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道路
王白与在政治上讲操守，生活上也极严肃。尽管他收入较丰，自奉却极微薄，生活简朴，很少出外应酬，更不打牌喝酒。有一段时间，每天上下班往返城内外，都是步行。有朋友到他家去，只见满屋堆着书籍，没有一样华美的家俱，但对于买书，尤其是汉魏碑刻、晋唐法帖，从不惜钱。他以天下为己任，关心时局，精心研究。他和朋友在一起，多半是畅谈时事。1939年，抗战方殷，国土日蹙。王白与和爱国青年李青源及金陵大学学生，决心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他以纯报人身份主持《华西日报》，撰社论，评时政，不久因受官方刁难，被迫离去。生活陷于窘困，不得不到原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川康铜业管理处工作。终以志趣不合，又复离职。
1944年，在杜桴生(《新华日报》成都办事处负责人)暗中支持下，并得到川康个别军人的赞助，王白与和杜重石、李扬波、蔡梦慰(诗人新闻记者、1949年殉难于重庆军统集中营渣滓洞监狱)等创办《大义周刊》，常撰稿反对蒋介石独裁暴政，间或刊载一些介绍苏联经济建设和解放区人民开荒抗日等情况报道。国民党当局竟迫令其停刊。这时王白与处境十分困难，重返重庆《新蜀报》就任总经理。王白与任《新蜀报》总经理时，抗日战争接近胜利，虽然主管的是行政，但在触及政府施政弊端的问题上，他也执笔著论加以抨击。1945年何鲁、胡文澜等倡议组织“四川粮民借谷索债请愿团”，要求政府偿还战时的借粮。王白与著论支持，痛击政府的田赋政策，指出：抗战既已胜利，政府理应偿还借粮。同年，又因法币不断贬值，物价飞涨，中央银行利用向美国借来五亿美元黄金作幌子，举办以法币折合黄金储蓄存款，吸收游资。而存款到期时，财政部则强令存款人扣减四成作捐献。王白与不惧权势，撰文力斥政府背信，还引孔子的“人无信不立”严厉警告，伸张正义。这两件事，都击中蒋介石的痛处，他和蒋政权的矛盾，愈益尖锐了。为了和蒋介石政府抗衡，王白与参加了“中国农民自由党”。他以为，只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从事生产，国民经济就能顺利发展，国家就能获得真正独立富强。殊不知国民党政府，根本不允许任何政党的存在。“农民自由党”成了空中楼阁。王白与也被迫离开重庆。经过严酷现实教育，王白与和他的朋友们先后走上了坚决接受中共领导以推翻蒋介石政权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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