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白与在测量学堂毕业后，1927年回到重庆。时割据重庆的四川军阀刘湘于投蒋反共之后，捕杀进步学者，深感文案乏人，慕王白与之名，乃接受张澜、蒲殿俊等名流推荐，任命王白与兼21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四川省政府成立后，刘湘主持川政，任命王白与担任四川省政府编译室主任兼川康绥靖公署军官研究班政治部主任。王白与参与机密，刘的重要文电讲话稿，多出自他的手笔，直到1938年，计十年之久。他的政治观点，随时局发展而变化，先是拥护刘湘巩固川政，继而推动刘湘防蒋并兼和逼蒋抗日。他的见解，深得刘湘赏识。

 　　1935年，蒋介石利用四川军阀的反共立场，将其嫡系势力大量渗入四川。一面追剿红军，一面直接控制四川，想一箭双雕。除调蒋军入川，还派别动队、宪兵团，又亲往坐镇，办“中央军官训练团”于峨眉山，目的在于收买和分化四川军政人员，特别针对实力最大的刘湘。1935年，刘湘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开始转变反共立场，暗地接受冯玉祥的使者郭秉毅(河北人，北大学生，中共党员)、汪导余(安徽南陵人，进步人士）、李荫枫(察哈尔人，进步人士)等人的建议，联合抗日，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刘湘这一符合民族利益的转变，得到中共和进步人士及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王白与是一个积极推动者，他和高兴亚、郭秉毅、汪导余、李荫枫一起帮助刘湘在成都举办“川康绥靖公署军官研究班”并担任该班政治部主任。王白与在讲堂上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在学员中引起了极大反响，他们一致拥护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地方实力派采取防蒋、逼蒋抗日的立场，对全国局势发生了良好影响。1936年，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而蒋介石变本加厉地推行对日妥协、对内反共和剪除异己的政策，激起了人民和地方实力派的不满。冯玉祥在中共影响下，倡导反蒋联共抗日，全国各地区军事首脑，如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四川的刘湘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广东的陈济棠等，都先后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刘湘率先发出声援张学良、杨虎城的通电。抗战爆发，他又亲率数十万四川健儿开往京沪和其他抗日前线。这是刘湘的历史业绩，也是王白与对民族和人民的一大贡献。刘湘死后，四川军人先后被蒋介石在峨眉山加以分化，被康泽拉入“复兴社”的王缵绪被蒋介石委为四川省主席。王白与鄙其为人，不愿与之合作，乃断然离开政界。王白与和刘湘观点契合，情谊也深。1938年，刘湘病故于武汉万国医院，他亲赴武汉吊唁。但他始终保持着学士气派，以清高自励，对官场浊气极表厌恶，在刘湘左右虽有几个有识之士，更多的是蝇营狗苟之辈。王白与门前自然也少不了说情送礼、请求牵线搭桥者。应付这些人是他最苦恼的事情。每当会着老朋友，他便要痛痛快快发泄一番，把那些厚脸皮骂个够。有人称道他：“舍专员、县长而不为。出污泥而不染。”