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一60年代，苏俄绘画是惟一可以看到和自由借鉴的外来艺术。列宾、苏里柯夫成为美术院校师生崇迷的对象。决心要改造人物画的杨之光有一个惊人之举：用生宣纸和国画颜色临摹了列宾的油画《萨布罗什人写信给土耳其苏丹》他的想法是，“传统中国画在塑造多种形象、多种性格的人物方面是一个明显的簿弱环节。虽然古代有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近代有蒋兆和的《流民图》等可举例，但毕竟太少了，更多的是千人一面，缺乏性格及程式化的。克服千人一面，恢复生活中的千变万化，我认为只有学巡回画派在生活中艰苦地收集形象素材，创造动人的典型形象。”(14)。对生宣性能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临摹列宾刻画了20多个剽悍哥萨克形象的巨作，是多么困难的事。但他居然临摹得形神俱似！

　　1958年有三件事，使杨之光终生难忘。一是他被下放到湖北周矶农场劳动锻炼，尝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苦：二是中南美专南迁，扩建为广州美术学院；三是作品《雪夜送饭》荣获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章。

　　《雪夜送饭》描绘了大跃进时代的一个普通镜头：下放干部冒雪为夜耕的拖拉机手送饭。在农场，杨之光亲尝了劳动的艰苦，也体验了被美好乌托邦式理想激励的高昂劳动热情。在劳动间，他坚持画“速写日记”，获得了大量素材。《雪夜送饭》前后画了两幅，

　　第一幅用水彩，描绘“送饭者证在端饭给拖拉机手”(15)，第二幅用彩墨——把行进的拖拉机推到远景，集中刻画两个送饭的下放干都。为了保持传统绘画风格，他用手提的马灯暗示黑夜。从肖像式的《一辈子第一回》到情景交融的《雪夜送饭》，可以看到杨之光创作主题的一贯性，又可以窥见他在风格上向传统靠拢的趋势。

　　2、敦煌考察、深入生活和批斗改造

　　60年代对杨之光来说是喜悲交替的。喜的是他在教学、科研和创作上都有了很大迸展，悲的是遇“文革”、受迫害，中正了艺术活动。

　　三年困难时期，“左派幼稚病”有所抑制，思想环境有所宽松。

　　在文化艺术界，人们在谈政治、内容、共性、革新的同时，也敢较多地谈艺术、形式、个性和传统了。1961年，杨之光约了几位同事，不顾饥肠辘辘，跑到敦煌考察。他回忆说：“当我们下了火车，改坐汽车在茫茫的沙海中驰往敦煌途中，偶尔望见远远出现的沙漠幻影……兴奋得将疲劳一扫而光。”到了敦煌，“我们就一头栽进洞里不想出来了。”(16)，他临摹了《张议潮出行图》等大幅壁画，选摹了许多人物、动物形象，甚至用剥落的墙皮复制一些原作局部。在大气候仍是“厚今薄古”的艺术界，杨之光对敦煌古迹的这种热情，在同行中是不多见的。这使我们看到了他思想的另一面对民族文化和传统艺术的认同。

　　1962年，杨之光带学生到海军某部进行毕业创作实习，又随广州京剧团到汕头慰问某部队，画了一批速写和由速写加工成的创作。著名的有《浴日图》、《慰问演出之前》及组画《水兵在欢笑》等；1964年，又到空军某部深入生活，创作了《飞行员高光飞》、《夜航队》《空军组画》等，其中肖像作品都是直接以毛笔、宣纸写生。用水墨画闪光的甲板、钢炮、飞机和笔直的跑道，“在传统技法中找不到可借鉴的经验”(17)。然而杨之光喜欢面对这种挑战，他对学生说：“我是有意找麻烦来了”。他用明暗法表现探照灯下的跑道，用倒影刻画明亮的甲板，用泼墨画水兵的衣服，用齐白石画水的方法画海……此外，他还到工厂、农村、堵海造田工地体验生活，画速写，创作了《缫丝女工队》、《民工乐手》、《不爱红装爱武装》等作品。

　　1966年冬，杨之光成了“牛鬼蛇神”。先是“白专典型”、“反动学术权威”，随之而来的是“政治问题”——因为去过台湾，又“潜回大陆”，必是“美蒋特务”！有口难辩和无休止的审查批斗，逼得他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勇气。

　　3、由《矿山新兵》开始的再度辉煌

　　1971年，杨之光获得“解放”，被派到矿区，并很快创作出《矿山新兵》。作品在《人民画报》发表，又印为邮票在全国发行。画家把女矿工放在逆光的晨光中刻画，突出了人物的青春朝气。强调光色并能把握恰当分寸，标志着画家艺术追求的新起点。

　　同一年，他又创作了大型历史人物画《难忘的岁月》(235cmX145cm)和 《红日照征途》(145cmX247cm)。前者为白求恩逝世32周年而作，刻画白求恩迎着风雪、在山路上走来的情最。后者以毛泽东1926年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题，表现领袖为农民指明革命道路。杨之光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期的毛泽东，始于1959年，终于1977年间，前后六张，此为其中之一。1959年那幅藏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横方构图，画毛泽东和一群学员站在石桥上谈话，房屋、树木占据了大部分画面，置人物于中景，视平线较高，画法以勾勒为主，描绘略显琐碎。1971年这幅为立式构图，低视平线，人物占了画面的主要位置，后有高耸入云的大树衬托，青年毛泽东显得十分高大。70年代初，文艺界正大讲“三突出”，画领袖人物如果不遵循这一原则，难免犯“政治错误”。画作相对工整，人物比例准确，面相英俊，气宇轩昂，笔墨技巧纯熟、果断、干净，显示了作者高超的笔墨能力。

　　此后，杨之光和鸥洋合作，又创作了《激扬文字》(1973年)和《不灭的明灯》(1977年)。《激扬文字》描绘1925年在广州主编《政治周报》时的毛泽东：取半身正侧面，桌椅、衣服，眼、鼻、下颏、颈部，都以阴影显示结构。以水墨写意的方式画大尺幅领袖肖像，技巧难度大，心理压力也大，稍有不当即有“歪曲伟大领袖形象”之嫌。画家说：“在生宣纸上要求画出极为精确而又传神的形象极为不易，如过于小心则难求笔韵墨趣，如放纵笔墨，又容易走形，于是我巧妙地将光与色、西洋素描及中国笔墨兼施并用，终于达到了公众一致认可的程度”(18)。勿庸讳言，《激扬文字》中的主人公，有“亮相”式的舞台意味，这正是样板戏表现英雄人物的典型方式。不这样做，“就过不了关”。(19)

　　《不灭的明灯》描绘毛泽东在井冈山著文的情景，仍取肖像式构图，主人公正在拨亮油灯——这灯火暗喻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明灯。比起《檄扬文字》的"亮相"式动作，点灯的细节较为平朴。作者追述说：“自己开始觉得老这样(强调斗争    笔者注)'太紧张了，就画了另一张毛主席起身挑灯的画，这样还温和些、亲切些。”(12)，《不灭的明灯》更强调光影，更接近有明暗的素描效果。但由于用笔用墨把握得好，并没有失去传统水墨画的基本特征。

　　从《矿山新兵》到《不灭的明灯》， 杨之光在创作上获得了第二次辉煌。走出“牛棚”很快就能成功，靠的是什么呢？是他思想的真诚和艺术的能力。“思想的真诚”，指他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信念；“艺术的能力”，指他驾驭造型、色彩和水墨的出色能力，这种信念和能力是在50一60年代培养的。

　　三、扩展时期 (1978一1999年)

　　标志新时期开端的那一年，杨之光48岁。他先后晋升为副教授、教授，担任系主任、副院长，他的名声更大了。在教学和教学行政之余，先后应邀到香港、澳门、台湾、印度、尼泊尔、泰国、美国、新加坡考察，讲学，办展。他的作品也以各种形式在海内外出版。但他并没有放松作画，而是利用外出讲学机会到宁夏、甘肃、新疆、上海、北京等地考察，画了大量写生与肖像。

　　1990年退休后，杨之光时而居美国，时而返广州，间或到欧亚各地访问，过着往来于东西方的自由艺术家生活。不断给自己的艺术增加新的因素，力求把中国画推向世界，是这种生活的主要内容。如1991年，在美国纽约、康州，台北，新加坡举办“杨之光画展”、“杨之光游美写生展”：1993年，在台北、广州、洛杉矾举办“杨之光鸡年吉展”、“杨之光画舞展”、“杨之光、鸥洋画展”；1995年，在台北、北京中国美术馆、广州美术学院举办“杨之光画展”、“杨之光四十年回顾展”……由于对增进美术交流的贡献，相继获得了纽约国际文化中心颁发的“中国画杰出成就奖”，美国加州和旧金山市政府颁发的荣誉奖状，台湾“华夏艺术国际奖”金奖。他说：“我对退休的看法是：‘退'意味着超脱，’休'可不是休止符，而是意味着从此可以力所能及地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想干的事”就是多方面扩展自己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