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地图和情报通过地下交通渠道送到中央苏区。“比如国 民党某部队取走了江西某地的地图，就表明他们可能要对该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姚一群说，“我们知道了这个情况，就要在第一时间逐级向上汇报，为苏区领导掌握分析敌情提供帮助。”

　　地图有多重要?姚一群讲了个例子 :“1936年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第一次见周恩来，送了三件礼物 :几万大洋、几万法币和一本彩色的中国分省地图册，说 :‘共同保卫中国。’这地图在当时是贵重礼物。如果没地图，不知道地形，怎么行军?怎么判定下一步往哪儿走?”

　　一次，姚子健在单位突然碰到自己单线联系的地下工作者吴锡峻。而吴锡峻的身份，是时任汤恩伯部队驻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二人从未在国 民党机关内部见过面。为防止见面后引人怀疑，情急之下，姚子健扭身就走。

　　隐蔽战线的工作人员往往单线联系，不是一条线上的人见了也不认识。姚子健有次去舒曰信住处的亭子间谈工作，发现有位西装革履的男青年也在。舒曰信就向他介绍 :“这是李先生。”只见“李先生”点点头，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1937年，舒曰信、沈伊娜夫妇从上海调到南京，姚子健就不必每周乘火车去上海了。“七七事变”后，舒曰信、沈伊娜夫妇调离南京，姚子健也随测量总局机关撤退到武昌。这时，他的上线成了“熊先生”。两人见面时除了交接任务，从未多言。“上级知道下级，下级不知道上级。我领导你，就知道你，但你对我住在哪儿、干什么一概不知。”姚一群说到这里，一旁的姚子健打趣道 :“‘熊’不‘熊’不知道，真的假的也不知道。”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姚子健向“熊先生”提出，希望到抗日前线工作。1938年4月，组织安排姚子健去香港情报站。他向国 民党方面请了长假，从此脱离国 民党。在香港工作了4个月后，组织上同意他去延安。中共香港情报站的负责人潘汉年给他写了两张纸条，内容均是“姚子健有抗日热情，已经为党工作多年”，落款是“小开”。

　　姚子健结束了隐蔽战线生涯，怀揣这两张纸条辗转来到延安。中央组织部领导把它们分别交给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抗大校长林彪。后来，姚子健便进入抗大和中央组织部培训班学习。1939年10月，姚子健去了苏豫皖根据地工作，之后就根据党的工作需要，辗转各地。

　　“文革”期间，造反派为了审查姚子健在国 民党政府工作的历史，找到他的入党介绍人、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顾问的鲁自诚。鲁自诚说 :“我1934年介绍姚子健入党，他在敌人营垒里收集军用地图和情报，为中央红军粉碎国 民党‘围剿’和长征胜利做出了贡献。对他那段工作，组织上多次给予充分肯定。我可以为他写证明材料。”从此，造反派再没纠缠过姚子健。

　　“我父亲的地下工作到底起了多大作用，谁也说不清，只有鲁自诚留下了这段评价。那个年代，选择干这个，就得随时准备牺牲，牺牲了也没人知道。”姚一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