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透露情报、间接营救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所不同的是，薛耕莘还多次直接参与救助被捕中共党员，并且无意之中为我党立了一大功。

　　1934年11月的一个夜晚，上海卢家湾法捕房三楼政治处突然来了几个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他们手持法租界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的拘票，声称在法租界侦查到了一名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姓李，是负责分管共产党江苏地下组织财政的。

　　薛耕莘听了，立刻联想到宋庆龄女士曾向他打过的招呼。原来两天前，宋庆龄通过杭州市市长赵志游的夫人向薛耕莘打招呼，说住在法租界的一位共产党要人已被警备司令部侦查到，情况万分危急，希望薛耕莘予以帮助。赵志游是薛耕莘的证婚人，早年留学法国，与蒋介石有亲戚关系，但他不满老蒋独裁统治，倾向国民党左派，与宋庆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第二天，薛耕莘和上司、查缉班班长席能(注：据薛耕莘回忆，法国人席能，出身贫穷，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贫富悬殊十分反感，同情为中国穷苦百姓作斗争的共产党人，所以薛耕莘帮助共产党的行为一直受到他的默许)奉命前往巨籁达路(今巨鹿路)搜捕那位共产党人。他俩根据淞沪警备司令部提供的情报，很快找到共产党人李加德。略加盘问后薛耕莘和席能就进行了搜查，在床下的一只箱子里搜出了一张英国麦加利银行的存折，面值27.4万英镑!

　　此时，站在一旁的席能对那人说：“这张票子由薛先生帮你保存，这对你会有好处的。”李加德似乎从中理解了什么，一声不吭。不一会儿，法捕房强盗班随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伙人前来搜查，折腾了好一阵子，结果一无所获。最后，他们将李带往法租界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

　　薛耕莘清醒地认识到，李加德如果再由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移提到苏州高等法院，情况就会复杂多变，因为有许多共产党人在法租界被捕，在移提后就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了。所以，薛耕莘坚持移提要有充分的证据。一周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拿不出什么证据，李案也就不了了之。事后薛耕莘设法将那张27.4万英镑的存折归还给李，并嘱他从法捕房的后门离开，为防意外，又派人用汽车将其送走。

　　一个星期后，李加德约薛耕莘见面，会面时，除李先生外，还有一位姓秦的先生。秦先生对薛耕莘极为客气，见面后就热烈握手，真诚地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你们法租界当局的有些外国人和中国人对我们帮助很大，我表示深切的感谢，永远不会忘记的!”

　　后来，薛耕莘才知道，那位秦先生就是秦邦宪，也就是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的博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