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也许是对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很好的写照吧。

中国的大学生，恐怕少有几个不为自己的学校感到失望的。而且，随着我们知识和阅历的增长，这种失望会逐渐转化为怨恨和不屑。

1999年，我们这批人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想来也近十载。我们差不多是程老师教的第一批学生。

回想自己的教授们，只有对程春明博士等少数几个人，我们是越发尊重的。

从一个专业人士的角度，政法大学大部分老师是不合格的，甚至是有很大误导性作用的。

记得当时法理学老师舒国颖用主要精力来分析“法理学”的定义，“法哲学”的定义，“法律社会学”的定义，除了枯燥和乏味之外，你无法体会理论带来的任何知识愉悦。民法课的时候，龙卫球教授非常起劲地用了将近半个学期在讲解法律行为的几十种定义和几百种争论。民事诉讼法的教授肖建华，也不知道那里来的奇怪念头，跟我们反复分析“诉”的概念，“诉讼”的概念，诉讼法的理念。最可笑的莫过于公司法的老师方流芳了，号称一代名师，把主要的时间都放在了“公司”概念的起源上了。

等到我们真正从事法律业务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在东拉西扯。故意讲解一些逻辑错乱的东西来掩盖自己的无知和无能。当然，这些老师会说，我教你们的这些是理论性知识，我们大陆法系国家强调法律理论，强调抽象知识。

后来，真的有同学到了德国著名法学院留学，电话回来大骂中国这些法学教授欺世盗名。原本，大家在中国的法学院里天天被灌输这这些东拉西扯的所谓理论，就误以为作为大陆法系样板的德国，号称哲学的民族，所以法学院里一定是天天法哲学。去了德国才知道，德国的法学教育和传说中的美国法学教育几乎一样，民法老师根本不会无视学生时间的价值来和同学闲扯，德国的老师们上来就是案例分析，法学学习的主要目标就是分析案例的能力。而像公司法这样的课程，大学教授毕竟缺乏最前沿的实践能力，所以类似课程都交给了具有实践经验的律师或者法官来讲授。

我们这批人回首自己的法学教育，也许代表了绝大部分法大人的感受。

在我们上学的那段时间，学校基本上就被这样一帮幻想成为“精神导师”的人占据着讲台。所以，程春明的到来，给死水般的学校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他的课程受到了我们99级空前的欢迎，200人的阶梯教室每次都要涌进300人。

他教的课程是《西方法律思想史》和《比较法总论》。中国的法学水平相对于经济学和社会学是浅薄的。所以，在这一滩浅薄的死水里，程老师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启迪。他是唯一一个不霸占话筒的老师，他的课堂永远是讨论最热烈的semina。他没有傲慢，他不是把教课当作负担，他更不会像其他老师那样：上课就让同学记笔记，下课了就赶快跑，生怕学生的提问耽误他们的前途和名利。程老师愿意全力引导着我们。西方法律思想史的课在晚上，九点下课，热烈的课堂往往要到十点还不能结束。下完课了，程老师会和我们坐在图书馆前的台阶上继续着我们的讨论，几个同学还会和他一起抽烟。天冷了之后，我们发现学校旁边的京表小吃市场是很不错的去处，价格非常便宜，是这个留法穷博士（当时他拿到手工资900元一个月）可以承受的价格，程老师会请我们吃个牛肉面，边吃边聊。（其实，他完全可以选择其他道路的。他拥有MBA学位，拥有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的复合型知识结构，又精通法语，他在来政法大学的之前也收到了很多跨国企业的高薪邀请。不过，他最后选择了他热爱的学术。）

我们毕业以后，程老师的学生少了。也许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特色。首先是他那楚地的方言，很多学生不愿意以忍受不流利的汉语为代价，从中找到思想的愉悦。

程老师来自农村，父母并没有教给他那些圆滑的处事技巧。而程老师的十几年时光一直在法国的大学校园里，所以，程老师是一个顽童，是一个赤子。他也没有国内的某个学术权威作自己的靠山。这一切都让他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所以，在法大这段时间，他是不得志的，是非常不得志的。

他几乎没有学术成果，因为他始终倔强地按照他在法国的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学术质量，他不屑于那拼凑的学术垃圾。

大家觉得，“他太法国了”。 所以，只有在那些十分了解他的少数学生那里，他才会有良好的口碑。作为一个教授，他却要穿着法国式的浪漫，而不是规规矩矩的西装，因为他自己的导师，作为法国的行政法权威，也是同样的法兰西风格。他很爱写诗，很爱朗诵自己的诗，在我们这样一个沉默是金的国家，不免引起人的反感。而且，他也给女生写诗，这当然会激起各种联想。

我又回到了昌平。看到学校旁边的京表小吃市场，我仿佛看到程老师和自己的学生，在路边的牛肉面摊上，高谈阔论雅典的政治思想和柏拉图的共和国。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学术圈里，程老师还没有沾染到市侩的习气，他还没有学会用华丽的外表来伪装高尚，也没有学会用油滑的语言来假装道学，更没有学会潜规则的交易。

我们看到的他，就是真实的他。我们的社会阅历越增加，就更加喜欢他。

程老师走了，带着法兰西的浪漫走了。 (本文来源：网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