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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泮伟江:怀念我的老师程春明

发布时间:2010-01-25 11:44:20      发布人: 孝行天下

  泮伟江:怀念我的老师程春明

  时间:2008年11月1日 作者:泮伟江(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来源:法学时评网

  我是本地时间昨天下午大概三点左右从一个师弟得到程老师的消息的。换成北京的时间,大概也就是晚上八九点钟的样子吧。当时官方正式的消息还没有出来,但是已经有小道消息说程老师已经不行了。心里想或许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散布谣言,暗暗地替程老师担心和祝福。于是一直在网络上等待官方正式的消息下来,希望能够亲眼看到程老师一切安好的消息。然而师弟终于告诉我说,根据确切可靠的消息,程老师确实已经离开了人世。政法大学目前正在统一口径,做学生的工作。顿时感觉天地昏暗,一股莫名的悲哀从心头涌起,无可排遣。

  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犹且抱着一丝希望,希望官方的正式消息能够将原先形成的所有结论都击得粉身碎骨,还我一个活蹦乱跳,生龙活虎的程春明教授回来。然而,政法大学官方的讣告着着实实地把我最后仅存的一丝希望击地粉碎,让我在现实面前毫无还手之力。想到沧海云帆去了解一下详情,却看到许多师弟师妹们已经开始在怀念和追忆他了。看着他们描述的关于他的日常的点点滴滴,音容笑貌,似乎程老师就在眼前,而我,也正在和他一起行走在政法大学的校园里。一切都变得那么地清晰,又似乎那么的遥远,那么地真实,又是那么地残酷。

  我应该是程春明老师来政法大学之后严格意义上教过的最早的一届学生。我们第一次认识应该是2000年的某一天,那一年,我因为走错教室,阴差阳错地听了郑永流教授的一堂比较法研究的课程。这个课程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它采取Seminar的方式授课,由学生主讲,然后再选一个其它的学生在下面做评议,最后教授对整个课程的内容做评议。我当时觉得这种上课方式很新鲜,课程内容也很有意思,后来就一直听了下去,并且还叫了很多同学一起去听课,并且还选了一个主题做了一次报告。后来和我一起去听课的另外一个同班同学赵仁洋和我毕业后都决定跨系报考法理学专业,投到郑永流老师门下学习,就是因为听了这门课后被郑永流老师的学问和风度吸引去的。我和程老师也是在这门课里认识的。他当时刚刚从法国回来,到学校报到的时候,应该是新学期已经开学,所以学校没有给他排课,郑永流老师就邀请他过来一起参与这个Seminar的讨论。整个讨论确实也因为他的参与增色不少,印象中他尤其擅长提问,不但很有深度,而且总是从我们意想不到的角度来提出问题,让我们瞠目结舌之余,又觉得很有道理。

  第二个学期又慕名跑去上他的西方法律思想史的课程。这是他在法大第一次正式以自己的名义授课,记得是给99级的学生开的课程,我是98级的。通过比较法研究那门课,他对我的印象似乎也非常深刻,也许是觉得我的阅读面比较广,视野也比较开阔吧,碰到比较难回答的问题,他总是喜欢点我的名字,并且每次上课都要我坐第一排。这也给了我很大的压力,每次上课总是高度紧张,生怕走神,错过他的思路,被他搞突然袭击,下不了台。按照我读大学时候的性格,除了少数几门课之外,我更喜欢自己抱本书坐到最后一排,自己看自己的。这门课或许是我大学时代听得特别认真的一门课程了吧。不过他的思路确实很飘逸,事后他也承认当时他也很紧张,因为他的专业本来是公法学的,虽然一直对思想史很有兴趣,但是毕竟还不是科班出身。他比较擅长的是对一个概念进行词源学的考证,通过对概念的结构和词义的辨析,切入到对问题的探讨,这是很需要真功夫的,没有很好的外语基础,以及很好的思辨能力,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所以每每听他讲完一个概念或者一个关键语词的来龙去脉的时候,往往能够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另外,他的课堂互动性很强,经常给学生很多当场提问的机会,然后针对学生的思维和逻辑进行分析,和其它老师那种照本宣科、死气沉沉的讲法比起来,显得生动活泼地多了。

  他也是很有亲和力的一个人,每次上完课之后,他的周围总是围着一大群学生,向他提问题,他也向来来者不拒,尽量满足学生的要求。我也经常参与其间,有时候他也会突然把问题推到我的面前,问我是怎么想这些问题的。学生的问题总是千奇百怪,从法学到哲学甚至到人工智能,从学问之道到为人之道,形形色色的问题应有尽有,我有时候听了都有些目瞪口呆,觉得这些同学才真是视野开阔呢。他总有办法给出一个漂亮的回答,让学生满意而去。

  四年四度军都春,一生一世的法大人。我读大学本科的时候,这也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当时我觉得法大颇有几份不错的学生报纸,包括“政经评论”和“法大人”等报纸,颇有民国时期那些知识分子的遗风,经常对政法大学的制度和事件进行反省和批评,言辞辛辣而又不失理性。我虽然从来没有在上面写文章,但是颇为关注,至今仍然收藏其中的几期报纸。当时大家的一个普遍信念是,政法大学地处昌平偏远地区,因此文化环境相对恶劣,就像处在文化沙漠之中。因此,大家普遍都有一种危机感,希望能够为此弥补一些什么。我的一个好友,目前在哈佛大学攻读SJD的郭锐,当时就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叫作“漠人”,就有这种时刻自我警醒之意。

  我当时对此也深有危机感,因此经常趁周末的时间跑到北大或者国家图书馆去逛书店,看看是否有好的学术书可以买。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找到洪涛的《逻个斯与空间》,从此对古希腊哲学非常着迷,一发而不可收拾,买了许多古希腊哲学方面的书来看,甚至一度要立志到复旦去读洪涛的研究生。有一天在学校门口碰到程老师,他手里正拿着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说一个同事高度评价这本书,所以想找来看看。于是我们一起读了书中的某些章节,我对其中涉及古希腊哲学的那部分论述感觉到很不屑,觉得朱在这方面是个外行。他听完我的分析很高兴,后来知道我对古希腊哲学很有兴趣,看了我收集的一些资料,就决定说要专门留一堂课,让我专门介绍一下自己读柏拉图的心得。

  我以为他只是随便说说,所以就没有太当真,哪知过了一段时间,他突然找到我说,问我准备得怎么样。这让我很紧张,于是就努力地准备了一天时间,第二天就扛着我的一大堆参考资料去课堂了。当时龙卫球老师也听许多同学介绍过我,刚和我有过一些接触,觉得我有些意思,听程老师说我要在他课堂上讲柏拉图,就很感兴趣,也跑过来听。这让我感到更紧张。

  整个讲课的过程,当时对我来讲,简直就是一个灾难。由于缺乏讲课的经验,所以我一上来就大讲特讲柏拉图对话的各种不同的版本,以及如何界定哪些版本是比较可靠的,那些很可能是后人写的。当时也许是想炫耀自己比较专业吧,结果讲了将近一个小时,台下仍然一片茫然。因此我越讲越紧张,慢慢地额头就开始出汗了。程老师大概也注意到了我的紧张,于是就站起来说,已经讲了四五十分钟了,大家也听得有些累了。先休息十分钟。休息的时候,他和龙老师就跑过来跟我说,你讲得太抽象了,应该更加具体,更加详细些。并且向我传授了一些讲课的技巧。等第二节上课的时候,我就集中讲洞穴比喻,果然效果就好了很多,同学们听得也津津有味。我记得在回答同学提问的时候,当时还引申了黑格尔在《小逻辑》里的一句话,大概是说,那些怀疑主义者觉得美好的事情不存在,其实也可能是因为他配不上美好的东西。并不是任何人都有“能力”感知到美丽,并且配得到这份美丽的。因为这句话,我还引起了一个老乡很长时间的反感,因为她觉得我这句话实在是太骄傲了。

  他也经常给我们讲他在法国的留学生活,讲到每天一份的费加罗报,讲到地中海的红帆,讲到他快做完博士论文的时候,导师突然去世,他不得一切重新开始。而更艰难的是,奖学金也到期了。我不知道他那段时间是怎么渡过的,但是,我知道那一段时间一定是他最艰难的时刻。从他给我们看的一份份大学时代的成绩单和得到的各种荣誉来看,他在国内读大学时代一定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因此,我能够体会到他那时候所遭遇的困境和压力,也相信这段经历对他来说,一定也是刻骨铭心的回忆,尽管他很少提起那段不愉快的往事。相信他也是尝试和努力了很多次,才最终走出难关,从经济学的领域转到法学领域,并且最后顺利拿到很有分量的公法学博士学位的。当他从法国回来的时候,也许那些羡慕他出国留学的同学们早就在国内“小有成就”了。而他还不得不和国内许多二十出头的留校毕业生一起竞争,从最普通的讲师做起。有一次他也不无伤感地说,对国家来说,多一个程春明或者少一个程春明,没有任何区别。国家需要的是那些能够造原子弹或者尖端武器的人才,而像他这样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国家不觉得他们太讨厌就不错了,又有谁会关心他们的死活呢?

  也是他的运气不好,他来政法大学的时候,给的几乎是最普通的刚开始工作的教师的待遇。而几年后,徐显明校长就来到政法大学,出手阔绰,同样是留洋博士,一步到位,直接给教授和博导,先后简直如天壤之别。而且根据我的了解,后面这些大手笔的引进的所谓人才,似乎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我考上硕士搬到学院路后,和他见面就少了。虽然也经常去昌平看他,也经常听别人说他逢人便夸我,说我是他目前教过最满意的学生之类的。我总觉得我在政法大学学生里面人缘那么好,结交了那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在其中多加宣传介绍,功不可没。

  后来我硕士毕业,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如愿到德国攻读博士学位,辗转流落到昌平,他也是少数几个时常关心慰问的师友之一。在昌平的日子,也是我见识世态炎凉的一段日子。但是他的关心和爱护,也是我倍觉温暖的回忆之一。危急时候几百块钱,却是我最艰难时刻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的保证。

  至今记得和他一起合作写作《现代社会中的司法权》时,一起字斟句酌的情景,也记得在他家里和他以及他的夫人三人一起讨论《论公正》里面个别概念翻译时的情景。当时还答应他说,一定要给《论公正》写一个有分量一些的书评,哪知书评写完一半,他却先离我而去了。

  我在法兰克福的时候,碰到一个政法大学99级的学生在这边读博士。有一次谈到程老师,他很深情地说,他之所以能够坚持到现在,在精神上受到了程老师莫大的鼓舞。如果没有程老师当年的鼓励,没有程老师对留学生活的描述,没有他对西方世界的那么切身的了解和阐释,关于到欧洲来读个博士的念头,按照他的家庭条件,他是想也不敢想的。如今,他来了,感觉一切正如程老师所说的,都那么地真实和受益匪浅。

  其实,这种感觉又何尝不是我的感觉呢?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人,在我的生命中也许是最重要的年龄阶段,闯进了我的生活,激起了我对学术和真理的热切追求,来自农村底层,出身卑微的我何尝又曾想过以学术为业呢?也许现在的我也不过是某个外企的小白领,每天没心没肝地挣钱,然后晚上跑到酒吧或者迪厅里面买醉来麻醉自己,或者是某个政府机构的小办事员,每天不是在熬时间就是盘算着如何去讨好自己的上级,最大限度地在既有潜规则中捞取个人利益?

  因此,我很庆幸在自己最重要的人生阶段能够碰到这样一个人,他将梦想的种子洒在我的心田里,并且用心浇灌和呵护它,因为他知道在当下的中国,这个梦想是多么宝贵,又是多么地脆弱。因为这个梦想,我们不辞辛劳,仍然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至今仍然没有向自己妥协,也没有向这个所谓的现实妥协,对自己、对未来、对国家仍然有期待,并且愿意为这种期待负出艰辛的劳动和努力,相信这个期待总有一天会实现。

  因为这一点,我觉得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师之一。

  程老师,一路走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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