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子健的故事，丝毫不比他们的平淡。

他的父母在江苏省宜兴市徐舍镇开了一家茶馆。小学毕业后，姚子健考入上海江湾国立劳动大学中学部。学校不要学费、不要饭钱，还给每位学生发一套衣服。

那时，同学们大多家境贫困，但渴望学习新知识，常传阅各种进步书籍。“九一八”事变爆发，同学们走上街头请愿，当局下令解散学校。姚子健很气愤：“不但没书读了，也没饭吃了，什么都没了。”他回到家乡，当了几个月小学老师。他思考着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有如此遭遇？是学校免费不免费的问题吗？不是。这是社会制度的问题，是国 民党反动统治的问题。只有社会制度变了，才有出路。”他心里燃起加入当时的进步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但怎么加入？他不知道，只好先工作着，但随时为入党做准备。

1933年初，姚子健看报纸发现，南京国民 党中央陆地测量学校招生，一切免费。他考了进去。当时，学校分了航测班、地形班、制图班等，姚子健想：“要搞革命，就要干宣传，要宣传就要印刷，制图班中有印刷专业，那我就选印刷专业吧！”

当年8月，姚子健得知，同乡好友舒曰信入了党，并且也在上海。姚子健就请他帮忙找党组织。1934年4月，姚子健在舒曰信的引荐下见到中共党员鲁自诚，在鲁的介绍下入了党。

入党后不久，姚子健结束印刷班的学业，到南京国 民党中央陆地测量总局制图科工作，当了第四股的技佐，负责描绘印刷地图底板。他每月能拿28块大洋，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为向党组织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姚子健以眼疾为由，提出要调到制图科第五股。这样一来，他就能收发、保管标有机密和绝密级别的五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等比例的军用地图。

来取用地图的人要登记所在部队的番号等信息，姚子健便暗暗记下。来人拿走哪张地图，他就偷偷抽一张相同的自留。“当时，国 民党内部规章制度不严格，从成摞地图中抽出一两张也看不出什么破绽。”姚一群说。

每周六晚，姚子健结束一周的工作，就带着地图乘火车去上海。他把地图放在皮箱最里层，上面再放衣服和书。国民 党军警见他穿的是军装，知道是自己人，不会盘查。周日一早，姚子健抵达上海，把地图和资料交给舒曰信或其同为中共党员的妻子沈伊娜，汇报国 民党一周以来调用地图的情况。地图转交完毕，姚子健便乘火车返回南京，周一照常上班。整个过程就像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到上海游玩了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