯了病，我永远记住了。我向崔同志再三强调，一定不能再给他了，如果给他看，最少是一周甚至１０天，否则不要送了。老章说：“我可以长期看，时间要长些，可以给我在刊物上注上‘特邀编审’，我不要这500元的报酬，别的刊物每期给我2000元，我都不答应看，《小说选刊》是自家的刊物，我发挥余热。”但是，崔同志回电话说，不能注“编审”，只能注“校对”。我接过电话跟崔同志说：“他是多年的资深编辑，有编审的职称，给你们看稿是帮你们把关，不是你们雇个校对。他已经75岁了，又多病，还是不要校对了。老章一再不同意收你们500元的报酬，他是帮你们把关。”第九期按着崔同志的要求他花了两天一夜看完，崔同志派一年轻人取走，再没有人来过电话了。我怕他太累了，拒绝《小说选刊》，他说：“这是作协自家的刊物，这是对我的信任，才叫我帮助把关，我有责任，再累也要看，全当我看小说吧。”我还是不同意，第十期才没有送来。
老章太累了。他走了，他是累死的，他是老黄牛，谁请他看稿，他都从不推，真是来者不拒。去年，建功亲自送来大约二十多本名家的书，要他看，选出向国外翻译的。他看呀，白天看，晚上看，认认真真地看完，提出推荐意见。他说：“这是作协领导对我的信任，才交给我这个任务。”作协创研部的赵宁每次要李燕平主任带来作协推荐的重点作品，不管几十万字，他都是认真地看完提出建议，写出评语。小赵几次对我说：“章老师看稿特认真，他写的评语好，只要他身体顶得住，我们特愿请他看。”
方敏的长篇写了10年，每次写了初稿，都要老章看，而且要提出修改意见。方敏按老章的建议改后再送来看，从最初的50万字，最后出版35万字，老章大约看了３到４次，写出评语。
王霞的长篇也是30多万字，老章也是这样对待，仔仔细细地看完写出评语。秦皇岛文联的一位作家慕名而来请他看，也是50万字。老章不认识他，但有求就是信任，接下来看吧，看３篇，从50万字改到30万字出版，还认真地写出了序言。
刘心武是他多年的好朋友，出版单位要再版他的作品，他不放心校对，也向出版单位建议，付印前送给老章通读一遍再印。去年，老章给心武看了两本。
无论是公家还是个人，只要拿稿来叫他看，他认为这就是信任，这就是责任，从不拒绝。鲁迅文学奖，自第一期到去年的第４期，他都是评委。他看作品是一贯地大公无私，只记作品不记人，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们环保部宣教中心经常组织中小学生的环境征文，每次都请他当评委。对于孩子们的作品，他不仅每次都要坚持看完，而且写出的评语超过了孩子们参评作品的字数，他的评语，不仅品评作品的质量，还要给孩子们提出希望。去年参评的文章有80多篇，他逐篇看完，评出一、二、三等奖获奖文章３０篇，又评出优秀文章30篇，逐篇写出了评语。
已经于去年５月去世的军旅作家张聂耳，是位癌症患者，30年如一日地坚持创作。她的作品从一开始就没想到成书，几乎每篇都是老章帮她。她生前，如果有几天不来电话问字、问句，问书中的章节、人物，我们就知道她又住院了。去世后，张聂耳的丈夫要整理一下她的文章，出全集，总共大约500万字。这500万字的书，有那一本不是老章看的呀，每本作品写出来，都是送来给老章看，改后再看。
他走了，他一生看的作品，我是写不完、说不完的。他太累了，他该歇歇了。他是名符其实的老黄牛、“看稿机”。他走了一个多月了，我整日泪水洗面。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书案，相向而坐，各占一半。他的那一半，桌上的一切我都没动，还照原样摆放，就连他放稿小筐内剩下的几块糖我都让它们原样放着呢。书房还按他生前的老样子，我绝不会改变的。每天坐在他的对面，我对他说：“你歇着吧，你想要办的事，我来完成。你生前不是要我给你编杂文集吗，还要我整理文学评论的稿子也编本集子吗，我都办。你要写的传记长篇我暂时办不到，我的身体顶不住，争取吧。你走后，很多好友悼念你的文章，我也编进集子内，你就放心地休息吧。”


忆老伴（三）

老章说过，在文章里也写过（就是《我看了王朔》的那篇）：“我是最有资格评王朔的。”1984年，王朔刚刚写出中篇小说《空中小姐》，这也是他的处女作，老章从龙世辉手中接过来，认真地看了稿，并把他请到编辑部，谈了修改意见。这部小说大约反复改了五六次，从６万多字改起，最后在《当代》发表时，是个小中篇。以后又发表了他的第二个中篇《浮出海面》，再以后又发了他的第一个长篇《玩的就是心跳》，还给他出版了《谐趣小说集》。
老章对年轻作者非常爱护，他为什么这么愿意帮助王朔呢？他的思想是：对于年轻作者的作品，编辑要耐心、细心、不厌其烦。要从作品的细节、人物，甚至章节、标题，逐句逐字地认认真真帮他修改，引他设想故事、设计提纲，直到成文，这是身为编辑的责任。把一位年轻作者扶植起来，不能光说说，必须真心实意地去帮他。对于王朔的创作和成长，老章就是这样做的。一个作者能连续在刊物上发表作品不容易，尤其是一个初学者，那就更难了。老章却认为培养一个青年作者，就要这样做。老章从王朔的作品看出他有前途，看出他是会有发展的，所以才这样尽心地去帮他。
记得王朔初期发表作品时，常到我们家来和老章谈稿子的事，那时他非常谦虚，遇上吃饭，坐下就吃，虽然那时我们的工资低，饭菜简单，但炒两个清菜还是有的。他手拿筷子光往嘴里扒拉米饭，不好意思夹菜。来到我们家，我从来都是把他当我们自己的孩子对待，他管老章则称“恩师”。
后来老章被从维熙同志调到作家出版社创办《文学四季》。就是那时，发表了王朔的第一个长篇《玩的就是心跳》。1989年“６•４”事件后，工作组进来，组长是两位早已退休的老人，其中一个叫黎辛，这人曾在延安待过，总在大家面前摆老资格，他带的人，对出版社的出版物，精查细看。对老章签批的《玩的就是心跳》和张贤亮、莫言的短篇小说，查来查去，定了罪，所谓反党内容数百条。这位姓黎的组长找老章谈话，拍着桌子叫喊着，指责老章是什么立场，竟然批准出这样的书，要立马撤职、反复检讨。这样折腾了一年，老章才又被安排到《中国作家》任副主编。
老章被撤职后，在家所谓“反省”时，很多同志、作家都来家看望他。王朔和张聂耳两个年轻人连续几天，每天带着熟食、西瓜、水果来陪老章，那时我把王朔当孩子，感到很亲切。他一直把老章当“恩师”，因为他比我的儿子还小几岁呢。
再以后，王朔出书多了，又改编了很多电影，名气也大了，也就不再来家看望我们了。第六届作代会后，老章突发肺炎住进医院抢救，我给王朔打电话，请他来看看老章，因为已报病危了。他不接电话。我又请陈染同志转告他，他也不来。当时，我认为他写作忙，也许外出拍片顾不上。
再以后，王朔写了一篇稿子，谈到《空中小姐》送稿时对龙世辉同志（早已去世）形容得不对，与事实不符。老章写了一篇纠正的稿子，发在《今晚报》上。我不愿叫老章写，怕挨骂，老章说：“我了解王朔，我最有资格评王朔，我是小人物，连鲁迅、老舍他都敢评论，我不值他一提……。”
从这以后，我们不敢想王朔能理睬我们了。今年10月3号，老章走了。我想：当年的“恩师”离开人世了，应通知他，能来送送啊。但是，我请潘宪立同志通知他，潘副总编说打了很多电话都不接，他又通过别人联系，据回复：现在王朔不和外界联系……。
我们老章为人作嫁一生，唯独没有自己。他这么用心良苦培养过的年轻作者，临到走了，却不能来送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